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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眼中的日本和亞洲:東洋文庫博物館「基督宗教交流史」企畫展

傳教士眼中的日本和亞洲:東洋文庫博物館「基督宗教交流史」企畫展

Japan and Asia Through Missionaries' Eyes: Toyo Bunko Museum’s Exhibitio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in Asia”

獲得羅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支持的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在1549年8月登陸鹿兒島。在隨後大約二年的時間裡,他在九州各地與山口地區活動,奠定了日本天主教會的基礎。緊隨沙勿略之後,另一位在日本傳教中取得成就的是遠東觀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他從1579年開始,三年間巡視了西日本各地,考慮到日本習俗、政治和社會情況,制定了「適應型」布道方針,並指導下面的傳教士實踐。

「基督宗教」是涵蓋全球的宗教,追溯其歷史,我們會發現它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上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傳教士最先透過陸路抵達亞洲,大航海時代來臨後,他們則透過海路相繼來到了亞洲各個區域。由於每個地區對基督宗教的反應與接受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從基督教交流史的觀點眺望亞洲,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各地方的多樣性與特色。東洋文庫自設立之初就收藏了豐富的基督教珍本,品質與數量都是日本國內數一數二。這些豐富多彩的作品由各語言編纂而成,讓我們可以從中追尋東西方文化透過基督宗教交流的進程。

Ⅰ大航海時代前的傳教──蒙古帝國連繫的東西貿易之路

在大航海時代以前,基督宗教是如何在亞洲傳播開來的呢?

於巴勒斯坦地區興起的基督教,可說是在轉瞬間就廣布到周邊地域。公元五世紀,基督教在中亞的阿富汗和土庫曼等地已擁有教區,並由此地利用絲綢之路等商隊行經的道路往更東邊擴散。當時在羅馬帝國被視為異端的聶斯托留教派(景教)也傳播至中國的唐朝,唐朝因此建設了好幾個教堂(大秦寺),但這個教派的身影隨著十世紀唐朝的滅亡而消失。

13世紀,蒙古的成吉思汗建立了由遊牧民族統一的帝國,後繼者們進一步拓展領土,西至東歐、東至中國。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下,連繫東西方世界的貿易之路得以活絡,促進了各種學術、文化與技術的交流。南義大利出生的方濟各會修士若望.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來到了在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開啟了天主教首次在中國的正式傳教。

《中國圖說》

阿塔那修斯.基歇爾,1667,阿姆斯特丹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作者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德國出身的耶穌會修士,也是歐洲研究中國的第一人。他本人無法如願前往中國,於是他在羅馬學習中文,並撰寫了介紹中國地圖和風俗的《中國圖說》。此書頁介紹了在明末(17世紀)於長安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人們曾認為唐末的石碑已經消失,所以在17世紀出土後,石碑立即被介紹至歐洲,成為當時的重大新聞。

《東方見聞錄》

馬可.波羅口述、魯斯蒂謙著,1485,安特衛普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公元13世紀是在蒙古帝國統治下,東西方交通路線臻於完備的年代,此時一位著名的人物經由陸路抵達中國,他就是馬可.波羅。根據《東方見聞錄》的記載,他前往中國的契機,是為了建立蒙古皇帝忽必烈和羅馬教皇的連結,其任務是護送基督教傳教士至忽必烈身邊。同行的修士因為旅途艱辛選擇在途中返回,但馬可等人似乎成功地將教皇的親筆信和神聖的禮物送到忽必烈手中。

Ⅱ大航海時代──發現、征服、傳教

1517年,德國的神職人員馬丁.路德強烈抨擊了羅馬天主教會,這成為了歐洲進入宗教改革時代的契機,並一直延續到17世紀中葉。在這個時期,天主教會內部開始推動改革以消除之前的腐敗,同時也開始到世界各地傳教,以對抗新教運動的擴大。此時,站在海外宣教前線的團體之一便是「耶穌會」。

在宗教改革前不久,15世紀後半葉的歐洲以葡萄牙、西班牙為首,各國紛紛開拓了新航路,迎來了以海外航行為手段,圖謀進軍海外的「大航海時代」。宗教改革以後,基督宗教的傳教活動與歐洲各國在世界的擴張與貿易密切相關,兩者同步展開。

《聖依納爵.羅耀拉傳》

丹尼洛.巴托利,1650,羅馬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作者是活躍於17世紀的耶穌會歷史學家,他在羅馬撰寫了耶穌會相關成員的傳記,以及按活動地區彙整的耶穌會歷史等作品。本書是關於耶穌會創始人之一,首任總會長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的傳記。扉頁插圖寓意著耶穌會向全世界宣教,四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四大洲(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他們仰望著天上的羅耀拉所散發出的光芒。

《葡萄牙的亞洲》

法里亞.德.索薩,1666-1675,里斯本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本書是葡萄牙知名歷史學家兼詩人法里亞.德.索薩(Manuel Faria e Sousa,1590-1649)的著作,詳述了葡萄牙人在亞洲各地的發展狀況。此書詳細描繪了接受葡萄牙人出入後繁榮起來的亞洲各貿易城市,例如印度的果阿、馬來半島的麻六甲、中國的澳門等,書中到處都穿插著這些城市的地圖。地圖上也標示了商館和教堂的位置,暗示了葡萄牙在亞洲的擴張,是透過商業活動和基督宗教傳教的雙管齊下。

Ⅲ「東亞的宗徒」沙勿略開啟日本傳教

獲得羅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支持的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在1549年8月登陸鹿兒島。在隨後大約二年的時間裡,他在九州各地與山口地區活動,奠定了日本天主教會的基礎。

緊隨沙勿略之後,另一位在日本傳教中取得成就的是遠東觀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他從1579年開始,三年間巡視了西日本各地,考慮到日本習俗、政治和社會情況,制定了「適應型」布道方針,並指導下面的傳教士實踐。

此外,范禮安也致力於神職人員的培訓,他在各地設立講座(初等教育機構)和學院(高等教育機構)。1582年,被派遣至羅馬的天正遣歐使節(註1)將活版印刷機帶回日本後,促使日本製作出各式各樣的書籍,像是在今天以「吉利支丹版」(註2)出名的《基督教教義》(1592)和《聖事提要》(1605)等等。

《沙勿略的一生》

奧拉齊奧.托爾塞利諾,1600,瓦拉多利德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本書是聖方濟.沙勿略的傳記。沙勿略於1549年抵達日本,其後約二年間,他積極地與西日本各地的知名大名會面,說服他們信教,收穫大批信徒。為了將影響擴大到日本全境,他認為必須先在中國傳教,畢竟中國對日本文化影響很深,所以他返回果阿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卻因病未能如願,1552年他在澳門附近的上川島結束了46歲的一生。

《基督教教義》

重要文化財,1592,天草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這是1549年沙勿略來到日本後,在日本傳教的耶穌會所出版的刊物。它將基督教教義分為12個項目,並用羅馬字拼音的日文進行說明。天正遣歐使節回國時(1590),耶穌會傳教士范禮安將古騰堡活字印刷機帶回了九州。因為這臺機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印刷的書籍被稱為「吉利支丹版」,這本書也是其中之一。由於受到嚴厲的打壓,吉利支丹版在全世界僅存30種左右。

《聖事提要》

路易斯.塞爾凱拉編,1605(慶長十年),長崎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在天主教傳統中,一直都有被稱為「聖事」的七個儀式(如洗禮和結婚),這是教會為了將神的恩典賜予人類而設立的。這本書便是關於聖事的手冊,為日本主教塞爾凱拉編纂,並在長崎由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帶回的印刷機印刷,它不但是吉利支丹版之一,更是日本印刷史上第一本雙色印刷的書籍,同時也是最古老的「西洋五線譜」,收錄19首葛利果聖歌。

《基督教在日本的勝利》

金尼閣,1623,慕尼黑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來自法蘭德斯的耶穌會修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撰寫了這部以日本殉教史為主題的作品。本書以拉丁文寫成,並收錄了大量對吉利支丹拷問和處刑的銅版畫,因而出名。畫中呈現出1614年11月在島原半島口之津發生的鎮壓情景,火槍兵、長槍兵和弓兵包圍一群信徒。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的殉教中,有一些信徒是朝鮮人,他們在豐臣政權入侵朝鮮後被俘虜,並在日本受洗。

Ⅳ 邁入禁教.鎖國的日本

豐臣秀吉最初允許耶穌會活動,像是同意他們在大阪城下町設立教堂。然而1587年7月,在平定九州後,他突然宣布了「伴天連追放令」,公開表示基督宗教是「邪教」。此時耶穌會雖還沒被全面驅逐,但被迫停止顯眼的活動。到了1596年,隨著取締行動的增強,傳教士和信徒紛紛被逮捕。1597年2月,在長崎的西坂有26名傳教士和信徒被處以十字架極刑。

德川家康起初也默許傳教士停留以促進海外貿易,但後來他改變了態度,關上對天主教敞開的大門。1614年1月,幕府頒布了全國禁教令,同年11月將傳教士驅逐至澳門和馬尼拉。從歐洲各語言的印刷刊物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後來傳教士和信徒們的活動,以及他們的悲慘結局。

《日本殉教精華》

安東尼奧.弗朗西斯科.卡迪姆,1650,里斯本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島原天草之亂(註3)的隔年,1639年,德川幕府決定禁止葡萄牙船隻入港,但澳門的葡萄牙人希望恢復長崎貿易,於是在1640年派遣代表使節前往長崎。然而在嚴格的「鎖國」政策下,他們的請求未能實現,4名葡萄牙使節和57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隨行人員被斬首,這幅畫即是描繪「澳門使節處刑事件」的銅版畫。

Ⅴ 擴展至東亞世界的新傳教前線

自1580年代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活動變得越來越有組織,其中一位重要推手是耶穌會士馬泰奧.里奇(利瑪竇)。利瑪竇與官員和學者建立了深厚友誼,也致力於和他們一起公開發表漢文著作和翻譯作品。此外,利瑪竇還推動了符合當地儒教傳統的適應型傳教法,但這種妥協的態度卻引發了耶穌會內外的「禮儀之爭」。

隨著明朝在1644年滅亡,清朝接替統治,在這個朝代更迭前後,傳教士們在引進西洋曆法、製作天文儀器和地圖、鑄造大砲等多個領域活躍,並擔任政府要職。同樣也是這個時期,傳教士們積極地開拓傳教地點,讓東南亞成為新的傳教前線。透過東洋文庫典藏的珍貴文獻,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耶穌會在東南亞的傳教歷史,還可看到傳教士在各地觀察到的自然景觀、城市,以及他們學到的地理、宗教和語言等知識。

《中國新地圖志》

出自《新地圖志》vol.11,衛匡國,1655,阿姆斯特丹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編者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是義大利出生的耶穌會修士,在明末清初的中國進行傳教活動,同時也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的著作。本書為中國地圖的彙整,扉頁的裝飾圖案則蘊含著多重意義,太陽的光芒像是耶穌會的紋章樣式,一個代表天主教會的擬人化女性,拿起鏡子反射太陽光,並照亮了天使手持的火炬,最後火炬照亮了畫面下方的亞洲地圖。天使們看似在計劃向亞洲傳教。

Ⅵ 傳教時代再臨日本

幕末時期,教堂的設立僅限於外國人居留地內,於是教堂便設立在橫濱和長崎。1865年3月17日,一位到訪長崎大浦天主堂的隱匿基督徒,向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珀蒂讓(1829-1884)表明了自己的信仰,這一刻被稱為「信徒發現」。巴黎外方傳教會是1663年在路易14世的特許下成立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海外傳教活動,他們宣教範圍廣大,從印度洋橫跨至東南亞,甚至遠至東亞。

進入明治時代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們引領著日本各地的傳教活動,但明治初期並未解除對基督教徒的禁令,所以隱匿基督徒中也有信徒在監獄遭受迫害甚至殉教。1873年,受到西方各國批評的明治政府,撤銷了對基督宗教的禁令布告。從此以後,無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基督宗教的信仰得到了默許。

《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地圖志》

阿德里安.羅內,1890,里耳出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作者阿德里安.羅內(1853-1927)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和建築師,他留下許多與傳教會宣教歷史有關的著作,包括《巴黎外方傳教會全史》。這本地圖是關於19世紀末,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管轄的亞洲各地代牧區(宗座代理區),詳細介紹了每個地區的布教歷史,地圖上標示了教堂、神學院等地點,還記錄了各地信仰社群的規模。


註釋:

註1 也稱「天正遣歐少年使節」,為1582年(天正十年)由幾名九州地區天主教大名派遣,以四名少年為中心的遣歐使團,其發想來自范禮安,為首個代表日本訪歐的使團。
註2 「吉利支丹」詞源於葡萄牙語「cristão」,又名「隱匿的基督徒」,指日本戰國時代至江戶初期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受禁教政策迫害的教徒。
註3 又稱島原教案、島原天草一揆,是江戶初期發生的日本史上規模最大的人民起義與天主教教案。

基督宗教交流史─傳教士眼中的日本和亞洲

展期|2024.01.27-05.12
地點|日本東洋文庫博物館

地址:東京都文京區本駒込2-28-21
交通:JR東京地鐵南北線「駒込站」步行8分鐘
都營地鐵三田線「千石站」步行7分鐘
開放時間:10:00至17:00(最終入館時間16:30),週二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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