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社群在公元7世紀形成之初，它便如同一條有多條支流的大河一樣，從阿拉伯半島、地中海沿岸奔流而出，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奇蹟般地向東、西、南、北方向拓展，攜帶著信仰、制度和創造力，在不同的地理與文化環境中生根發芽，並融合本地已經存在的藝術和文化，利用各地特有的物產和可以取得的原料，形成了每在一地都有其特色，但又在視覺上擁有清晰可辨的伊斯蘭風格的藝術。縱觀香港故宮「天方奇毯─伊斯蘭與世界文明的交織」的展品，都可以清晰反映出來這種多樣性中蘊含著統一的特徵。
公元14至16世紀帖木兒帝國崩解之後，其豐厚的文化遺產滋養了後續的三個大帝國，這三個大帝國分別是奧斯曼帝國（註1）、薩法維帝國和蒙兀兒帝國（註2），常被稱作前現代的三大穆斯林帝國。這三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軍事實力都十分強大，對近代歐亞大陸的影響很大，它們連同同時期的明代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文化水平最高，人口最多，經濟最富裕的地區，它們彼此間也互有外交、經濟往來。從這些接觸中構成的藝術體現，構成了本次展覽的看點主軸─文化的交流和連動的歐亞大陸，以及伊斯蘭藝術中的多樣性和統一性。
由器型交流談起
在「天方奇毯」展廳的入口處，觀眾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伊斯蘭世界的金屬器和明清時期的官窯青花瓷，這些物品在器形、紋飾上一目了然地展現出了伊斯蘭金屬器物的造型對於明清青花瓷設計的影響。這種器形上出現的互動，生動展現了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域外宮廷，尤其是位於赫拉特（Herat）的帖木兒宮廷建立起外交聯繫的現實。在下西洋活動結束後，明、清兩朝都有海禁之舉，因此與伊斯蘭世界的商業和外交交流都有減少。有意思的是，這一點也若隱若現地反映在了這個展示單元裡。在這件青花「無擋樽」上面（圖1），寫有一種乍看下來是「阿拉伯文」，實則無意義的假字符，由此可見當時的工匠模仿了器形，但是並未像對於伊斯蘭有極大興趣的明代正德皇帝時期那樣，在瓷器上明確無誤地寫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內容。可見，這種交流停留在器形層面，而不是意義層面，是一種對「異國情調」的追求。這種現實從本次展示的青花「花澆」器物的得名上可見一斑（圖2）。這一類器物在帖木兒王朝時期是常見的飲具，常常出現在當時的畫作中。但是在清康熙時期的清宮庫存記錄上，被登錄為「花澆」和「花洗」，可見由明代閉關以來，時至清代，人們已經不知道這種器物原型的本來用途，其用途也發生了改變（註3）。
蘭藝術博物館藏。攝影／苑默文。
物館藏。攝影／苑默文。
細賞〈阿爾達比勒─薩爾動物地毯〉
淺嘗跨歐亞大陸東部和中、西部的器形交流以後，展覽最精彩的部分徐徐展開。一塊16世紀的精美地毯〈阿爾達比勒─薩爾動物地毯〉特別吸引觀者的注意。而第二單元和後面的幾個單元分別是聚焦介紹薩法維王朝、蒙兀兒王朝和奧斯曼王朝，探討每個王朝的地毯和其他介面上的藝術品（例如抄本）之間的設計和創作關係，也探討了地毯的文化意義，圖案設計和知識的跨域傳播，以及來到各地之後發展成的地方風格。
在薩法維伊朗製作的16世紀〈阿爾達比勒─薩爾動物地毯〉（圖3）的構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藝術中十分強調的秩序和對稱構圖。雖然地毯的畫面猶如一幅花園場景的鳥瞰圖，但是裡面的鳥獸動物以及花菜，都呈現出了幾何一般的規律和對稱，它所表現的自然，不是肉眼看到的自然界，而是概念中的世界，是一個至睿萬能、全聰全明的造物主所創造的一個萬物相生相剋、生生不息，又無不遵守其完美規律的世界。這樣的排列與地毯織造技術本身的經緯結構有關，實際上也是伊斯蘭世界觀和宇宙論的體現。這種構圖，和同場展出的北京故宮收藏的新疆進獻給乾隆皇帝的一塊金絲線地毯，雖然尺寸、時代、材質各異，但是有著共同的審美追求─一種有律動節奏的和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爾達比勒─薩爾地毯〉上，反覆出現一個十分有代表性的場景：一隻獅子正在撲咬一頭鹿（圖4）。這個圖案出自古代伊朗經典的「獅子咬牛」圖案，它也反映了伊斯蘭藝術的一個特色，就是擅長吸收和發揚更古老的、先伊斯蘭時期的紋樣。所以我們可以說，伊斯蘭藝術的多樣性不僅僅是共時性的，也是歷時性的。
在接受伊斯蘭信仰之前的古代伊朗文化和藝術中，獅子咬公牛的圖像是一種很常見的浮雕或圖案，常常出現在薩珊王朝的銀盤，也出現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宮殿遺址的浮雕上。它的背後是古代伊朗人的天文知識和符號象徵。春分是一年中太陽直射赤道、晝夜幾乎等長的時刻，在古人眼中，它意味著新一輪太陽年的開始，也是萬物復甦的節點。在更早的天文年代，由於地球歲差的影響，春分點曾位於黃道的金牛座（註4），因此公牛被視為春分與春季繁盛的象徵，與大地的肥沃、農作的萌發緊密相連。而獅子座則屬於盛夏，與烈日、光明與熱力相對應，在占星傳統中由太陽主宰，象徵陽剛與能量的極致。因此，當我們看到獅子將牙齒深深咬進公牛背部的場景時，他們描繪的不只是獅子捕獵的場景，而是一種季節移轉的隱喻─成熟與收穫的季節到來了。對當時的伊朗人來說，這樣的圖像既有宇宙秩序的寓意，也與王權緊密相連。因為在伊朗的王道（Kingship）理想裡，國王需要維護平衡與秩序，太陽與季節的更迭也必須按照既定的節奏運行。這種前伊斯蘭時期的思想觀念，並沒有隨著伊朗的伊斯蘭化而消弭，反而進入了伊朗伊斯蘭藝術的語彙，以「獅子咬牛」或「獅子咬羊」、「帶鬃毛的『老虎』咬羊」等變體形象出現。而且不僅在今天的伊朗，這種紋樣也出現在其他受波斯文化影響較深的地方。在今天土耳其境內的迪亞巴克爾（Diyabakr）建於11世紀的清真大寺上（圖5），以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撒馬爾罕的17世紀獅屋經學院（Sherdor Madrasa）的立面上（圖6），都有類似圖案出現。這也是概念、紋樣跨越歐亞，也跨越時間的發生交流例子。
右：圖6 17世紀撒馬爾罕的獅屋經學院，立面上也有類似圖案。攝影／苑默文。
跨平面、介質和地理的交流
在第二單元的展廳裡，策展人用幾件藏品巧妙地訴說了一個現象：同樣的設計圖，可以同時出現在紡織品、手抄本，甚至木雕鑲嵌盒上。設計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帖木兒王朝時期，當時的宮廷中出現了一個機構，名叫「kitabhana」，也就是「書坊」或者「畫坊」。這個機構的功能不光是收藏書籍、網羅藝術家進行創作，它也類似一個設計中心，設計各種宮廷訂製的器物。在帖木兒王朝之後，奧斯曼、薩法維和蒙兀兒的宮廷中，都有同樣性質的書坊機構。在這些機構中，同一個設計圖紙，會被分發給處理不同材料的工匠來應用。由此，我們就在展廳中看到了一本《古蘭經》手抄本的開篇彩飾頁和前方地面〈羅斯柴爾德開光紋地毯〉的對照（圖7）。
這本《古蘭經》抄本（圖8）的頁面正中是一個多角星形的開光紋（shamsa，阿拉伯語意為「太陽」），在它的上下各有一個吊墜一樣的花飾，在頁面的四角，各有一個類似於四分之一開光紋的角飾，構成一個長方形頁面的圖案編排。同樣是16世紀製作的〈羅斯柴爾德開光紋地毯〉（圖9），也遵循了這樣的編排方式。這樣的編排方式，甚至可以在中亞、中國西安的清真寺牆面裝飾上見到，也可以在「蒙兀兒王朝瑰寶」特展裡展出的一件螺鈿木箱的平面上見到（圖10）。這些都是無所不在的交流之例，反映歐亞大陸各個文化之間歷史上存在的互通。
另外，在展覽裡令筆者留有深刻印象的，還有一件清朝內務府製作的藍色玻璃器皿（圖11）。此藍色玻璃器上有阿拉伯文書法，以伊斯蘭書法藝術的角度來看，寫得很怪，而且難以辨析其文字內容，可想而知是漢地工匠「照貓畫虎」的結果。但是這件器物承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背景。正是在這個時期，清代乾隆皇帝征服新疆後，又開始有西亞和中亞的器物經過新疆進入清朝宮廷，兩岸故宮收藏中巧奪天工的和田玉器物、痕都斯坦玉器能夠出現的契機都在於此。為了安置回部隨行人員，乾隆皇帝當時建造了巍峨秀麗的回回營清真寺，位於今天中南海新華門正對面的東安福胡同，就在筆者北京舊居的不遠處。這座清真寺在民國初年被袁世凱拆除了大部分，殘留的遺跡一直延續到了2009年，後來完全拆除。筆者見過拆遷時從民房牆壁中取出一個漢白玉門框，就是原來清真寺的遺物。此次在「天方奇毯」特展中，看到內務府監造的這件藍料碗，大致為當初回回營清真寺所用，再想到自己很熟悉的東安福胡同，實在有種跨越時空相遇的巧妙感受。
以上寥寥數筆，只介紹了特展中的幾件精彩文物，唯受篇幅所限，還有許多精彩的文物沒有談到。但是正所謂「管中窺豹」，我們今日看到的文物，它們都並非孤立的藝術品，而是承載著跨文化對話的歷史見證。展覽中的奧斯曼王朝的大型地毯、《列王記》書頁的邊框龍鳳金飾（圖12），不僅展現了地毯編織、抄本裝飾藝術的高峰，也反映了來自中國的龍元素也進入到了奧斯曼藝術和伊朗藝術中，顯示出絲路沿線文化的相互影響。蒙兀兒宮廷的寶石、玉石鑲嵌與手抄本，則在印度與波斯風格之間找到了平衡，並吸收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透視與寫實技巧，呈現出多層次的視覺語言。
如果是一個認真的觀眾，我想，當他從展廳走出時，腦中也許會浮現著一張歐亞地圖：伊朗高原、印度平原、安納托利亞、天山南北和北京、甚至威尼斯、多哈和倫敦，這些地點在歷史中，在器物中，都是彼此相連的。就如本文開篇時所寫道的，伊斯蘭藝術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一條不斷延伸的河流，沿途吸納各種水源，最終匯聚成多彩而深邃的伊斯蘭藝術。它的力量在於，它既能保有信仰的核心─對神聖、美與秩序的追求，又能以開放的態度擁抱外來元素，將它們轉化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在欣賞伊斯蘭藝術時，我們應該注意，不應只是欣賞圖案與工藝，而是去理解它背後的世界觀、精神價值，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史。每一張地毯、每一件器皿、每一幅書法，都是時間的載體，承載著跨地域、跨介質、跨時間的記憶，並且在多樣性中呈現出醒目的統一性。
註釋：
註1 該王朝建立者為奧斯曼（Osman），又譯「鄂圖曼帝國」，其立國時間早於帖木兒王朝，但其宮廷文化受到了後來的帖木兒王朝的強烈影響。
註2 香港、中國譯為「莫臥兒」，Mughal，該字即波斯語的「蒙古」一詞。
註3 見黃蘭茵〈明永樂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故宮文物月刊》377期，94－104頁。
註4 參見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precession-of-the-equinoxes
天方奇毯─伊斯蘭與世界文明的交織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2025/6/18－10/6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396期〈多樣中的統一和跨域的流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天方奇毯－伊斯蘭世界文明的交織」特展〉，作者：苑默文（伊斯蘭文化工作者，譯者，長年關注伊斯蘭藝術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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