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的誕生
1934年8月21日，畫家陳澄波來到嘉義公園與嘉義樹木園一帶寫生。早在日治初期，由於嘉義為北回歸線經過之區，以南便是「熱帶」，總督府是以在當地展開熱帶樹種的培育實驗。至陳澄波作畫當時，已成就一幅曼妙的熱帶景緻。
陳澄波畫下兩叢茂密高聳的樹，可能是栽植在嘉義公園與樹木園的大葉桃花心木、橡膠樹等熱帶樹種。在他的筆下，右方的樹如同迸發的煙火，左邊則宛若一株株綻放的繡球花。畫面中央的道路為「大通」，即今日的中山路，為嘉義的要道之一。道路一旁豎立著電線竿，也有著農田與農舍。從這片農舍至遠方的嘉義，則是一片綠海，當中浮現的房舍宛若小島，而遠方的煙囪正噴著煙，彷彿是航行在這片綠海上的輪船。陳澄波也注意到遠方的雲，還有工廠煙囪吐出的煙。相較於樹木、道路與建物，雲與煙稍縱即逝，難以捉摸。對於嘉義上空的雲煙，他並不陌生。但此時此刻，眼前的雲煙似乎被無形的動力驅動著，直上高空。陳澄波掏出筆記本，很快地留下這個景緻。名作《展望諸羅城》於焉誕生。
走揣．咱的所在
2024年12月2日，「走揣．咱的所在—陳澄波百三特展」（以下簡稱「陳澄波百三展」）於臺灣博物館鐵道部盛大開幕。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與臺灣博物館合作，展出八幅陳澄波原作：《北回歸線地標》、《展望諸羅城》、《玉山積雪》、《雲海》、《農家》、《東臺灣臨海道路》、《山居》與《濤聲》。當中的《東臺灣臨海道路》與《山居》還是特地從日本借展。
除了《北回歸線地標》係（1924）完成於陳澄波留學日本期間，其餘七幅均是在1933年至1947年間所作。以陳澄波的話來說，這些均是他在「大自然」中完成的作品。
我有幸受邀參與規畫，並撰寫文案。我的專長並非藝術史，而是科學史與環境史，目前則在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任教。陳澄波文化基金會交付給我的任務非常明確：好好看畫、做研究，然後從陳澄波的八幅畫作中，讀出北回歸線、季風與黑潮共三個形塑臺灣的自然力。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陳立栢先生（我都稱他為「陳董」）告訴我，在「陳澄波百三展」中，基金會以莫大的規模，在臺灣、日本與中國展出陳澄波的多幅作品，也對陳澄波的生平與藝術成就，做了完整的介紹。他說，在「陳澄波百三展」中，他想要聚焦，以八幅畫作，好好地講個故事。是什麼樣的故事？他認為，是關於臺灣「在那裡」的故事。回答「在那裡」均會涉及參照的座標系統；就陳董而言，此座標系統不是由經緯度構成的；真正關鍵的軸線是北回歸線、黑潮與季風。我接下這個任務，但心中不免懷疑。在一次策展會議中，我曾當面質疑陳董。我追問，陳澄波的作品豈能成為某種自然力的「註腳」？難道這些作品不應展現某種無法被化約的人文價值？
陳董回答，若陳澄波的作品可以為形塑臺灣的自然力作註，那將會是對陳澄波最大的禮讚。我在網路上找到陳董的訪談錄。原來，陳董就是不希望，每到二月，他的阿公就被召喚出來，釘在十字架上。彷彿陳澄波除了「政治受難者」的身分外，別無其他。他希望臺灣人能好好看他阿公的畫，從中觀察到陳澄波魂牽夢縈的臺灣，以及形塑臺灣的自然力。我被說服了。在僅有數月的規畫過程中，每天我掛念的只有陳澄波還有他的作品。我寫了好幾個版本的策展論述與文案；收到基金會與臺博的意見後，心情都大受影響；我不停地自我懷疑，與基金會、臺博與策展團隊曉宇宙之間，也不時迸發各種「火花」。最讓我困擾的，是如何連結陳澄波的畫作與三個自然力。
作為臺灣地理學社群的一份子，對於季風、北回歸線與黑潮之於臺灣的影響力，我完全同意。甚至可以說，在這島嶼上發生的任何事，都跟這三個自然力脫不了關係。然而，這樣的「不證自明」就會少了觀展的趣味。觀眾是來欣賞陳澄波的畫作，而不是來上地理課的；該如何讓觀眾主動地「engage」陳澄波的作品，如同解謎一般，一步一步地參透三個自然力的力道，而不是一開始就翻牌，告訴你「有三個很厲害的自然力，形塑了臺灣，而陳澄波就畫了這三個自然力喲」。不管怎麼說，如陳董所言，這個展覽就是希望觀眾能好好看畫；或者說，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角度看畫。
如何讓觀眾好好看畫，是我在撰寫文案時的最大挑戰。就在我六神無主之際，我重讀了陳澄波於1933年的一席話。那時的陳澄波，剛結束在上海的工作，舉家返回臺灣。他接受了《臺灣新民報》的採訪，以如下語彙表達他的創作觀：
「我所不斷嘗試以及極力想表現的是，自然和物體形象的存在，這是第一點。將投射於腦裡的影像，反覆推敲與重新精煉後，捕捉值得描寫的瞬間，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就是作品必須具有『something』。」
我心想這就是了。關於「描寫」（description），科學史研究者有很多事可以說。
描寫與博物學
科學史家之所以對描寫感興趣，關鍵在於，這是支撐起一個喚做博物學或「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實作（practice）。什麼是博物學？描寫又為何成為博物學的核心？這就要從「自然史」一詞的出現開始說起。一般來說，科學史家會將「自然史」回溯至羅馬帝國的智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距今將近兩千年前，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編纂出版《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叢書，開啟了「自然史」這個文類。
不過，科學史家也提醒我們，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既不自然也不歷史。《自然史》的條目除了植物、動物與礦物外，還包括經人為加工的藝術、工藝與商品；至於「歷史」，老普林尼也非專指過去發生之事；他的「history」毋寧是在展現一種寫作技巧與風格：描寫。當西歐文明進入所謂「文藝復興」，以及「啟蒙」與「科學革命」的時代，相較於亞里斯多德、畢達哥拉斯、托勒密等古典哲人受到的關注，以及伽利略、哥白尼、牛頓等人在知識界吹皺一池春水，博物學被認為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批評者認為，博物學源自暴發戶的搜集癖，且博物學者常被表象所迷，無能也無力揭露自然背後的原理。更糟的是，由於老普林尼系在觀察火山時吸入毒氣而死，任何準備想當博物學者的人，常會被人告誡：「好奇害死貓。」
18世紀是博物學的黃金年代。博物學者努力栽培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編纂各地的植物誌與動物誌，從而發展一種完全奠基於自然、無人為主觀因素涉入的「自然分類法」。與之同時，他們也得運起全身功力，抵禦著「自然哲學家」的批評。為什麼？原來，從自然哲學家的眼光看來，「博物學」這學科不過就是採集、觀察與記錄，其得到的知識是破碎的，難以放諸四海皆準；與幾何學─少數為當時自然哲學家認可的知識形態─強調的演繹、推理、證明等方法相較，博物學完全沒有資格被稱為自然哲學的一支。
不過，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第一代的博物學者們，與其花時間跟自然哲學家打交道，選擇了與當時正逐漸挑戰傳統自然哲學之正當性的另一門哲學：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所謂的實驗哲學，正如英國自然哲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波義耳定律的發現人）主張的，研究的目的與價值並不只是推理與證明，也不只是藉此獲得放諸四海皆準、顛仆不破的普遍知識。實驗哲學家主張，在實驗室中孜孜矻矻地做實驗，儘管實驗器材常出狀況、做了十次實驗只有七次結果相互一致，透過實驗得到的知識─或者說「事實」（matter of fact）─本身還是有其價值。大自然是一個精巧的機械，要了解此機械的機制，除了做實驗一途外，別無其他。
這樣在科學史中會被歸為「機械論」或「自然神學」的立場，成為18世紀博物學得以興起、且在歐美社會誘發出一陣陣採集熱的「理論基礎」。18世紀的自然神學家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曾說，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錶，你不會認為這個錶是憑空冒出來的─你一定會假設某個鐘錶匠製造了這個錶，然後將它遺留在路上的。同樣的，當你看到種種構造精妙的生物，及其對環境的完美適應，你必得假設，自然界有個打造一切的「鐘錶匠」（watchmaker）。
不過，如果說實驗哲學家的看家本領是做實驗，博物學者又有什麼法寶，可以參透這位鐘錶匠在建構萬物時的藍圖？答案就是描寫。科學史家奧格爾維（Brian W. Ogilvie）撰有一本《描繪的科學：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自然史》（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分析了描寫成為博物學之核心實作的始末。原來，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博物學者的重點在於理解前人對自然界的說明。然而，至16世紀中期，博物學者轉向辨別和記錄新植物與動物；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他們開發新的觀察與記錄技術、建立植物園和標本館，並與同好交換資訊與標本。就此時的博物學者而言，這些狀似瑣碎的交流之所以有意義，便是因為這世界是設計過的；博物學者要做的便是客觀地描繪眼前所見事物，一步一步地累積資訊，等待這些資訊出現模式，這就會是自然背後的藍圖。
不過，所謂客觀地描繪又是什麼意思？是把眼前所見鉅細彌遺地描繪下來就算數嗎？對此，科學史家達斯頓（Lorriane Daston）與蓋里森（Peter Galison）給出了出人意表的答案。在兩人合著的《客觀性》（Objectivity）一書中，他們主張，在18世紀，在博物學社群中，博物學者念茲在茲的客觀是「忠於自然」（true to nature）。有趣的是，兩位史家指出，忠於自然的博物學者，並不是手持一份標本，把眼睛或其他感官感受到的細節一股腦地轉為圖像或文字；「忠於自然地描繪」至少涉及兩個部分：其一：博物學者得受過訓練，方才知道如何「觀察」；其二，至少在18至19世紀，那些描繪動植物的精細畫作，其實是博物學家看過無數標本後，在心靈中綜合出該物種的理想形象，再形諸筆下。（註1）如此產出的博物學畫作，與其說目的是為了「如實」地展現某個生物個體的形象，倒不如說是一張張地圖。想像你來到一個陌生的地鐵站，你覺得自己被困在熙攘的人群中而手足無措。你會怎麼做？一個選項便是找到該車站的示意圖，從確定自己的相對位置出發，按圖索驥地找到你鎖定的出口。同樣的，對18世紀的博物學採集者或藝術家而言，他們之所以要大費周章地繪製插圖或製作版畫，目的便是點出路徑，讓對博物學感興趣的大眾，可以按圖索驥，不至於迷失在大自然無窮無盡的細節中。
畢竟，博物學者認為，造物者是如此深不可測，造物的邏輯不會輕易向芸芸眾生顯露。任何對自然感興趣的人們，就需要博物學者為你帶路。然後，當你熟門熟路後，你就會成為博物學社群的一員。你會傾盡全力探索你身邊的動物相與植物相，你會與其他的博物學者交換訊息。久而久之，這個大自然的藍圖就會日趨完整。等所有的拼圖都到位的時刻，就是造物者向世人顯露其藍圖的時刻。當然，帶過路的朋友都可以理解，帶路這件事，從來不是簡單地從A點到B點而已；該如何從A點到B點、時程要如何安排，再再涉及帶路者的判斷。
確實，回溯「描寫」（description）的原意，這個誕生於13世紀的單字（寫作 「descriven」），為解釋與詮釋之意，與後來的拷貝、寫實、再現（represent）有所差別。換言之，就「描寫」的原意而言，從來沒有「不帶主觀」地「描寫」這件事；「描寫」本身就是一種解釋與詮釋，必然也必須帶有描繪者的見解與主張。
回到陳澄波的創作觀。如果說描繪的目的不在於再現眼前所見，反倒是「引路」，我們不妨把陳澄波的畫作，或以他的話說，「值得描寫的瞬間」，當成一幅幅地圖。陳澄波說得很清楚。他從來都沒打算只把眼前所見形諸筆下，但這也不表示他所描寫之物均為虛構。掌握事物的存在至關重要；但同等重要的，創作者得消化這些存在，在心目中予以彙整、精練、拼貼，如此才能生出一個圖像，而這圖像得指向時代的「something」。
現在，請找出陳澄波的名作《展望諸羅城》。想像它是一枚地圖，指向的不只是諸羅城，而是陳澄波所置身的時代。然後，想像我們都是博物學者。根據這張名為《展望諸羅城》的地圖，我先去這個地圖指向的所在探索一番，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與判斷。我想跟各位分享我所見到的。依據19至20世紀博物學的行事邏輯，這些發現不是我獨有的，而得與博物學社群分享，然後期待社群可以回饋自己所看到的。這是一種禮物交換。
以下便是我為各位準備的禮物。
馴服熱帶
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為殖民地，正式加入帝國之林。對日本帝國而言，重點不只是有了一個殖民地；更重要的是，這是個位在北回歸線上的殖民地，也就是這是個「熱帶」殖民地。為何「熱帶」如此重要？這就牽涉到19世紀的「大科學」：植物學。植物學史研究者認為，如同20世紀的物理學一般，此時期關於植物之分類、分佈、馴化的探究，往往與帝國之治理與利益緊密交織。確實，當17至18世紀老牌帝國的利益多通過貿易而來，其在18至19世紀的繼承者，關心的是於境內氣候與土壤適宜之處栽植茶葉、罌粟、橡膠樹、金雞納樹、甘蔗等經濟作物。要讓植物為帝國服務不是件容易的事；佔有橫跨多氣候區的土地只是前提，更重要的是要為這些土地劃界、分割、計算個別區塊的面積、衡量其生產力、釐清其所有者、以帝國為尺度做出土地利用的規劃。
在前述視角的引領下，日本帝國認為臺灣屬於熱帶，宛若天堂，適合各種熱帶作物的栽植，為帝國帶來莫大利益。與之同時，任職於日本帝國的科學家與官員也不時主張，臺灣的天然資源太豐富了，生活其中的臺灣人，不免養成怠惰、好逸惡勞的不良習慣。該如何善用臺灣的熱帶氣候，乃至於將身處熱帶的臺灣人，教化為勤奮的帝國臣民，成為日本殖民臺灣的任務之一。此外，學者與官員也不時焦慮，居住在臺灣的內地人，會受到熱帶氣候的不良影響，造成體質退化，間接造成國力的衰弱。如何馴服熱帶而不是為熱帶所馴服，成為日本帝國治臺的最大挑戰之一。
陳澄波不時取景與作畫的嘉義公園與嘉義樹木園，便是總督府馴化熱帶的基礎設施之一。先從「公園」一詞的歷史開始。到底在什麼時候，臺灣社會開始把開放的休閒空間稱為「公園」？臺灣史學者徐聖凱指出，「公園」實為 「public garden」的日文翻譯。1860年代，日本開港，越來越多的歐美人士，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居留地」中。他們希望能維持於母國的生活方式，遂向日本政府爭取，希望能在「居留地」中設置「park」或「public garden」。在與歐美人交涉過程中，日本官員將之翻譯為「公園」；從此「公園」一詞就流傳開來，至今仍是臺灣人或漢字文化圈的慣用詞彙。（註2）
那麼，在日治時期，臺灣有多少座公園呢？徐聖凱的答案是：33座。全臺的第一處公園為圓山公園，設立於1879年；至1905年，全臺都市公園為六座；1920年，增加至17座；至1939年，公園數量已達33座。在空間分佈方面，臺北州的公園數目最多，為九座；臺中州次之，為七座；臺南州六座、高雄州五座、新竹州三座、花蓮港廳兩座、澎湖一座，臺東廳則無。
在公園的效用上，徐聖凱認為，我們可以1910年為分界。他指出，在1910年前，公園的目的在於「教化」；即「公園本質上理應是日常行樂場所，實質上的行樂用具偏少甚至沒有，而陳設之教化用具卻相對積極，同時保留了少部分清代具教化意義的碑、祠、坊（如節孝坊）」，最具代表性者為圓山公園與臺北新公園。
與之對照，徐聖凱認為，於1910年代後，即便臺灣的公園仍有類似的「教化設施」，但公園的休閒功能已大為增強；特別在1920年代，公園已轉化為包含運動場、兒童遊園地、動物園、水泳場（游泳場所）、博物館、溫泉浴場、音樂堂、廣播放送亭與飲食店等，既是一種「群聚性」的遊憩空間，同時也是「承載大量近代化設施的開放性公共空間」。
成立於1911年的嘉義公園便是此「群聚型」休閒公園的代表。關於嘉義公園的成立始末，張志源做了仔細的研究。（註3）依據其分析，雖說早在1902年，嘉義市街改正計畫便有設置嘉義公園的規劃，但因當時總督府財政不佳，此規劃遭到否決。1910年，嘉義區長蘇孝德向總督府提出申請，表示因應嘉義市街的發展，嘉義公園的設置實屬必要。在獲得總督府同意後，嘉義廳即選擇山仔頂為公園位址，展開一系列的建設工作。山仔頂位於嘉義市郊丘陵，當中有不少為漢人墓地。1911年11月，嘉義公園正式開園。開園之際，除了有嘉義神社等「教化」設施外，嘉義公園還有相撲場與自行車賽道等運動場地。1918年，嘉義公園增設棒球場，據稱為當時最好的棒球場之一。1930年代，嘉義公園的規模更為擴大；包括競技場、高爾夫球場與兒童樂園紛紛開幕；著名的尿尿小童噴水池便是此時所興建。這個位於嘉義市郊山仔頂的都市公園，儼然成為南臺灣最重要的遊憩場地之一。
同樣位於山仔頂的嘉義樹木園，也擁有豐富的歷史，且其歷史比嘉義公園還要長。目前的嘉義樹木園為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嘉義研究中心主管的植物園之一（另兩處為埤子頭植物園與四湖海岸植物園）。2016年，在林業試驗所120週年的紀念論文集中，時任職於該所中埔研究中心（嘉義研究中心的前身）的鄧書麟與傅昭憲，貢獻了一篇專文，娓娓道來嘉義樹木園的前世今生。（註4）嘉義樹木園的前身為總督府設於嘉義的「護膜苗圃」。護膜為日文，發音為「ゴム」，源自荷蘭語的 「gom」，即「橡膠」。1905年，正值總督府以隘勇線包圍北部的泰雅族人、強迫族人「歸順」時，負責帶領五指山隘勇線的北埔支廳長渡邊龜作（Watanabe Kamesaku），意外發現一種蔓藤植物。此植物的傷口會流出白色汁液，且汁液還會凝固，形成具有伸縮性的物體，如同橡膠一般。渡邊龜作立即將此發現上呈總督府；由於橡膠已成為當時國際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臺灣竟有可能可以生產橡膠的本土植物」的消息，引起總督府高度關注。負責前往新竹一探虛實者，為任職殖產局的植物學者川上瀧彌（Takiya Kawakami）。
川上瀧彌生於1871年，於1900年畢業於札幌農學校，專攻植物病理學。1903年，川上瀧彌來臺，於1905年開始推動臺灣的「有用植物調查」。長期研究川上瀧彌之業績的歷史學者蔡思薇認為，在接到渡邊龜作的報告前，川上瀧彌已展開調查；且這位植物學者關心的「有用」，並非只是經濟上「有用」而已。以她的話來說，「該調查至1910年的成果，已大幅改寫過去數百年的臺灣植物認知。日本人從不識臺灣草木，到本階段能符合臺灣治理需求，出版《臺灣植物目錄》等通用書籍，亦開始向海外展現『治理殖民地自然』之成績，該調查亦開啟臺灣植物研究在地化累積的里程碑，為往後臺灣主體性之植物學術研究，奠定基石。」（註5）
回到1905年的川上瀧彌。在檢視北埔支廳長報告的蔓藤植物後，他認為，該植物確實具有生產橡膠的潛力。他也將標本寄給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者早田文藏檢視。早田文藏認為該植物為新種，遂與川上共同發表。他們將其學名定為「Ecdysanthera utilis」，屬於夾竹桃科，種小名「utilis」即為「有用」之意，俗名則為「乳藤」。乳藤的發現為川上瀧彌注入一劑強心針。這位植物病理學者相信，臺灣植物相中必然還存有許多類似的植物寶藏，亟待進一步坦索。1907年，在川上瀧彌的呼籲下，總督府決議於新竹北埔及嘉義埤子頭設置苗圃，專職乳藤與護膜樹的栽植實驗。同年，北埔事件爆發，嚴重影響北埔苗圃的運作，嘉義苗圃的角色更形重要。
1908年7月，川上瀧彌出任殖產局嘉義護膜苗圃主任。在他的規劃下，即便實驗證明乳藤提供橡膠的產能太低，嘉義護膜苗圃仍一躍成為臺灣引入與栽培橡膠樹的研究中心。於埤子頭培育的橡膠樹苗木，隨即被移植至山仔頂。1911年，總督府統合全臺各地的林業試驗單位，將臺北苗圃改制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林業試驗場，下轄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即恆春支場；總督府另再合併嘉義埤子頭、山仔頂及澐水等處的試驗地，改為嘉義支場，仍由川上瀧彌主持。1913年，川上瀧彌卸下嘉義支場主任的重擔；此時的他，已把全部心力投入民政部物產陳列館（日後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今日的臺灣博物館）的規劃上。1915年，川上積勞成疾，過早地離開人世，得年44歲。今日的嘉義樹木園可說是川上瀧彌留給臺灣的遺產。1920年代，由於全球橡膠價格暴跌，嘉義支所開始引入其他重要的熱帶經濟樹種，數量超過百種，包括大風子、桃花心木、鐵刀木、柚木等。1930年代，連同嘉義公園成為南臺灣最重要的景點之一，充滿著熱帶風情的嘉義樹木園，名聲也水漲船高。嘉義八景之一的「林場風清」，指的便是嘉義樹木園。
今日的嘉義樹木園內仍有「林場風清」之碑。從碑名即可想像，近百年前，來到嘉義樹木園的訪客，行走奇特的熱帶植物間，享受著拂過林間的煦煦微風。
註1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L.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註2 徐聖凱，〈日治時期都市公園的設施組成、休閒機能和活動變化〉，《臺灣史研究》27：2（2020年6月），頁1-49。
註3 張志源，〈日治時期嘉義公園設置與擴建—都市空間變遷之觀點〉，《嘉義市文獻》21（2012年7月），頁11-32。
註4 鄧書麟與傅昭憲，〈從護膜苗圃的催生～看嘉義植物園之百年風情〉，收於《與植物園一起變更好！：臺北植物園 120 週年紀念文集》（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2016），頁140-147。
註5 蔡思薇，〈治理殖民地自然：臺灣有用植物調查之展開〉，《臺灣史研究》29：2（2022年6月），頁117-174。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5年2月號3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