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光之城(下):巨型螢幕的觀看方式、空間重構與公共性
巨型螢幕不是只「讓影像變大」,而是開始參與城市的組織。建築可以成為畫面,街區可以成為播放結構,人的身體可以成為輸入,而公共空間則可能變成媒介內容的生成場域。觀看終於成為空間、時間與權力交會的方式。
巨型螢幕不是只「讓影像變大」,而是開始參與城市的組織。建築可以成為畫面,街區可以成為播放結構,人的身體可以成為輸入,而公共空間則可能變成媒介內容的生成場域。觀看終於成為空間、時間與權力交會的方式。
2026年韓半島雙年展季隨光州雙年展揭開序幕,各地藝術活動接連登場。由何子彥策畫的光州雙年展出發,觀察展覽如何透過身體、關係與政治記憶回應當代議題,以及臺灣館在地緣政治爭議中的特殊位置。隨後轉往以「勞動」為題的大田國際攝影節,檢視東亞影像中的勞動敘事與冷戰記憶,最終回到首爾徐道獲大展,探討韓國當代藝術的在地文化、國際影響力及其權力關係。
當「文化未來式」與「未來的古蹟」成為文化政策的關鍵詞,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是否真的走向未來?從韓國「首爾未來遺產」的保存實踐,回望臺灣一處處面臨保存爭議的潛力文化資產,當「現在式」尚且難以守住,我們留給下一代的,究竟會是文化資產的「未來式」,還是一場又一場的「告別式」?
考察「一八九五」作為臺灣近代美術史起點的可能性,會發現這一年不僅已有幾位藝術家來臺,同時也存在基於當時政治、軍事事件為題材的創作。本文嘗試基於上述兩個提問,探討作為政治分期的「一八九五」,是否具備作為國家級近現代美術館分期的可能性。
城市裡的螢幕原本只是資訊與廣告的載體。它們附著在建築外牆、商場立面與交通節點,向行人傳遞影像。然而,當螢幕從櫥窗、看板與室內顯示器擴張成巨型建築的外表,便不再只是「放置影像的地方」,反而開始改變城市自身的觀看方式。
荷蘭邊境城市安恆,因一座公園而留下特殊的戰後藝術史。自1949年起,「Sonsbeek藝術計劃」便以公共藝術回應城市重建,也讓藝術走入居民日常。來到2026年,展覽再次從Sonsbeek公園延伸至城市各處,透過殖民、戰爭、身份、記憶與公共空間等議題,將一座地方型藝術展,展開成觀看當代世界史的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