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是平行世界、互相衝突或是互為主體？

三個具啟發性的抗爭場景

場景一

戒嚴體制下成長的我，在相對保守的年輕時代，一直跟社會運動無緣。直到英國讀博士學位的後期，帶著好奇心，參與一場2009 年倫敦G20 高峰會的抗議示威。這是一場以「工作、正義與氣候」為號召的「反全球化運動」。中午時間在市中心區的街道上被警方攔阻，突然被迫停止前進的近萬人群眾，各自在街頭打發時間，一端是繼續宣講、製作道具，另一端則開始在馬路中央野餐、彈吉他、唱歌、跳舞，一瞬間街道化身為嘉年華會的現場，精彩萬分。當時我正在研究「機制外藝術策展」（o­-site art curating），對於街頭抗議的當下轉換為即時性、遊戲性、活力四射的文化藝術事件，同時也具備去機構、現場生成、人人參與等特質的運動時刻，印象深刻。此次經驗，打破我對社會運動疏遠、嚴肅、悲憤的刻板印象，進而開始觀察藝術在社會運動之中的可能樣貌。

場景二

2012 年秋天受到香港資深藝評人／策展人何慶基（Oscar HO）的邀約，到香港中文大學授課一學期。這段時間正好是「佔領中環」被迫撤離，而「反國民教育」熱切展開的時刻。我到學校報到的第一天，Oscar 就說：「今天晚上在金鐘有反國教的抗爭，你去看看。」當天晚上，參與12 萬人大規模示威，聚眾包圍位於金鐘的港府總部。隔兩天，剛上完第一堂課，中大學生呼應「全港大罷課」，暫停幾天的課。在這個充滿抗爭氛圍的城市裡，我所拜訪的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皆投注自己於此一社會現實當中，像是「活化廳」的李俊峰、「C&G Artpartment」的張嘉莉（Clara）及鄭怡敏（阿金）等，他們可說是藝術家與公民的結合體，用創意的方式不斷挑戰現實。我曾參與一次他們突擊式的活動：回到「佔領中環」現場的寫生行動。一群帶著面具的人，或坐或臥，認真速寫現場，當場保全、警察、物業主HSBC 的職員等皆前來關注，要求我們離開。突然之間，兩方人馬各自用手機、攝影機相互取證，現場又成為一場身體表演。在公共空間「寫生」這個構想，既試探場域的公共性，也正面挑釁「佔領中環」驅離之後的緊張氛圍。這次親身體驗帶給我思考藝術、創意能量於抗爭中作為方法的可能性。

場景三

2014 年3 月18 日晚，一群學生衝入立法院，拉開太陽花學生運動（後簡稱318 學運）之序幕，其中有許多是我當時授課的藝術大學之學生。這段時間我以旁觀者的身分在立法院周圍走動、靜坐聽講演、帶學生體驗現場，並與議場中參與的學生閒聊。在運動後期，我參與「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運動現場的臨時辦公室，舉辦太陽花放映室等活動。運動結束之後，持續與學生對話，試圖理解這些學習藝術的同學在運動當中所經歷的衝擊與失落。這些318 學運期間的參與，讓我得以從藝術的視角來觀察這一場社會運動。

318 學運期間，對我衝擊最大的時刻，不在運動的現場，而是在畫廊的展覽。運動後期的某個星期日，我偷空前往誠品畫廊參觀「『復活．餘地』影像展」。前往的路上，我萌生某種焦慮，好像在運動進行火熱的時刻，必須在運動現場，而不應該去看展覽。然而，此展覽中，藝術家陳界仁的訪談影像給我極大的震撼，他說：「資本家也好、世界的權力者也好，他永遠不會自動把佔奪的東西讓渡出去，我們要怎麼把這些東西拿回來」，這一段話真切地呼應城市另一頭的佔領事件。他說：「不要只是去說故事，而且要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人；成為有故事的人，其實就是你自己去創造它」，這段話也點出運動的創造性；而「眾生—縱深」的觀點，更說明立法院內外的「眾生」們，正在共同書寫歷史的「縱深」。

這些談話開啟我對藝術與社會運動關係的思索，也暫時緩解不在現場的焦慮感，進而理解到藝術之力量在於創造，它不一定在當下即刻發生，也許在另一時刻、某段機緣與莫名狀態下可能會再被開啟。

以上三個場景，各自開啟我對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的認識與想法：

社會運動當中的創意生產、藝術作為抗爭、藝術之於社會的力量所在，同時也開啟《「藝術／運動」作為公共平台：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下簡稱《「藝術／運動」》）一書的問題意識：社會運動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關係為何？當陳界仁談及他在90 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之中，深刻感受到一種「沒有位置」的經驗，我以「藝術←→運動」來描述：像是雙箭號背對彼此的平行狀態，這個經驗促使陳界仁在後續作品中，以非常長期的時間軸來處理過往他所經歷的特定社會運動。《「藝術／運動」》想要詢問：2010 年代為何從藝術家陳界仁在1990 年代野百合運動中「沒有位置」的感受，也就是「藝術←→運動」，移轉到更多複雜交織的「藝術／運動」？我們可否視「藝術／運動」為擴張的藝術範疇？當代藝術的機制，包括美術館、雙年展、藝術獎項、藝文政策等，在社會運動當中可扮演何種功能？藝術的創造性特質之於社會運動又可以促發什麼樣的可能？

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

處理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多重關係。在此所指的「藝術」不侷限於既有藝術定義，試圖回到art的拉丁文ars來思考。ars有四種含意：第一種是大眾對於藝術一詞的普通認識。它是技巧方法和技術。第二種是擁有這些專業知識的人，比如藝術家。第三種意思是透過這些專業技術做出來的作品。ars本來還有一種意義在現代藝術發展裡已被排擠消失了。這個遺失的意義卻最常被行動主義者恢復：藝術就是讓人們手拉手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對行動者來說，藝術不是將文化行動或者社會運動努力的成果變成作品或展覽，而是「出現在行動的現場，那些標語、行動劇、或各種充滿想像的抗爭方式和組織人們表達意願的魔術就是藝術。

《「藝術／運動」》一書所指涉的「藝術」，同時包含這四種意義，將藝術視為一種美學經驗的創造力，也就是正視藝術與行動者結合的實踐，試圖理解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可能包含的多重、多樣、複數之關係，將「藝術／運動」作為拓展主流藝術概念與定義的藝術實踐。

當代藝術之「當代」（contemporary），並非僅是時間意義上的「當下」。藝術研究學者波里斯．葛羅伊斯（Boris Groys）於「什麼是當代藝術？」（2009）公開講座中提出：「成為當代，不僅僅意味著在場、在此時此地，它的意思是『與時間一起』」，而非『在時間之內』」。

葛羅伊斯從「當代」的德語Zeitgenössisch 出發，Zeitgenössisch 有同志的意思，「當代」可以理解為「時間的同志」（Comrades of Time）。因此，從「同一時代」到「時間的同志」，當代藝術之「當代」不僅僅被理解為時間軸上某一時序所出現的藝術，也是同時代者的創造，是藝術家面對當下現實、反映社會狀態、反思轉化而成的結晶體，從中可映射出個人感性之於某種集體的時代精神。

社會運動是社會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既表徵時代樣貌，也是轉動時代的關鍵時刻。若我們以「社會運動作為體制外積極改革社會的動能，是為社會創造意義的行動」為思考軸線，此一「創造意義的行動」可與當代藝術以「創造」作為核心精神相呼應。此一關鍵是《「藝術／運動」》一書所討論的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鏈接點，是本書關注的焦點。而另一個定義：「社會運動是一種持續性的集體挑戰，由一群彼此團結的人民所發動，共同目的在於改變現狀」，可看到社會運動是結合「團結」、「共同目的」、「集體挑戰」、「持續性」等元素，以及不僅是在促成社會制度的改變，也是在於意識、價值、理念的改變。因此，與社會運動相關的藝術實踐或行動，也回應著這些元素與特質，例如「在一起」（togetherness）、「聚合」（assembly）、「事件」、「異質」、「擴延」等概念，皆可在這些藝術實踐與行動中看見。

目前社會運動的研究當中社會學是大宗。社會學者會從宏觀結構、制度面出發，著重於社會運動的「組織—策略」。人類學則切入民眾生活與社會關係，關注「文化—意義」，研究其中的行動者、關係網絡、認同等議題，進而探討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傳播學對社會運動的興趣在於媒介、傳播方式，尤其是早期的地下電台、非法頻道如何突破大眾官媒的宰制，到近期的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社交媒體等成為改變社會運動方式的關鍵。然而，在社會運動的研究當中，研究者通常將具有創意或藝術性的出現，視為抗議或動員的策略，或稱之為是眾多的「社會運動劇碼」（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之一，而真正以藝術、文化、創意視角出發的研究闕如。音樂是社會運動中最易產生關聯的藝術類項，僅有少數研究，或以個案分析（音樂人、特定音樂文本、語意分析、論述分析等），或探究歷史脈絡成因。

社會運動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政治活動，鮮少以文化視野探討，藝術之於社會運動常被視為「無用」或「工具」，缺乏其他可能與想像。而當代藝術的主流是關注美術館、畫廊、藝博會、學院等，對於與現實直接相關之事有所質疑，認為藝術需要轉化現實，而非直接呈現。因此，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有各自的領域，在過去也少有相遇的機會。

《「藝術／運動」作為公共平台：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一書將從當代藝術的視角出發，尤其是視覺藝術的創作實踐、展覽製作、藝術評論等，不以全景式解釋歷史變化，而採用個案串接時代轉折，透過論述分析、訪談與參與觀察，希冀提供一個不同的觀看視角，理解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正在變動中的多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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