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他者．他方：常玉與旅法藝術家的巴黎跫音」，重新勾勒臺灣藝術史的多元性與國際觀

Re-illustrating Taiwanese Art History’s Plurality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Elsewhere of the Other: Sanyu and the Echoes of Expatriate Artists in Paris”

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他者．他方：常玉與旅法藝術家的巴黎跫音」特展，以館藏的常玉作品與研究為基礎，再擴及至和常玉同期與之後的11位留法藝術家，分成四個主題單元展出。藉由此展的敘事探看他們如何在國際藝壇與自身傳統之間的進行交流與創新，在展開對常玉與臺灣現代藝術研究的新階段之同時，亦勾勒出臺灣藝術史觀的多元性與國際視野。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舉辦的「他者．他方：常玉與旅法藝術家的巴黎跫音」特展於今（21）日下午舉辦開幕式暨座談會。本展突破以往聚焦於常玉（1895-1966）個人藝術成就的框架，匯聚11位留法藝術家並將之劃分為三個世代，探看他們如何在國際藝壇與自身傳統之間的進行交流與創新，在展開對常玉與臺灣現代藝術研究的新階段之同時，亦勾勒出臺灣藝術史觀的多元性與國際視野。

「他者．他方：常玉與旅法藝術家的巴黎跫音」展品吸引觀眾駐足欣賞討論。（本刊資料室）

史博館代理館長王逸群表示，在今年重新開館後的常玉特展串起不同層面的深度，而自己在參與的過程中看到4位臺灣藝術家在1930年代克服各種困難，他們從臺灣或日本出發並把在巴黎的學習過程中所接觸到的經驗帶回臺灣，這種對藝術的堅持相當動人，而臺灣這塊土地的精彩也讓他非常驕傲，也因為臺灣典藏的這些作品，讓常玉走進入了藝術史。而藉由這次展覽，讓藤田嗣治的自畫像也首度來到臺灣展出，期許持續透過展覽讓史博館朝向國際做更多延伸，同時也將強化在地基礎的美術教育。

日本輕井澤安東美術館館長水野昌美（左起）、策展人陳貺怡、旅法藝術家陳香吟、臺南市美術館榮譽董事長陳輝東、文化部長李遠、史博館代理館長王逸群、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陳殿禮、潘仲良、楊三郎美術館館長村越範子等出席「他者·他方：常玉與旅法藝術家的巴黎跫音」特展開幕式合影。（文化部提供）

史博館自1968年起獲得教育部撥交的42件常玉油畫，並在歷經多次撥交與購藏之後，目前已累積擁有52件常玉作品，並在1978年至2017年期間舉辦過六次的常玉作品展。擔任此次「他者，他方：常玉與旅法藝術家的巴黎跫音」的策展人陳貺怡表示，深受歡迎的常玉是史博館重新開館之後大眾期待重新能再看到的作品，而本次規劃的切入觀點，是以常玉為主再加以擴大討論，最後將當時留法的藝術家劃分為三個世代，以不同主題匯聚了11位藝術家來共同呈現。陳貺怡指出，在大時代之下，這些藝術家的故事見證了東方藝術家往西方的流動以及東西方藝術的交纏。此外，當時的日本、臺灣跟中國藝術教育的西化，也是這次展覽想要觸及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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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開幕典禮之後，便接續舉辦座談會。與談人左起為：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孫淳美、臺灣美術研究者林育淳、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及策展人陳貺怡、日本輕井澤安東美術館館長水野昌美以及日本藝術家江上越。（本刊資料室）

借展藤田嗣治作品的輕井澤安東美術館水野昌美首先致意，對於能參與時隔六年才重新開館的史博館特展感到相當榮幸。在2022年10月開幕的安東美術館是第一座收藏展示與研究藤田嗣治作品的美術館，本次這次參展的作品是藤田嗣治在1923年創作的自畫像，留著經典妹妹頭髮型與戴著小圓框眼鏡的形象正是這位來自日本的藝術家成為巴黎畫派寵兒的巔峰時期。他與常玉前往法國的年代相當，共同在巴黎因著對藝術的熱情而奉獻畢生於創作。她更表示，藤田嗣治跟常玉能夠在這次特展再次見面，歷經了在日本、巴黎與臺灣三地之間流轉，是很不可思議的緣分。

自日本輕井澤安東美術館借展的藤田嗣治《自畫像》為首次來臺展出。油彩、畫布，41.3 × 33 cm，1923。（本刊資料室）

文化部長李遠則回憶兒時住在植物園附近，由於父親教導他要嚴肅看待藝術，鄰近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便成為孕育自己對藝術產生敬意的起點。史博館自2016年前閉館整建之際，提出了「小別，為我們更美的再見。」而相較於今年2月的開館啟用，這次常玉特展的揭幕得以再度展出這些畫作深具意義，對他來說更像是重新開館，因為看到了美好的未來，並且跟許多美術館連結，更用策展概念解釋了重要的藝術發展進程。李遠也提及，本次策展的概念與他在本月初造訪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舉辦的「黃土水與他的時代—臺灣首位西洋雕塑家與20世紀初期的東京美術學校」相當類似，都是重新看待臺灣作為一個藝術創作地點，如何跟全世界的連結。常玉的作品在當初的因緣際會下自此留存於臺灣，欣賞馬諦斯作品的李遠看待經常被一起比擬的常玉，則表示其作品在線條與色彩的使用上更為俐落簡單。

作為本檔展覽的核心所呈現的第一單元為「庖丁解牛與西方前衛：常玉」，作品依照創作主題分為三區「常玉的花卉」、「常玉的裸女」以及「常玉的動物與風景」，其中包括被列為重要古物的《菊》和《四女裸像》。常玉曾以庖丁解牛的概念解析畢卡索的創作方式，係將相同主題透過反覆描繪與研究以得到其中精隨，而常玉本身也在相同的主題當中持續創作不同作品的樣貌。他的花卉雖以西方媒材表現卻大多使用中國傳統花鳥畫題材，花梗枝條常呈現傲然姿態，也經常以小動物點綴畫面，作品識別度極高。

裸女也為他最常見的主題之一，以流暢簡化、充滿節奏與力道的運筆勾描出形體豐潤柔美的女體，作家徐志摩更稱之為「宇宙大腿」。而常玉所畫的動物與風景畫布局，大多是體型渺小的動物置身於曠野當中而瀰漫出強烈的空寂感，或為他身處異鄉的心境寫照。

第二單元為「巴黎學派中的日本人：藤田嗣治」，經常被拿來和常玉相互比較的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1886‑1968）與常玉前往巴黎的時間相當，儘管沒有文獻能直接證實同樣來自亞洲的兩人相識與有所往來，但他們皆曾進入大茅屋畫室（L’Académie de la Grand Chaumière）學習，也都描繪過當時有著蒙帕納斯女王（Queen of Montparnasse）之稱的模特兒琪琪（Kiki de Montparnasse），在巴黎蓬勃發展的藝術圈當中或許仍有著不易查覺的交疊因緣。本次展覽涵蓋來自國內外收藏單位的藤田嗣治精選作品，可由此比對同樣具有傳統東方藝術養成背景的兩人，如何在西方藝術環境當中分別選擇展現出什麼樣的自我創作風格。

第三單元「進入世界的臺灣藝術先驅」，呈現4位在1930年代前後分別前往法國深造的臺灣藝術家：顏水龍、楊三郎、劉啟祥以及陳清汾的作品。在本展脈絡中屬於第二世代留法藝術家的四人在赴巴黎進修之前都有留日經驗，對西洋藝術皆有相當認識，返臺後也各自發展出不同際遇，為臺灣現代藝術的發展做出不同層面的貢獻與推進。本次展出的作品如：陳清汾的《巴黎的屋頂》、顏水龍的《港風景》、楊三郎的《街頭秋色》及劉啟祥的《法蘭西女子》，皆流露出不同風格。

出身大稻埕富商家庭的陳清汾在1928年便從日本隨著關西美院老師有島生馬前往巴黎習藝，在旅法第一年便入選沙龍展。1931年返臺，從第七屆臺展起年年獲獎，之後因為承繼家業而放棄藝術。而顏水龍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在1930年決定赴巴黎進修，由於經濟較為拮据，旅法期間生活刻苦而後因為病重遂於1932年離法，並短暫於日本從事廣告工作。他在1934年與陳清汾和楊三郎等人創立「臺陽美術協會」，並自1936年起專心投入工藝美術發展，也為臺灣的商業設計產業奠定良好基礎。

至於當初為顏水龍赴法而專程送行的楊三郎原本不顧父親瀛社詩人楊仲佐的反對而決意前往日本習藝，幸而最終獲得支持。自1927年以來便連年入選「臺展」，因為在第五屆落選而激發他萌生繼續深造之意，，便與好友劉啟祥在1932年一同前往巴黎，隔年便攜帶逾兩百幅風景畫作返臺。除了「臺陽美術協會」之外，他也參與創辦「赤島社」、「六硯會」以及「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等藝術團體。劉啟祥是在1931年從日本文化學院畢業後，隔年便與楊三郎赴法，在1935年轉往東京定居至戰後返臺。出生臺南柳營的他在1950年代是「南部展」的主要推動者，並陸續參與成立「高雄美術會」、「臺灣南部美術協會」、「十人畫會」和「啟祥美術研究所」等藝術團體。

第四單元則是「留法三劍客、留法女性藝術家與常玉最後的訪客」呈現了趙無極、朱德群以及吳冠中的特色作品，此外，更含括以往較少被論及的留法女性藝術家潘玉良與袁樞真，而在常玉生命晚期與其相交的席德進也被納入此展。在華人現代藝術史上享有盛譽的留法三劍客屬於第三世代，他們同是杭州藝專的前後期學生，皆是在二戰之後陸續前往巴黎深造之時適逢抽象藝術興起的階段，本次展出吳冠中的《巫峽魂》、朱德群的《他鄉夜》以及趙無極的《抽象畫》等作品，屬於反映出他們融會東方特質與西方抽象的作品。

生平極具傳奇色彩的潘玉良幾乎與常玉同時期赴法深造，但不同於常玉在私人畫室研修，潘玉良先後就讀里昂美院與巴黎高等美院，並在1928年返回中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和南京中央大學。她在1937年再度赴巴黎定居，在1945年當選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長，主要以風格鮮明的裸女畫作聞名藝壇。至於袁樞真曾就讀上海新華藝專而受過陳澄波教導，原本有意先前往日本深造但因為當時想就讀的學校不招收女學生，而在1936至年1940年赴法就讀巴黎高等美院。袁樞真歸國後曾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和北碚國立重慶師範大學美術科任教，之後隨國民政府來臺，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而根據常玉的生平，席德進很有可能是最後一個拜訪常玉的藝術家。與常玉皆為四川人的席德進在1963年赴法遊歷時便經常拜訪這位老鄉，還曾獲常玉贈與兩件人體素描，當他於1966年3月返臺時常玉還前去送機，在機場告別時席德進特地把外套留給生活條件已不比從前的常玉，沒想到同年便接獲常玉因煤氣中毒而逝世的消息，當時的道別竟成為訣別。而後，席德進曾在一篇文中如此寫著：「常玉是死了。由徐悲鴻的年代，經過趙無極的時代，跨越到我們這一代。」為常玉驟然終止的生命留下令人感念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