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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 |BOOKS】王大閎VS「現代主義」建築在臺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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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 |BOOKS】王大閎VS「現代主義」建築在臺萌芽

1930 年代的台灣尚未培養出本土的建築師,現代主義是一種風潮,其背後仍然缺乏設計產業鏈。而更不幸的是,現代建築在1930 年代之後的「皇民化運動」及「興亞」政治熱潮中被淹沒了。如果說有這幾座呼吸到現代氣息的作品擁有實際的作用,那就是擴大了台灣人的視野...
長期以來,從歷史、文化的諸多領域來評論台灣建築的特質,一般都認為清代的台灣傳統建築為大陸閩粵古老的封建文化之延續,但在十九世紀末,隨著劉銘傳引入的新政,當時近代建築之曙光乍現,有一些具備近代建築定義的作品出現,例如基隆河上的鋼鐵桁架橋樑、台北機器局的大跨距建築以及淡水、打狗(今高雄)的洋行或領事館,運用了鋼鐵浪板拱樓板。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台灣被納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也順理成章承接著日本的現代建築風潮,特別是1930 年代,民間的住宅及商業建築,住宅如台北淡水河邊的高橋氏宅,十足反映現代主義的特性,簡潔無飾的外觀,水平的大片窗與屋頂陽臺,明顯受到柯比意(Le Corbusier)或包浩斯之影響。商業建築方面,則以台北菊元百貨、台南林百貨、高雄的吉井百貨則表現出成熟的裝飾藝術(ArtDeco)風格。這些建築在台灣現代建築史上應有里程碑的意義。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具備現代主義特徵的建築出現在台灣並不意味著可以根植於此。1930 年代的台灣尚未培養出本土的建築師,現代主義是一種風潮,其背後仍然缺乏設計產業鏈。而更不幸的是,現代建築在1930 年代之後的「皇民化運動」及「興亞」政治熱潮中被淹沒了。如果說有這幾座呼吸到現代氣息的作品擁有實際的作用,那就是擴大了台灣人的視野。
日治時期興建的台南林百貨。圖片來源:台南市政府
建南自宅——現代主義生根發芽之作
王大閎先生在二戰之後來台,並定居台灣,他的作品之出現對現代建築根植於本土具備了實質的意義,以他專業的建築師身分,長期執業於台灣,毫無疑問地,他應該可以說是台灣的建築師。近日他在1953 年所完成的自宅,歷經六十多年後,再度重建完成,成為建築界頗受矚目的大事。建國南路自宅的建築,應可以視為「現代主義」在台灣真正生根發芽之作。因為從這裡開始,王大閎持續創作,並且一路試探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接軌的可能性。
王先生建南自宅是一個正方體,內部安排四片牆,如果說他在這裡有企圖要創造令人有中國傳統形式或空間的聯想,應可能是面對大片落地窗的主牆,與臥房旁的圓孔窗了。極簡的平面構想令我們想起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1924 年鄉村別墅計畫(Brick Country House Project)或1929 年巴塞隆納德國館(Barcelona Pavilion),我們甚至覺得王大閎刻意將自宅化約為一個正方形框,框內以四片牆分割空間,容納生活的基本內容,其平面猶如一顆篆刻的印章。外牆封閉而內部自由而流動,對傳統形成一種挑戰,也似乎意味傳統與現代之並存。從1953 年的建南自宅為始,王先生逐步嘗試以現代主義的精神結合中國古典的空間或形式,不時流露出古典的美感,也許他自己不說,評論者或可將這類作品歸之於「禪味」。王先生一直喜用樸素的色彩,斬石子仿石材、紅磚或面磚與雕琢式的細部。在住宅的設計上,王先生少用曲面或漏斗狀的摺疊式結構,但在公共建築方面,例如1961 年的故宮博物院方案,他就大膽地運用帶有曲面的傘狀形式,雖然最後沒被採用,但同時期的台灣大學第一學生活動中心卻出現了許多連續的摺板。曲面的高潮,眾所周知,應屬1965 年設計的台北國父紀念館了。在王先生後來的作品裡,我們也發現可能也吸收了柯比意、尼邁耶(OscarNiemeyer)與日本丹下健三的代代木競技場之一些曲面塑形特色。
王大似乎閎刻意將自宅化約為一個正方形框,框 內以四片牆分割空間,容納生活的基本內容,其平面猶如一顆篆刻的印章。
近年研究台灣當代建築師作品之論著較多,這是非常值得且重要的工作。所謂「傳統」也是代代累積而成的。相較於其他華人地區,包括1950 至1960 年代的中國大陸,當代建築能兼顧現代性與傳統之融合並不多,而王大閎先生能在幅員較小的台灣留下這些建築,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評論,確屬不易。而建南自宅可視為揭開序幕之作。
《世紀 王大閎》由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策劃,收錄王大閎等十八位建築師、建築學者的文章,從文學、建築、故居、再現四個角度來呈現王大閎先生。(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典藏叢書( 44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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