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壁2022年底的新作《舒適小鎮》（Clement Town）命名來自印度北安查爾邦（Uttarakhand）的隱密小鎮，這個由中華民國在經濟上支持、裝有1970年代最先進水電設備的小鎮，為國民黨情報人員所設計、施造，像這樣的小鎮在中印邊境上多達20幾個。這次藝術家從數位化的舊檔案中，篩選出三組不同場景來擺拍影像，並邀請表演者與當年直接或間接參與行動者見面，試圖透過雙方的對話與詮釋空間，再現檔案生產之前的、甚至「還原」那些已經消失的「現場」。她所選的檔案包含「難胞」在照相館拍攝紀念照、剛抵基隆港的合照，及少女們就學前拍攝的照片。以基隆港合照為例，出自1959年6月8日中央社攝影（李壽康）的官方檔案：
八位不堪共區暴政而投奔自由的難胞，六月八日如願以償，到達了台灣。他們是由熟悉西藏地理的德吉女士帶路，從西藏逃到印度，六月五日經香港轉乘『四川輪』來台。這八位義胞的名字是德吉、尹順周、張學周、于同樂、張洪亮、許健敏、王百軍、董敬智，其中除了德吉是西藏人和河南籍的尹順周是夫婦外，其餘都是山東人……（註1）
為何藏人夫婦要和山東人一起逃難？紀錄裡多的是真偽難辨。但如果不知道這批檔案的存在，那麼，這樣戲劇化的情節，很可能讓我們以為又是藝術家所杜撰。
李奎壁過去的創作包含談柬埔寨地產熱潮的《鑽石夢》，和以無國籍越境者為主題的「TransBorder」系列，皆採用不同的虛構手法。在《鑽石夢》裡，她安排白領階級裝扮的柬埔寨舞者，在地產公司為行銷而仿製的凱旋門前跳起傳統舞蹈，還模仿字母卡的型式，印製字母A到Z排序、標題為《鑽石島小典》的關鍵字卡。
在「TransBorder」系列裡，她首次將流亡藏人（Tibetean in Exile）與其他族裔主角包裝成廣告式的看板人物，賦予角色設定（註2），還設計了《超旅行人格量表》作為邀請觀眾進入作品的渠道。
無論如何說故事，李奎壁多少以旅途中的際遇為經緯，且現實往往比創作更離奇。通過複訪、蒐集與調查，原本不相關的檔案空間發生勾連，與此同時，一幅詭譎多變的「後冷戰」圖像才慢慢浮現。
關於「流亡藏人」認同，我們該知道的是，他們自始就與國共內戰到國府來台之後、「兩個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競爭與內部同化政策糾纏不清。現代西藏的民族主義形式，更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迫害有關，若不是「中共將帝國主義與封建農奴制這兩個主軸最後定位在西藏的宗教上」，導致信仰與民族在流亡藏人中緊密結合，「分享『中共入侵』的苦難」也不會使原本分散高原上的部落自我想像為「藏人」。學者簡金生指出：
在共軍進藏之前，大多數藏人傾向於將自己當成是某一個特定區域或某個部落的成員，而不是「藏人」。許多藏人在逃亡前只是分散居住於西藏高原遙遠的各處，彼此很少接觸，共享同一認同。就此而言，逃亡創造了獨特的藏人身分感與團結意識，並分享「中國入侵」的共同苦難，這樣的經驗使他們將自我想像成「藏人」。（註3）
在《舒適小鎮》中，我們看到包含德吉夫婦在內的「難胞」如願抵達台灣，但並非一路順遂。在〈自由之路〉書寫中，藝術家補充更多逃難情節（註4）：主角之一丈夫先離開拉薩，她生完女兒後設法與尼泊爾使館人員撤離，轉搭巴士抵達位於中印邊境的噶倫堡。好不容易聯絡上丈夫、從加爾各答取道抵台。
另一名主角出生在共軍入藏前一年，流亡印度時考上商學院，又在1970年代台灣提供獎學金的尼泊爾學校教英文，輾轉經香港抵台並結識丈夫……無論怎麼寫，她的筆下看不到過度簡化的單一國族敘事，而是反覆多變、敵我難分的生存之道——至於「達賴喇嘛」只是輕描淡寫，正如同「自由中國」的蔣總統，只是政治認同的符號。
從基隆港、住家改建後的公共停車場到攝影棚，《舒適小鎮》背後的三段敘事擺盪在檔案材料之間，正如〈自由之路〉裡許多難以釐清的細節，不變的是，故事裡效力的對象往往隨著環境而嬗變，周旋於台灣、美國中情局，和中國共產黨之間（註6）。在全球冷戰的鴆垠縫隙間，奔赴各方競合間的藏人，發展出獨特的生存策略。就像《喇嘛殺人》一書提及，某些團體以抄錄假情資、偽造中國場景、爆破尼泊爾境內橋樑或請人假扮解放軍，羅織情報照片以交換利益。這樣說來，李奎壁的「場景製造」不免有回應歷史蒙太奇之企圖。
回顧1958到2000年之間，中華民國承襲1949年前的憲法對西藏主權的主張，蒙藏委員會的基礎不是「五族共和」而是漢族中心的「中華民族」論述。（註6）在此情勢下，藏人對台灣的認同如何能沒有功利主義的成分？
在2021年發表的「Travel Weekend Tonight 群島資料庫」Podcast裡，李奎壁以藏人際遇創作「TransBorder」系列故事之一。節目提及越境者的生存之道，像是設法從印度經機場轉往歐洲各地；從位於北非的跨境轉機點加入穆斯林轉機團，通過南歐前往目的地；在印度與泰國設置營運點，並提供客戶等待班機前的短期各式技能課程，甚至包含服裝造型等，讓客戶快速融入目的國家的社交環境；透過社交媒體提供服務，虛擬跨國融資包含印度的華人掮客，或資助回到中國的旅人等等圖像。儘管看似無所不包，但「在事業與家庭中取得平衡」卻成了越境者的挑戰。
誰遇到誰、誰又因誰而去到哪裡，這些見聞被創作者當作養分，化成各式各樣迂迴的情節。但如果某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驚心動魄，那或許是因為旅行改變了某個人，同時也改變與之有關的人們。很可惜我從未有過這樣決定性的旅行，因此我總是羨慕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書寫通過不同角色傳述的故事。回到《舒適小鎮》，她在「重新演出」（reenachment）的「還原」與「創造」之間提出什麼新的問題意識？又如何通過聲音、文字與影像呈現從「越境」到「入境」的精神構造？未來雖然無解，但她對於民國「棄子」的執著，也提供觀眾一條與歷史再互動的進路了。
註1 〈八位西藏投奔自由的難胞抵達基隆二號碼頭〉，《國家文化資料庫》。
註2 「在『TransBorder』計畫中，李奎壁為無國籍者虛構了一種資本主義式的跨國服務方案，但這些參與者都不具有可辨識的國籍身分，他們可能是敘利亞內戰的難民、自緬甸逃往孟加拉的興羅亞人、冒死穿越撒哈拉沙漠與地中海前往歐洲的厄利垂亞人，當然也可能是在台灣的無國籍西藏人。」
註3 Dawa Norbu, “‘Otherness’ and the Modern Tibetan Identity,” in Himal, 1992:5-6, pp10-11; Samtem G. Karmay, “Mountain Cul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ibet,” in Robert Barnet and Shirin Akiner (eds.),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London: Hurst, 1994), pp112-120.（簡金生博士譯，〈近代漢人的西藏觀：1919～1949〉，2014；頁330）。
註5 同樣是台灣，還有蒙藏委員會、國防部軍情局、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勢力。
註6 「『中華民族』一詞所指向的乃是種族的同化，『五族共和』的修辭在表面上看來，至少存在著地位平等的藏族。正是在這個意義下，藏人才願意訴求漢藏一體與五族共和。反之，擁護一個中華民族將意味著藏人會失去其政教合一的獨特歷史傳統……同化意味極強之中華民族的概念，對非漢族群而言，並不具說服力，含混的五族共和，反而更受歡迎。」簡金生：〈近代漢人的西藏觀：1919～1949〉，2014；頁293。
鄭文琦( 8篇 )藝文工作者。2017年發起「群島資料庫」計畫迄今，後者致力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