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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丁目的美術史專欄】關於畫筆與顏料的另類「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

【五丁目的美術史專欄】關於畫筆與顏料的另類「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

【Shoinmachi 5 Art History Column】Brushes and Colors, An Alternative Japanese Colonial-era Taiwanese Art History

過去我們對臺灣美術史的認識,停留於藝術家與藝術品的部分,但凡媒材、畫具、裝裱等物質文化,即使屬於美術史的範疇,我們卻所知甚少。日治時期藝術家在哪裡購買畫具?偏好什麼樣的顏料?價格多少?美術用品商與藝術界的關係為何?這些瑣碎的細節,與發生在展覽會的藝術行為看似無關,卻更親近藝術家的生活。

2021年,筆者曾在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經營的部落格《漫遊藝術史》上,透過前輩畫家陳澄波(1895-1947)舊藏的顏料郵購單,撰寫〈臺灣油畫家也愛用英國溫莎牛頓水彩?陳澄波與神保町文房堂的郵購往來〉一文。透過文獻史料的解讀,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畫家對水彩顏料的偏好、選擇。【圖1】

過去我們對臺灣美術史的認識,停留於藝術家與藝術品的部分,但凡媒材、畫具、裝裱等物質文化,即使屬於美術史的範疇,我們卻所知甚少。日治時期藝術家在哪裡購買畫具?偏好什麼樣的顏料?價格多少?美術用品商與藝術界的關係為何?這些瑣碎的細節,與發生在展覽會的藝術行為看似無關,卻更親近藝術家的生活。

【圖1】1921年12月日本東京神田神保町文房堂致陳澄波書信內附顏料價格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劉錡豫提供)

藝術家代言畫筆?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以後,伴隨日本人移住與現代美術活動的出現,臺灣(主要是大城市)陸續出現販售美術材料的文具店,加上清領時期以來就在臺灣的傳統表具店、書畫用品店,逐步形成新興的美術用品市場。

然而,早期大多數商家並未引進油畫的用具,多為水彩畫用具,原因可能與1907年來臺任教、從事美術推廣的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1871-1945)有關。隨著石川在臺灣(的學校與日人高級官僚圈子)推廣水彩畫,開始有文具商販售水彩顏料、畫紙、調色盤、畫筆等。根據1912年《臺灣商工人名錄》,位於臺北市府中街四丁目(今重慶南路一段)的松浦屋,是當時規模較大的商家,其主要從事文具的販售與印刷業務,也跟著開始販售水彩畫具。松浦屋在日本德島,中國遼東半島大連港皆設有店鋪。(註1)

由於材料與師資緣故,日治初期學習西洋畫的人,大多從水彩畫入門,而非油畫。但當時臺灣缺乏專業的美術用品店,只有文具店,受限品質與選擇的限制,有些畫家會從日本的美術用品店直接郵購。例如師事石川欽一郎,當時在嘉義擔任公學校老師的陳澄波,便向日本東京神田神保町的知名美術用品店「文房堂」【圖2】郵購水彩顏料與相關用具。(註2)

【圖2】文房堂在《みづゑ》的廣告。(圖片來源:《みづゑ》1,1905-07,劉錡豫提供)

地處嘉義,尚未遠赴東京求學的陳澄波,為何會向東京文房堂訂購顏料?追溯原因,可能與他的老師石川欽一郎有關。

文房堂是日本最早開設的西洋美術用品店之一,迄今仍在營運。1900至10年代,文房堂與新興的日本水彩畫壇形成合作關係,不僅日本水彩畫的專門誌《みずゑ》(水繪)上有刊登文房堂廣告,文房堂也協助出版日本水彩畫家的作品圖冊(如三宅克己)。(註2)

身為日本水彩畫的元老,石川欽一郎與文房堂也有合作,在文房堂的型錄上,販售著「石川欽一郎先生撰定」的「夏毛金口圓頭平筆」【圖3】。這是文房堂自製的水彩畫筆,對應文房堂研發國產美術用品的歷史背景。委託知名藝術家擔任顧問與代言的角色,不僅確保產品契合使用者體驗,也有助於銷售。

畫家與美術用品商,相似的合作模式,迄今仍可見到。而與文房堂關係密切的石川,自然也會在臺灣任教時,鼓勵學生訂購文房堂的商品,這或許能夠說明陳澄波特地選擇文房堂郵購水彩用品的原因。

【圖3】文房堂型錄,右下角可見「石川欽一郎先生撰定」。(圖片來源:《文房堂発売品目録》1914,劉錡豫提供)

顏料商贊助畫會?

關於顏料,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引入歐洲各國的品牌,並透過刊物廣告,或是商家的引進來到臺灣。1912年,在臺灣任教的石川欽一郎在《みずゑ》上發表文章,向水彩畫的愛好者介紹各種品牌的差異及使用感受。(註3)包含法國的品牌Bourgeois Ainé與Refrain(這兩種顏料如今似乎停產了),以及英國的James Newman(紐曼,已停產)、Daler-Rowney(朗尼)與Winsor & Newton(溫莎牛頓)等。

石川欽一郎認為,在水彩顏料中朗尼(Rowney)最佳,牛頓其次,至於紐曼與Bourgeois Ainé等則位居第三,而陳澄波向文房堂訂購的就是溫莎牛頓。以當時進口顏料的價格而言,溫莎牛頓的售價還算適中,且提供管狀顏料【圖4】,適合陳澄波這種奉行戶外寫生,收入普通的畫家使用。

當陳澄波於1924年考入日本東京美術學校,開始接觸油畫以後,與此同時,臺灣本島也逐漸引進油畫顏料,然而油畫顏料的價格比水彩顏料昂貴,學生難以負擔。也因此,有研究指出,早期嘗試油畫的臺灣畫家,會使用如油漆或磁漆模擬油畫顏料的效果,或是以彩色粉調配亞麻仁油等克難的替代方案作畫。(註4)

【圖4】文房堂型錄,關於英國溫莎牛頓水彩顏料的種類與價格。(圖片來源:《文房堂発売品目録》1914,劉錡豫提供)

在陳澄波赴日期間,剛好日本國產油畫顏料逐漸普及,提供當時的藝術家更多的選擇。顏料商為求推廣產品,會與藝術家合作,不僅採取類似當年石川欽一郎與文房堂的合作模式,委託藝術家擔任產品顧問或進行代言,也會主動贊助美術活動,鼓勵繪畫創作,例如提供獎金增設畫會展覽的獎項等。

1930年代,日本大阪的吉村商店成立Holbein洋畫材料研究所【圖5】,也就是如今為人所知的「好賓」,其主要產品vernet油畫顏料【圖6】,迄今仍在生產。剛好,1930年代是各種美術團體冒出,蓬勃發展的時間點,好賓牌選擇與多個美術團體合作,增設獎賞,如東光會(1933年成立)、立光會(1936成立)等,皆設立了ホルベイン(Holbein)賞。

【圖5】大阪吉村商店的廣告。(圖片來源:《美術新論》1931-05,劉錡豫提供)
【圖6】吉村商店的型錄,可見vernet油畫顏料的價格與種類。(圖片來源:《吉村商店カタログ》1935,劉錡豫提供)

與此同時,好賓(Holbein)的商業觸角也伸向臺灣。1930年成立的學校美術社,是日治後期重要的美術用品店與藝術展覽、藝術講座場地。該社取得多家海外畫具商的品牌代理,也包含好賓與vernet的顏料。(註5)1939年2月,學校美術社與臺灣日日新報社舉辦「新作水彩畫展」,且由好賓贊助,要求參賽者須使用好賓出產的vernet水彩顏料。(註6)到了同年4月,好賓還進一步贊助由陳澄波、楊三郎(1907-1995)、李梅樹(1902-1983)等人成立的臺陽美術協會【圖7】,使第五回的臺陽展增設ホルベイン賞與べルネ(vernet)賞。(註7)通過不同的管道,支持著臺灣的美術發展,也藉機宣傳自己的新興品牌。

【圖7】陳澄波,《水邊(南瑤宮)》,1939年第五回臺陽展出品,畫布油彩,72.5×91.0cm,私人收藏。(圖片來源: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結語

對畫家而言,顏料是投射構想的介面,畫筆則是賦予詮釋的媒介。在臺灣美術史,我們總關注藝術家與他們創作的傑出作品,容易忽視媒材-顏料與畫筆形塑創作過程的影響,以及其與社會的重層動能,而這,才是最貼近當時藝術家生活的段落。

從陳澄波向文房堂訂購溫莎牛頓、石川欽一郎代言水彩畫筆,再到好賓牌油畫贊助臺陽美術協會增設獎項,可以看到如今臺灣習畫學子常用的創作材料,早在一百年前,就參與著臺灣美術史的進程。回顧西洋畫具逐步引進臺灣的過程,如同重新理解現代美術在臺灣發展的歷史,可以說,藝術家與畫具,乃至畫具商之間的互動和依存關係,如今仍持續發生著。


參考資料

註1 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商工人名錄發行所,1912。
註2 劉錡豫,臺灣油畫家也愛用英國溫莎牛頓水彩?陳澄波與神保町文房堂的郵購往來
註3 石川欽一郎,〈水彩繪具の談〉,《みづゑ》84(1912-02),頁1-4。
註4 張玉旻,《日治時期臺灣西洋畫家的收支與美術市場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註5 〈美術額椽と洋畫材料は 臺灣唯一の、臺北京町學美で(在庫品豐富)〉,《南方美術》1:3(1941-11),無頁碼。
註6 〈本社學藝部後援 新作水彩畫展 出品內規大要〉,《臺灣日日新報》,1939-01-24(6版)。
註7 〈第五囘臺陽展 搬入は四月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39-04-02(6版)。

劉錡豫( 27篇 )

台灣美術史的學徒,經營《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粉絲專頁,從事藝術與藝術史的非虛構書寫跟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