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爭運動當下，創意與藝術實踐：抗爭現場的藝述？藝術？

2014年春天，318太陽花學生運動（後稱318學運）在台北發起，抗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協議），秋天，親民主的雨傘運動發生於香港，將全世界的眼光集中到青年抗議的非暴力抗爭。這兩場抗議兼佔領行動引發對於民主的重要探討，而示威運動期間大量生產的各種物件、影像與表演，亦是前所未見。我們該如何透過當代藝術創作的視角，看待誕生於社會運動現場的這些事物呢？

我將聚焦討論318學運二十四天的佔領期間，抗爭現場的創意生產與藝術實踐，思考我們該如何透過當代藝術的視角，看待過程中生產的「物」？它們是手工勞動之生產，亦或是如香港藝評人何慶基於雨傘運動中所提議的「藝述」：一種創意表述、作為抗議物件、傳達異議之聲，抑或是具有創作意識的藝術實踐？這些藝述／藝術僅是位處於抗爭現場的現地製作，還是具有政治敏感度潛力的抗爭藝術？僅具有宣傳效果，或是有產生影響政治或社會改革的效力呢？

空間佔領—改造—部署

2014年3月18日晚間，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群眾闖進立法院，隨後佔領，抗議執政的國民黨非法通過服貿協議。服貿協議被視為「檯面下」的協議，是一個「黑箱」作業，佔領立法院即要中止、中斷這項協議。此運動開始於其他抗議者陸續前往現場支援，人群佔領鄰近的街道，阻止警力將佔領者從立法院逐出。第二天，花店老闆將大量盛開、豔黃的太陽花送進立法院，用以鼓勵學生，「太陽花」進而成為這場運動的名稱。

隨後幾日發生幾個重要的事件：3月24日，一群抗議人士佔領行政院，十個小時後遭警方驅離。3月29日，群眾集資的「凌晨4點鐘的民主」（Democracy at 4 am）廣告登上《紐約時報》的封面，向國際社會發聲，抨擊政府的暴力。另外，3月30日，約有50萬名民眾集結，表達人民鬱積的憤怒與覺醒。整場運動在4月10日，經抗議學生及非政府組織之間冗長的討論後，決定退出立法院，為這場抗爭畫下句點。

318學運的第一個直接行動是「佔領」。佔領是同心圓模式：立法院位在中心，鄰近街道為其邊緣，緊緊包圍中心。而立法院內部的空間被佔領者重新部署，議場正中央是架著無數攝影機的媒體區，右邊是律師區，左邊是宣傳區，後面則是資源中心與休息區。其空間佈局中，最關鍵的元素是「發聲」，透過二十四小時的現場直播，如同電視實境秀節目般，讓外部可以同步得知立法院內的現場狀況。同時，立法院從議場空間，被改造為佔領者的暫時居住空間，而佔領者之間對於運動的歧異態度也讓空間區隔為一樓與二樓。

立法院外的街道，是同心圓的外層，支援的群眾佔領駐紮街道，迫使警方無法進入立法院進行清場，這個空間結構保護立法院內的佔領者。同心圓的空間部署一層一層的包裹，將不同立場的抗議者、警察都緊緊相繫於同一時空，使彼此既是對立，又處於共享狀態。這種同心圓的空間結構，形成日籍攝影師兼策展人港千尋在《革命的做法：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一書中的觀察：「街頭上發生的諸多事件，將內外之間的緊繃情勢，化為一種辯證式關係，而非發展成暴力。」在立法院外的街道，民眾自發地將街頭轉變成生活空間，將原有的行車馬路空間，區分為資源區、醫護區、帳棚區、自習區等，群眾直接體驗街頭生活，而此種身體經驗激發許多反思，例如什麼是生活的本質？提升生活品質需要什麼？而這個體驗又回應到「服貿協議」的問題，若通過此協議，是否會影響自己未來的生活樣貌等等。在此時此刻，街頭轉變成公共廣場，成為對話、討論與思想交流的交會點。這場運動將街頭的「非地方」（non-place）變成共同生活實踐的「地方」（place），在佔領期間注入情緒，並相互連結，這使得日常生活變成一種對抗形式。

文化人詹偉雄於318 學運期間，在自己的臉書上提到「佔領」有三個層次，準確地揭示太陽花運動中的「佔領」：（1）把原來屬於我們卻遭受濫用的，搶回來；（2）中斷那（不如此即）將更往下墜的沉淪；（3）讓一個全新而自由（卻尚莫之能名）的生命方式，譁然進入時代場景中。

因此，「佔領」不僅是佔據一個實體空間，同時創造一個例外狀態之下的「時間—空間」。此一例外狀態允許想像、創意、實驗等各種可能性的生成。香港學者彭麗君談同年發生的「雨傘運動」，認為「佔領」是一種共居實踐，是一個讓民眾現身與群聚的機會。「佔領華爾街」發起人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認為佔領運動實踐「直接行動」，釋放社會、藝術與思考的創造性，也是一種「預示政治」（pre-‑gurative politics），實踐可能的未來社會圖像，並創造更多想像的空間。

視覺政治：象徵符號之創造

「佔領」作為空間的重新佈署，為視覺政治的第一層，而象徵符號的創造與大量現身則是視覺政治的關鍵。在這場運動中，「太陽花運動」的命名純屬偶然，表達支持的太陽花（又名向日葵）在佔領後的隔天被送進立法院，後來南部的花農也接二連三地送太陽花來聲援。「太陽花」除了是個吸睛的符號，也有光明正向，且充滿希望的寓意。同時，利用花朵命名學生運動也是台灣近代歷史的傳統，例如「野百合學運」（1990）象徵自主性、草根、純潔、崇高等，「野草莓學運」（2008）是對於「草莓世代」脆弱、需要保護的反動。然而，「太陽花運動」之中的太陽花象徵與運動本身並沒有更深層的意義，僅為偶然機緣。

這場運動另一個象徵符號是「黑箱」，是對非法通過服貿協議的反動，視之為「檯面下」協議。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動，本意為恢復該場域原本的功能，即「說話的場所」，發言表示意見之地。港千尋在其書中強調「眼力」在此運動中的重要性，一方面代表學生能「看透」黑箱的存在，或代議政治（議會民主）的失能；另一方面也意指他們對未來的「遠見」。依此脈絡，「可視性」（visibility）可視為這場運動的關鍵思想。在此運動當中，許多二元對立的比喻出現，例如黑箱（不可見、黑暗）vs 透明、暴民 vs 良民，以及邪惡 vs 正義。這些比喻都展現在不服從的旗幟、海報、塗鴉與各式裝置、物件上，可視之為視覺政治的「再現」。

視覺文化學者張世倫主張「參與者積極展現自己創作的影像」是太陽花運動的鮮明特色。運動現場生產大量的影像，這些影像「展現」參與者的觀點與訴求，宣稱「我在這」、「我看見」、「我參與」，以及「我是場運動的見證者與一份子」。例如，「見證民主」（Witness Democracy）是拍攝參與者拿著「見證民主」的標語，作為現場的抗議表演；「藝術人在立法院」（Art People in the Parliament）是一系列攝影，利用一個大型畫框揭露立法院內部生活的現實狀態。更有計畫是請外國人舉起支持運動的大字報，展現他們對運動的支持。這些計畫的特點包括：下而上的常民參與、聚焦參與者自身的感性分享，以及被無所不在的攝影機捕捉的影像。後續出版品也多以「見證」觀點呈現，例如《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太陽花運動．我來．我看見》（2014）、《這不是太陽花運動：318 學運全記錄》（2015）。

過去，社會運動仰賴主流媒體報導，從記者、編輯、媒體立場到外部政治壓力，相關資訊經過一層層的篩選，這些現實是被控制的「再現」。然而，此次運動，拜科技所賜，人人手上的智慧型手機，既是個人相機、攝影機、剪輯器與發送器，訊息、文字、影像，甚至直播透過無所不在的網路，即時上傳，分享於社群平台，如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等。這樣的條件改變社會運動的動員、訊息傳遞參與的方式。透過網路，「在場」與「不在場」的界線變得模糊，社群的鍵盤支持成為有別於現場的另一個力量。

在此視角下，318學運符合學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所稱的「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 Social Movement）。這是以多種形式串聯起之網絡，並藉由佔領都市空間而形成運動，創造「同在感／親密無間的連結」（togetherness），並於佔領的空間形成所謂的「自治空間」（space of autonomy）：一個由網絡空間與城市空間混合構成的第三個空間。此一空間是公民審議、參與，以及希望之所在。太陽花運動正是「網絡社會運動」，不僅是空間部署上的挪移，參與者的創意生產更是這個運動讓人耳目一新的主因。

情感轉向

張世倫在其文章中也強調「情感轉向」（a­ective turn）可做為理解太陽花運動的非暴力抗爭因素。在324佔領行政院，以及佔領者被警方暴力驅逐之後，滅火器樂團歌手兼詞曲創作者楊大正以「我們需要一點溫柔的力量」為發想，寫出〈島嶼天光〉這首歌，並在立法院佔領的現場錄音，上傳、發佈於網路，此首歌曲廣為流傳，幾乎成為318運動的主題曲。歌詞展現「care」之特質，包含關懷、設想、照料、保護等意義，大意是關於一名年輕人，面對不正義，準備爭取自己的權利，所以向愛人與母親道歉與道別，陳述心情：「換阮做守護恁的人」。這首歌也採用黑暗／光明的譬喻，指稱夜晚將盡與黎明將近，將成為「已經是更加勇敢的人」。在許多場合中，這首歌深深打動抗議者的心，鼓舞他們繼續努力，這首歌成為這場運動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港千尋認為「care」是「注意並理解他者的需求，同時思考、尋求如何滿足這份需求的方法」，他進一步說明：「太陽花運動在保護（care）民主主義的同時，也為他者設想，兩者不可分離」。運動現場，「care」不止於抗議者之間，也出現在抗議人士與警方之間。港千尋認為「care」是對弱者的掛慮，「運動的目的並不在於救濟弱者，而在於過為弱者設想的經驗，逐漸改變社會」。而我認為「care」也是一種支持的本質，在運動的現場，參與者皆主動貢獻自己所擅長、精通之處，展現特殊的多工技能，也樂於與他人分享。運動現場四處可見的標語、旗幟、海報、藝術裝置、表演等，皆是這種以朋友社會之精神相互支持下的成果。

作為抗爭物件的「藝述」

不同於其他社會運動，318學運特殊之處在於街頭隨處可見的創意物件。這些大部分是由一般民眾自發的手作，有些是由藝術家協助的民眾參與計畫，有些則是由不具名者為對應現實局勢而做，用以抵抗。然而，這些集體、匿名、具有功能性，服務於運動現場需求之物，例如做為臨時路障的「椅子山」、「電風扇團塊」、作為戰略圖的立法院周邊立體模型等，它們在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但運動結束之後，恢復原有物件原有功能，我們該如何看待？

學者在談論社會運動中的創意生產，常常視之為「手工藝」、「勞動」，例如學者何明修認為「手工藝創作在佔領區是相當常見的活動」、「做手工藝正將閒置而沒有用途的時間轉化為有用的、有意義的勞動力，也加強共同一致的團結感」，或者香港學者彭麗君所說「雨傘運動」的狀況，「這場運動激發人們去打造各種事物——包括器具、網絡，甚至社——我們可以叫這些產物做藝術、手作或民間的共享技藝」。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看法侷限、忽視這些創意生產的意義。我傾向進一步強調這些創意物件的重要性，將之視為集體創造之抗爭物件，是一種說話的方式。香港文化人黃宇軒稱之為「群眾創造」（crowd creation），而香港藝評人何慶基則提議用「藝述」（artistic expression），這是在玩味「藝術」在廣東話中的語音雙關，將重點從藝術技術，轉移至表述的渴望，作為一種創意的表述。我認為這些創意物件是民眾提出自己觀點的機會，可稱之為「庶議」，「庶」作為平民、大眾、眾多等意義，「議」為議論紛紛、提出異議、生產歧異等，也就是這些物件是大眾對於事件的議論、提出觀點的方式。

佔領立法院的第一個晚上，學生將他們在立法院裡可找到的椅子堆積起來，堵住側門，也用藝術家張大千的名畫卷軸作為門閂，防止警方衝進立法院。學者張小虹將椅子稱為「椅子山」、名畫當作「阻擋物」，認為它們成為抵抗的物質，已然脫出原初的意義，形成藝術裝置，也是將日常物件在緊急狀況的挪用，視為藝術裝置的新形式。一年後，張小虹為文再加強說法：「椅子山作為『爆破裝置藝術的裝置』之關鍵，乃在於將『複數』的椅子，創造轉化為藝術的『複數力量』，重新改寫『美學政治』的革命可能」，以及「這正是我們思考椅子山作為運動—藝術『觸受強度』而非『再現形式』的可能起點」。

然而，不同意張小虹評論的聲浪湧現。最早回應張文的是第一批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汪彥成，他主張「椅子山」是個「抗爭物件」，而不是藝術或藝術行動，強調「椅子山的生產涉及廣泛的政治動員、群眾動員、知識技術動員，甚至是情感動員⋯⋯，這裡有人、運動與物質之間多重複雜的勞動關係與身體經驗」。這個說法是正視「群眾創造」的集體力量，而非用藝術之名將之收編。港千尋也反對將「椅子山」、「電風扇團塊」等視為裝置藝術，認為「1960年代初期，藝術家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在巴黎的街頭用汽油桶堆積而成的牆，已經是一種屏障、一種街壘。把它看成裝置藝術是錯誤的，應該說巴黎街頭巷戰所產生的街壘記憶流入藝術之中，這才是正確的看法」。

香港的「民間博物館計畫」曾在2002年舉辦「示威遊／尤物：一個看我們如何表態的展覽」，以「表現性物件」（performative objects）指稱這些抗議時所出現的物件，認為「人們可以不斷創作和展示這些物品，部署當下的臨時戰術，並將臨時性素材，（或許以有限的能力）轉化為表述性資源」。這個展覽認為「示威的重點在於：展示訴求，或人民的威力」，展覽是將抗爭行動視覺化，展示示威，同時也如展覽副標題「我們如何表態」之展示。

另外，2015年英國倫敦V&A 博物館舉辦的「抵抗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展出抗爭現場實際具有宣傳、表態、防衛、抵抗、攻擊等功能性的創意物件，視為一種「設計」，稱之為「抵抗的物件」。以上這些說法提供我們理解抗爭中物件具有表現性、功能性與生產性，以及抗爭物件是一種表態、表述與表演。

本文節錄自《「藝術／運動」作為公共平台：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一書（惟段落經編修，欲閱讀完整段落請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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