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筆者曾在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經營的部落格《漫遊藝術史》上，透過前輩畫家陳澄波（1895-1947）舊藏的顏料郵購單，撰寫〈臺灣油畫家也愛用英國溫莎牛頓水彩？陳澄波與神保町文房堂的郵購往來〉一文。透過文獻史料的解讀，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畫家對水彩顏料的偏好、選擇。【圖1】
過去我們對臺灣美術史的認識，停留於藝術家與藝術品的部分，但凡媒材、畫具、裝裱等物質文化，即使屬於美術史的範疇，我們卻所知甚少。日治時期藝術家在哪裡購買畫具？偏好什麼樣的顏料？價格多少？美術用品商與藝術界的關係為何？這些瑣碎的細節，與發生在展覽會的藝術行為看似無關，卻更親近藝術家的生活。
藝術家代言畫筆？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以後，伴隨日本人移住與現代美術活動的出現，臺灣（主要是大城市）陸續出現販售美術材料的文具店，加上清領時期以來就在臺灣的傳統表具店、書畫用品店，逐步形成新興的美術用品市場。
然而，早期大多數商家並未引進油畫的用具，多為水彩畫用具，原因可能與1907年來臺任教、從事美術推廣的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1871-1945）有關。隨著石川在臺灣（的學校與日人高級官僚圈子）推廣水彩畫，開始有文具商販售水彩顏料、畫紙、調色盤、畫筆等。根據1912年《臺灣商工人名錄》，位於臺北市府中街四丁目（今重慶南路一段）的松浦屋，是當時規模較大的商家，其主要從事文具的販售與印刷業務，也跟著開始販售水彩畫具。松浦屋在日本德島，中國遼東半島大連港皆設有店鋪。（註1）
由於材料與師資緣故，日治初期學習西洋畫的人，大多從水彩畫入門，而非油畫。但當時臺灣缺乏專業的美術用品店，只有文具店，受限品質與選擇的限制，有些畫家會從日本的美術用品店直接郵購。例如師事石川欽一郎，當時在嘉義擔任公學校老師的陳澄波，便向日本東京神田神保町的知名美術用品店「文房堂」【圖2】郵購水彩顏料與相關用具。（註2）
地處嘉義，尚未遠赴東京求學的陳澄波，為何會向東京文房堂訂購顏料？追溯原因，可能與他的老師石川欽一郎有關。
文房堂是日本最早開設的西洋美術用品店之一，迄今仍在營運。1900至10年代，文房堂與新興的日本水彩畫壇形成合作關係，不僅日本水彩畫的專門誌《みずゑ》（水繪）上有刊登文房堂廣告，文房堂也協助出版日本水彩畫家的作品圖冊（如三宅克己）。（註2）
身為日本水彩畫的元老，石川欽一郎與文房堂也有合作，在文房堂的型錄上，販售著「石川欽一郎先生撰定」的「夏毛金口圓頭平筆」【圖3】。這是文房堂自製的水彩畫筆，對應文房堂研發國產美術用品的歷史背景。委託知名藝術家擔任顧問與代言的角色，不僅確保產品契合使用者體驗，也有助於銷售。
畫家與美術用品商，相似的合作模式，迄今仍可見到。而與文房堂關係密切的石川，自然也會在臺灣任教時，鼓勵學生訂購文房堂的商品，這或許能夠說明陳澄波特地選擇文房堂郵購水彩用品的原因。
顏料商贊助畫會？
關於顏料，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引入歐洲各國的品牌，並透過刊物廣告，或是商家的引進來到臺灣。1912年，在臺灣任教的石川欽一郎在《みずゑ》上發表文章，向水彩畫的愛好者介紹各種品牌的差異及使用感受。（註3）包含法國的品牌Bourgeois Ainé與Refrain（這兩種顏料如今似乎停產了），以及英國的James Newman（紐曼，已停產）、Daler-Rowney（朗尼）與Winsor & Newton（溫莎牛頓）等。
石川欽一郎認為，在水彩顏料中朗尼（Rowney）最佳，牛頓其次，至於紐曼與Bourgeois Ainé等則位居第三，而陳澄波向文房堂訂購的就是溫莎牛頓。以當時進口顏料的價格而言，溫莎牛頓的售價還算適中，且提供管狀顏料【圖4】，適合陳澄波這種奉行戶外寫生，收入普通的畫家使用。
當陳澄波於1924年考入日本東京美術學校，開始接觸油畫以後，與此同時，臺灣本島也逐漸引進油畫顏料，然而油畫顏料的價格比水彩顏料昂貴，學生難以負擔。也因此，有研究指出，早期嘗試油畫的臺灣畫家，會使用如油漆或磁漆模擬油畫顏料的效果，或是以彩色粉調配亞麻仁油等克難的替代方案作畫。（註4）
在陳澄波赴日期間，剛好日本國產油畫顏料逐漸普及，提供當時的藝術家更多的選擇。顏料商為求推廣產品，會與藝術家合作，不僅採取類似當年石川欽一郎與文房堂的合作模式，委託藝術家擔任產品顧問或進行代言，也會主動贊助美術活動，鼓勵繪畫創作，例如提供獎金增設畫會展覽的獎項等。
1930年代，日本大阪的吉村商店成立Holbein洋畫材料研究所【圖5】，也就是如今為人所知的「好賓」，其主要產品vernet油畫顏料【圖6】，迄今仍在生產。剛好，1930年代是各種美術團體冒出，蓬勃發展的時間點，好賓牌選擇與多個美術團體合作，增設獎賞，如東光會（1933年成立）、立光會（1936成立）等，皆設立了ホルベイン（Holbein）賞。
與此同時，好賓（Holbein）的商業觸角也伸向臺灣。1930年成立的學校美術社，是日治後期重要的美術用品店與藝術展覽、藝術講座場地。該社取得多家海外畫具商的品牌代理，也包含好賓與vernet的顏料。（註5）1939年2月，學校美術社與臺灣日日新報社舉辦「新作水彩畫展」，且由好賓贊助，要求參賽者須使用好賓出產的vernet水彩顏料。（註6）到了同年4月，好賓還進一步贊助由陳澄波、楊三郎（1907-1995）、李梅樹（1902-1983）等人成立的臺陽美術協會【圖7】，使第五回的臺陽展增設ホルベイン賞與べルネ（vernet）賞。（註7）通過不同的管道，支持著臺灣的美術發展，也藉機宣傳自己的新興品牌。
結語
對畫家而言，顏料是投射構想的介面，畫筆則是賦予詮釋的媒介。在臺灣美術史，我們總關注藝術家與他們創作的傑出作品，容易忽視媒材－顏料與畫筆形塑創作過程的影響，以及其與社會的重層動能，而這，才是最貼近當時藝術家生活的段落。
從陳澄波向文房堂訂購溫莎牛頓、石川欽一郎代言水彩畫筆，再到好賓牌油畫贊助臺陽美術協會增設獎項，可以看到如今臺灣習畫學子常用的創作材料，早在一百年前，就參與著臺灣美術史的進程。回顧西洋畫具逐步引進臺灣的過程，如同重新理解現代美術在臺灣發展的歷史，可以說，藝術家與畫具，乃至畫具商之間的互動和依存關係，如今仍持續發生著。
參考資料
註1 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商工人名錄發行所，1912。
註2 劉錡豫，臺灣油畫家也愛用英國溫莎牛頓水彩？陳澄波與神保町文房堂的郵購往來。
註3 石川欽一郎，〈水彩繪具の談〉，《みづゑ》84（1912-02），頁1-4。
註4 張玉旻，《日治時期臺灣西洋畫家的收支與美術市場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註5 〈美術額椽と洋畫材料は 臺灣唯一の、臺北京町學美で（在庫品豐富）〉，《南方美術》1：3（1941-11），無頁碼。
註6 〈本社學藝部後援 新作水彩畫展 出品內規大要〉，《臺灣日日新報》，1939-01-24（6版）。
註7 〈第五囘臺陽展 搬入は四月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39-04-02（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