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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入室──中國古代插花藝術與花器發展:那些與插花、花器有關的二三事

鮮花入室──中國古代插花藝術與花器發展:那些與插花、花器有關的二三事

A Room with Flowers -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lower Arrangement and Vases

深入探索中國古代「花事」文化與「花器」美學演變,從佛前瓶花的宗教用途、魏晉南北朝的供花形式,到宋代文人書齋插花與宮廷生活的審美品味。本文爬梳插花藝術如何滲入士人生活,分析花事實踐與花器設計之間的關聯,詳述梅瓶、玉壺春瓶、占景盤與鈞窯陳設器等經典花器的歷史與功能轉變。從李嵩〈花籃圖〉、陳洪綬〈歲朝圖〉等名畫出發,連結文獻記載與考古出土器物,展現中國花事如何融合信仰、禮儀、日常與藝術,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器用審美與插花哲學。

從佛事到書齋,風靡上下階層的插花雅事

插花、賞花古今以來都是閒情雅事,人們為自己的書房點綴花卉,看來格外令人心靜且別緻。插花從宋代開始被文人墨客當作書房閒事之一,但其實中國插花用以欣賞的歷史相當久遠,若是以花卉作為生活紋飾,那可是從上古時代就可見到例子。但講到確切的以瓶、盆插花,時間就要稍晚一些。

◆插花從佛事開始

圖1 北魏孝昌三年(527)皇甫公窟北壁(局部),可見有一供養瓶花雕飾。圖取自搜狐〈龍門石窟.皇甫公窟〉。

根據學者推測,中國最早的瓶花,應該是從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中國開始,且當時的瓶花形式相當多元。當中,龍門石窟北魏孝昌三年(527)皇甫公窟北壁釋迦多寶像龕中的右側有一供養瓶花的雕飾(圖1),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所長任志錄將此一供養瓶花形式分類為隨意單供瓶花形式,是該形式所見最早的例子。隨意單供瓶花意指佛窟之中隨意處雕飾瓶花,只在乎瓶花的形式,而不拘泥於位置。該供養瓶花雕飾瓶口為撇口、粗頸、鼓腹,數枝蓮花插於瓶中。任氏認為這些供養瓶花的形式來自於印度,並隨著佛教的腳步傳入中國。同時,任氏也比對了此一時期留存圖像可見的花瓶樣式,除少數來自於印度,其餘都是中國既有或者是此時期才出現的花瓶樣式,表示供養瓶花圖樣形式在中國快速傳播的同時,也迅速地實現了在地化、中國化。

佛前供花形式有相當多種,除了以瓶插花,日本奈良正倉院也保留了當時以「散花」形式的供花器具。散花即將花瓣、花片放入輕便的容器之中,必要時撒散於佛前之用。日本奈良正倉院保留了以彩色玻璃、銅線、黃綠玉石編織而成的〈雑玉幡〉,即有可能是當時舉辦佛事時所使用的花籠。

◆花事的紀錄

目前多數公認最早關於插花相關的文獻記載可見於《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記載中提到南齊王子母親病重之時,看見佛前僧侶在圓形銅器中盛水並插上供養者的供花。此後他誠心於佛前許願母親若從病重中恢復,便讓花卉永不凋謝,七日之後,供養的花不見凋謝,反而開得更加茂盛。由此可見,佛前供花是瓶花形式在早期流行的形式。

時間一久,對於花卉的欣賞自然而然地從宗教走入人們的一般生活,插花、賞花的風俗開始在上層階級流行,先是皇室,再到官員大臣,甚至到一般平民百姓也會添置花卉於家中。唐人歐陽詹(755-800)的〈春盤賦〉中便提及了當時女子於春節前後製作「春盤」的盛況:「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枝,葉陶甄之妙致;片花片,得造化之窮神,⋯⋯庭前梅白,蹊畔桃紅。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叢。呼噏旁臨,作一園之朝露;衣巾暫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創運。從眾象以遐覽,總群形而內蘊⋯⋯。」春盤最初是用辛香料來插盤,用於新年祭祀奉神,但在歐陽詹中筆下的「春盤」,則用華麗的絲織品做出鮮豔的花卉,並將其接到假花枝上,插在盤中,製造出滿盤春色。

插花、賞花逐漸發展,自然地就會出現相關論著,在晚唐出現的一篇論著〈花九錫〉中,竟將花卉與天子之禮扯上了點關係。「九錫」為皇帝賞賜給臣子的九種物品,循著這個邏輯,〈花九錫〉作者羅虯(生卒年不詳)羅列出了插花的九個條件步驟,分別是重頂幃(障風)、金錯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貯)、雕文臺座(安置)、畫圖、翻取、美醑(賞)、新詩(詠),從工具、盛裝的器皿,再到賞花、賦詩,點出了一套完整的流程。五代的賞花專著張翊(生卒年不詳)《花經》,更進一步的將花卉擬人花,將官職的九品九命安放在了不同花卉的頭上,從一品九命到九品一命,各有不同的代表花卉,為後世賞花、品花帶來了不小的影響,如宋代的「花十友」、「花十客」等。

◆那盆來自宮廷的花

時至宋代,不論是宮廷到平民,甚至是文人墨客都愛賞花,也會插花。如大家熟悉的宋代名人蘇軾(1037-1101)便會親自動手種花、插花,其所撰的《格物粗談》中記錄了不少自己的心得,如「種蘭去土用水浮炭屑種之」、「十月中,以糠覆襄荷根下,則過冬不凍死」、「養荷花以溫水入瓶中,以紙蒙固,將花削尖,簪則花開」等。南宋吳自牧(生卒年不詳,宋度宗年間人)的《夢粱錄》中曾提「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插花也成了宋代文人「四雅」之一。

圖2 國寶 宋 李嵩〈花籃圖〉,絹本設色,26.1×26.3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要說上一籃大家最熟悉的花,宋代李嵩的〈花籃圖〉大概是必不可少的。實際上,李嵩的〈花籃圖〉一共有三件,分別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上海龍美術館。在臺灣的大家最常見的應當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花籃圖〉(圖2)。這三件〈花籃圖〉有什麽區別呢?其實三份花籃中的花卉分別對應了春、夏、冬三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花籃圖〉屬於冬季花卉。

李嵩(約活動於1190-1264)為南宋光、寧、理宗三朝畫待詔,工於界畫,繪畫手法精細別緻,其精湛畫功也體現在〈花藍圖〉中。圖中的花卉蓬勃開展,色調鮮豔又不過於豔俗,表現出花卉最為美麗的一刻。花籃由左至右分別插著水仙、綠萼梅、山茶、蠟梅及瑞香等(對於花籃中是否有丁香一事,學者各執一詞),花開時節都在冬季,且都帶著吉祥寓意,或許正是春節擺放裝飾使用。整體構圖相當緊湊,花卉繁複但有序地擺放在花籃之中,不論含苞或盛開,皆向著花籃的中心集中,足見插花者的用心。

有學者認為這樣的籃花插花作品,其底部應該有支撐花葉枝條的用器,也就是「占景盤」。「占景盤」為宋人陶穀(903-970)撰寫的《清異錄》記載的一種陶瓷用器,《清異錄.器具門.占景盤》:「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疑占景盤,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添清水,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圖3 宋〈耀州窯花器〉,12.5×19.1×193公分,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Public Domain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榮譽教授謝明良曾討論占景盤,認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一件北宋晚期耀州窯的作品可以讓世人略為知曉占景盤可能的樣貌。宋〈耀州窯花器〉(圖3)為一個深腹圓缽,缽內設有一倒扣、鏤空的圓臺,此圓臺並不能取下,圓臺座的四周裝飾著張大著口的獸首圓管。此一圓缽還有一獸足臺座,但不能確認是否是原配件。謝明良推測這類型的器形很有可能是前述所說的「占景盤」,圓缽內的圓管就是拿來插花,使著花莖挺立,就如同明清常見的銅膽功能一樣。類似功能的花器,還可見到如〈青瓷五管瓶〉的多管瓶器形(圖4)。

圖4 南宋龍泉窯〈青瓷五管瓶〉,高12.4公分,口徑5.1公分,面徑13公分,底徑7.1公分,足徑7.2公分,腹圍43.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鮮花可不能插在牛糞上!略探中國花器

明代文人重視生活品質,當時市面上有著不少指導文人該如何生活的百科式書籍,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高濂(1527-?)的《遵生八牋》,《遵生八牋.燕閑清賞箋》提及「瓶花之宜」、「瓶花之忌」及「瓶花之法」,分別記錄了瓶花在不同場合該使用何種材質,不該使用的花瓶,以及花瓶與花卉尺寸大小等該注意的地方外,也詳細羅列了各種花卉插花之法。高濂的「瓶花之宜」、「瓶花之忌」及「瓶花之法」後也被稱為「瓶花三說」,影響了日後的袁宏道(1568-1610)的《瓶史》。然而,在明代之前,人們有時只是隨手拿了一個器皿,就來插花了。

◆從酒瓶到花瓶:梅瓶與玉壺春瓶

中國古代插花的用器,經常有複合式用途,梅瓶與玉壺春瓶即是當中的兩個例子。「梅瓶」之名來源尚未有定論,泛指「口細而項(頸)短,肩極寬博,至徑稍狹,折於足則微豐,口徑之小與梅之瘦骨相稱,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此作式,元明暨清初,歷代皆有斯製」的瓶式。這段對梅瓶的描述出自於晚清許之衡(1877-1934)《飲流齋說瓷》,大體上描述了梅瓶的外形,小口細頸,豐肩,肩部以下漸次收斂至足部。從這段記載可知,時至清末,梅瓶是作為花瓶使用,且特別適合拿來裝飾折枝梅花。

圖5 遼 張世卿墓〈侍者進食圖〉。圖引自孫建華《內蒙古遼代壁畫》,文物出版社,2009。

關於梅瓶的歷史,最早可以推溯至唐代,但大量出現於遼代至宋元明清之間。早期的梅瓶可能是文獻中記載的「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其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宋趙令時《侯鯖錄》)中的「酒經」。前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廖寶秀在文獻的基礎上,查找到不少宋元間的壁畫描繪有梅瓶作為酒瓶的情形,其形式多是與飲食器飲同擺放於地上或臺座之上(圖5)。現存的金代磁州窯梅瓶上甚至出現有器腹上寫著「醉鄉酒海」的帶款梅瓶,足見其當時確實作為酒器使用。

(左)圖6 宋13至14世紀〈磁州窯白地黑花牡丹紋瓶〉,高39.4公分,口徑4公分,底徑11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圖取自Colbase。
(右)圖7 明〈青花花果紋梅瓶〉,高29公分,口徑5公分,底徑11.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根據廖寶秀的推論,梅瓶使用方式的改變,過渡於元代,主要展現於梅瓶器形上的改變。元代之前的梅瓶,多為小口、短頸、圓肩、胴體修長,腹部收斂至底足,瘦足,整體呈現出瘦高型的模樣(圖6),遼代時期的梅瓶特別窄瘦,甚至被稱為「雞腿瓶」。元代以後的梅瓶,重心下降,整體器形趨於穩重,底足變寬,從酒器過渡陳設器(圖7)。至明代中期之後,梅瓶經常作為陳設花器,畫家筆下就出現不少例子,如明陳洪綬的〈歲朝圖〉(圖8)。廖寶秀認為時至明清時期,市面上已經有著比梅瓶更加實用的酒器,梅瓶過於碩大、窄口且上豐下窄的器形,在倒酒時實在不便,轉變使用方式也是時代所趨。

圖8 明 陳洪綬〈歲朝圖〉,絹本設色,90.2×41.1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另外一種酒器花器雙重身分的例子便是玉壺春瓶。將玉壺春瓶視為酒器,濫觴於「玉壺春酒」,眾人認為裝著玉壺春酒的瓶子自然就是玉壺春瓶,但其實我們並無法確切知道裝著玉壺春酒的酒瓶是否為現在所認知的「玉壺春瓶」。今日所熟知的「玉壺春瓶」的瓶口折沿,細長頸,器頸部上下微撇連接口沿與腹身,腹部渾圓,矮圈足(圖9),然根據謝明良教授的提示,這類器形被稱為「玉壺春瓶」最早只能被上溯至清代初期,在明代被稱為「壺瓶」。此類外型的用器最早可以推至北魏時期。同時,他也提示此器形的來源可能為西亞的金屬器,抑或是玻璃器等。

圖9 清〈白瓷雕花蓮花紋玉壺春瓶〉,高36公分,口徑8.7公分,底徑11.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該類玉壺春瓶之瓶式在唐代就見有壁畫描繪其為花瓶,但在一些墓室壁畫中的「備酒圖」場景中,也可以見到其身影,並且這些備酒圖場景都有一些配套用器,通常都伴隨著梅瓶、帶杓酒海、帶托盞等飲酒用器,更可證明作為配套一同出現的玉壺春瓶瓶式,此時是作為酒器使用。

圖10 日本國寶 元〈青瓷褐斑玉壺春瓶〉,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攝影/六田知弘。©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Open Data

為此類玉壺春瓶瓶式的宋代青瓷器曾經過貿易航線傳入日本,被稱之為「花生」或「花入」,在茶道的世界備受重視(圖10)。瓶花在日本茶道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日本知名茶人千利休(1522-1591)曾留下「利休七則」,相傳是千利休回答弟子提問的內容,當中便包含了關於插花的一則,內容說到「花は野にあるように」(瓶中花如在原野),此話的意思並不是說要保留花在野外的樣貌,插花應該是要讓賞花之人能自然地想起花朵在野外綻放的模樣,不過度追求華麗外表。

◆生來就是花器:陳設類鈞瓷

目前所知鈞窯瓷器中,當中有一類特為陳設用器,多數更是作為花器使用,這類陳設器花器多為盆、缽,器底刻有數目字為記號,由於此類作品多為傳世品,為避免與窯址出土的鈞窯器混淆,學界多稱為「官鈞」、「傳世鈞窯」或「陳設類鈞瓷」等。學者推測陳設類鈞瓷大約的製作年代應該在14世紀後期(約略元末明初)。

關於鈞窯當中這類特別作為花器存在的陳設類鈞瓷,文獻上也的確有提及,《遵生八箋》中「書齋清供花草六種入格」中多次提到「均州」瓷器:「春時用白定哥窯、古龍泉均州鼓盆,以泥沙和水種蘭,中置奇石一塊。夏則以四窯方圓大盆,種夜合二株,花可四五朵者,架以朱幾,黃萱三二株,亦可看玩。秋取黃蜜二色菊花,以均州大盆,或饒窯白花圓盆種之⋯⋯」可知這類陳設類鈞瓷早在明代就已經是插花、種花的絕佳用器。

圖11 金至元〈鈞窯丁香紫釉渣斗式花盆〉,高19.5公分,口徑21.3公分,足徑12.1公分,腹圍67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圖11 〈鈞窯丁香紫釉渣斗式花盆〉盆底文字:「養心殿」「東暖閣樓下用」。©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陳設類鈞瓷見有幾種特定的器形,如出戟尊、渣斗式花盆(圖11)、仰鐘式花盆(圖12)及鼓釘洗、葵花式盆托(圖13)等。雖然在上述的文獻中有提及陳設類鈞瓷拿來種植蘭花、夜合等花種,但其實明人早期使用陳設類鈞瓷最主要是「蒔養菖蒲」。

(左)圖12 明〈鈞窯天藍葡萄紫釉仰鐘式花盆〉,高14.7公分,口徑19.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右)圖13 (傳)明〈鈞窯葡萄紫釉葵花式盆托〉,高6.2公分,口徑19.6公分,底徑18.7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據明代人對於養菖蒲的描寫可知,多數是使用水養菖蒲,這也是為什麽在明代畫作中看到養菖蒲的器具除仰鐘式盆外,盆下還會多了一個托(圖14),並且稱這類陳設類鈞窯托為「水底」,而成套的陳設類鈞窯花器(盆加上托)被稱為「水奩」,用以滿足養菖蒲「根宜蓄水,而葉不宜近水」的養殖原則。深圳博物館的郭學雷表示,養菖蒲其實早在宋時就已經流行,並主要流行在文人仕紳階級之中;菖蒲清供到了明代又再次復甦,陳設類鈞瓷的大爆發,就是和這波蒔養菖蒲的風氣息息相關。

圖14 明〈十八學士圖〉及局部,絹本設色,173.7×103.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人不善賞花,只愛花之妙。花好在顏色,顏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使人莫造。寓意於物者,自得之。」現代生活節奏緊湊,心情容易浮躁,但在那時那地,窗稜邊上開滿的花草,或者細心養護的一朵小花,都能成為平靜的一剎那。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廖寶秀〈梅瓶史略―梅瓶的器用及其器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第122期(1993.05),頁52-79。
謝明良〈《清異錄》中的陶瓷史料〉,《故宮文物月刊》第190期,1999.10,頁76-87。
謝明良〈關於「玉壺春瓶」〉,《故宮文物月刊》第291期,2007,頁30-47。
任志錄〈中國瓶花的早期形式〉,《故宮文物月刊》第381期,2024年12月,頁98-111。
陳玉秀、林容伊主編《花事.閑情》,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
李渭華、劉健《中國插花藝術史話》,中國林業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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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394期〈鮮花入室-中國古代插花藝術與花器發展-那些與插花、花器有關的二三事〉,作者:王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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