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人類以及城市：COVID-19對空間權力的解體

在後COVID-19時代，相對應的新的建築形式也應該被創造出來，進而催化整座城市在空間結構上的改變。很多地方必須推動都更、改建，以及整體空間改造。

往後，世人將會記得2020年是COVID-19嚴重打擊全世界的一年。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甚至指出，原本以耶穌誕生年為紀年基準的B.C（Before Christ，耶穌誕生之前的世界）與A.D（Anno Domini，耶穌誕生之後的世界）如今或許應該重新定義為「Before COVID-19」（COVID-19之前的世界）和「After COVID-19」（COVID-19之後的世界），可見COVID-19對全世界造成多大的影響。

COVID-19疫情雖然帶來很大的衝擊，但縱觀人類五千年歷史，傳染病事實上早就不是新鮮事。發展出文明的地方，必定會出現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而要建立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前提是必須解決傳染病的問題。人類的最早文明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那樣的乾燥氣候地區，是因為乾燥氣候有助於將傳染病的散播機率降到最低。歐洲中世紀末興起文藝復興，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黑死病這一個傳染病的影響，因為黑死病大幅削弱了主宰歐洲長達一千年的教會勢力。至於韓國歷史上著名的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爆發的原因，有人則認為可能是因為1918年西班牙流感傳播至朝鮮半島，許多地方民不聊生，進而催化了起義。

三一運動（韓語：삼일운동／三一運動）又稱三一獨立運動（삼일독립운동／三一獨立運動），是朝鮮日佔時期的韓國獨立運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傳染病一直以來都左右著人類歷史的發展，COVID-19也只是不斷重複的歷史進程之一。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冷靜應對COVID-19疫情很重要的第一步。

COVID-19可能會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偏了十五度左右，但不太可能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也有很多專家認為，COVID-19改變的不會是過去數十年來的發展方向，而會是方向不變，但加速前進—朝著「非面對面」、「個人化」、「零碎化」、「數位化」的趨勢加速發展。自從1990年代網路普及的三十年以來，人類社會就一直朝著「非面對面消費」的趨勢發展；許多本來在實體空間裡進行的活動，也逐漸轉移至網路空間，COVID-19只是加快了這些變革的腳步。就連對於社會變化的反應相對較慢的教育部和大企業，也紛紛改採了遠距教學和遠距辦公的模式。

未來，隨著網購、遠距辦公、教學、醫療的比例提高，產業與城市空間的結構也會跟著變化和重組。有人預測，當電信技術發展到不用面對面也能夠和其他人相見的時候，為了降低傳染病的風險，城市將面臨解體。但是，我很難認同這樣的觀點。百貨公司的確可能被網購和便利商店取代；學校教室的數量可能會減少；遠距辦公、教學和醫療逐漸普及的話，有人可能會移居到相對僻靜的郊區；自動駕駛汽車一旦商業化，可能會再帶動人口向郊區移動。但，就算人們能夠透過網路得知資訊、透過社群媒體或視訊聯繫彼此，也不可能會放棄能夠額外在實體空間和各式各樣的人見面的機會。因為，比起只在網路上建立關係，同時在網路、實體空間裡建立關係，還更有利。這世上有誰會因為能夠視訊就放棄手牽手約會的機會？同樣，在商場上，比起只透過遠距一種方式，能夠面對面、遠距兩者並行，才更有優勢。所以未來，依舊會有人偏好住在城市。

除了經濟方面的因素，也不能不提到人類本能的影響。人類經常忘了自己也是一種動物。經過數十萬年的進化而烙印在人類基因中的動物性特徵，事實上在人類大多數的決策過程中依然具有關鍵的影響。人類基因裡烙印著「求偶」的本能，只要從疫情期間酒吧和夜店依然生意興隆的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實體空間為何不可或缺。人類擁有一副肉身，就有了很多必須面對面的理由。所以，如同過去五千年來的樣貌，人類的群聚傾向在未來也不會產生太大的變化—除非日後又出現像14世紀黑死病那樣難以掌控的傳染病。但如今，人類已經發展出比14世紀更進步的生物科技，未來，各國政府和研究機構也會進行更多合作，共同應對傳染病。

「空間」與「權力」的解體及重組

這世上，有很多權力是來自空間所造成的無形力量。位於眾人目光的匯集之處，往往會握有權力。例如，教室裡，有幾十個學生都坐著面向黑板，站在黑板前的老師就會變成教室裡相對握有權力的人。學校是老師傳授知識的地方，學生則為了獲得知識而坐在教室裡看著老師。學校的校舍和教室，都是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而設計出來。

然而，這樣的空間設計，同時也奪走了學生的權力。學生們坐在教室裡，不僅受到時間上的制約、必須配合學校的作息，也受到空間上的制約，不敢隨意移動。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制約—亦即社會體系—並不容易擺脫，而且會在無形之中操控每一個人。這種「由空間造成的權力」的大小，會和空間裡的人數成正比。空間裡的人愈多，產生的權力就愈大。

但是，在傳染病肆虐的情況下，人是不能群聚的。於是，學生轉而在家用網路上課，不去學校。自己坐在家中電腦前用網路上課，和坐在教室裡和其他的同學一起上課，雖然一樣都是看著老師，但其空間結構所造成的權力，是完全不同的—在家遠距上課時，老師的權威性會降低。而且，很多時候，網路課程沒有時間上的限制，隨時都能點閱。只要給人愈多時間與空間上的自由，管理者的權力就會愈小。COVID-19疫情造成授課形式改變，將打破現有學校空間所形塑出來的權力結構。

以後，學校很多活動將依照個別情況，分別在網路或實體空間裡舉行，引發空間結構的重組，塑造出不同型態的權力結構。這就如同，自從網速加快、智慧型手機問世，有線電視業者原本握有的媒體權力，就逐漸轉移到了Netflix那樣透過網路來提供影劇娛樂的OTT業者和YouTuber的身上。這一點，只要看誰獲得了更多廣告收入，就可以知道。2019年韓國SBS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Stove League》即便獲得了收視率第一名，廣告收入方面仍呈赤字，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例。前陣子YouTuber置入行銷所引發的爭議，也不僅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可以視為快速變化的社會中舊媒體與新媒體之間權力競爭的一次衝突。同樣地，空間的結構產生變化時，權力的結構也會跟著變化。未來幾年，我們將目睹權力的結構迅速變化，並且重組。

《**金牌救援：Stove League**》（韓語：스토브리그）／圖片來源：IMDb

面對這樣的變化，我們不該只是被動觀察，而是要帶著明確目標，重新設計相符的空間結構。那個目標會是什麼？我想，應該是要創造一個能夠讓更多人幸福的社會。為此，我們應該努力去想像未來以及相對應的空間結構會是什麼樣子，即便目前腦中的畫面是模糊的。一如20世紀初誕生了百貨公司與辦公大樓等新的建築形式，在後COVID-19時代，相對應的新的建築形式也應該被創造出來，進而催化整座城市在空間結構上的改變。很多地方必須推動都更、改建，以及整體空間改造。只要改變空間上的設計，社會就會產生改變。希望各位試著去思考：你想打造什麼樣的空間、什麼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