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荷薄荷】那些因保衛「因言獲罪的人」而獲罪的人們（上）

兩百年前，初生的民主國家與斷頭台

噢，自由，人們假汝之名犯下多少罪行！
（Ô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羅蘭夫人欷吁於斷頭台前，1793年

這段話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走上斷頭台之前說的話，當時他身為吉倫特黨人（Les Girondins），一個倡導溫和改革的黨派。吉倫特黨人遭到曾經的盟友雅各賓派清算後，法國旋即進入為期一年的恐怖統治時期。法國大革命後期，不只是皇室貴族被送上斷頭台，曾經的革命同志也被送上斷頭台。

距離法國大革命230年後的今天，「自由」兩個字變得更加諱莫難解。2020年代，世界再度趨向雙極化，極權陣營與自由陣營再度擺開排場，互相叫板。

三種自由，自相殘殺

高中公民課本曾教我們兩種自由，分別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政治哲學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於 《共和主義：自由與政府理論》（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1997）提出「不受支配的自由」，作為第三種自由觀點，為共和主義自由觀的開始。以下將以近期「抗審查技術」的案例，放入這三種自由觀之中比較。

A. 不受支配的自由

在極權世界，「自由」的代表人物是公民記者。他們挖掘真相、傳播真相、顛覆獨裁政權。自由人士抵抗壓迫群眾的政權，這樣的自由是「不受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共和主義自由觀）。支持此類自由觀點的人認為，良善的主人終究是主人，奴隸仍然會面臨被支配的恐懼，成為自由人，奴隸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此外，不受支配的自由強調制度性設計防止暴政，但在本文脈絡中，暫不討論建制性的延伸脈絡；

B. 自我主宰的自由

在自由世界，自由可能代表的是維護民主體制的「公共意志」，如體制維護者。這些人透過體制維護自由民主，基於共同的理念打造「自我主宰的自由」（Freedom as self-mastery），或「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使體制本身成為自由的保障者，但也有可能滑坡成為暴政的開端；

C. 免於干涉的自由

但在自由世界，自由也可能代表不受他人干涉的「個人意志」，如主張隱私、自我防衛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們以自身自由為出發，反對一切干涉。這是一種「免於干涉的自由」（Freedom as non-interference），或「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支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反對集體約束，或者認為政府體制會做惡，但也可能忽略結構性威脅，容許強者壓迫弱者。

2025年，富察延賀因煽動分裂國家罪入獄

在極權世界逆風倡議「不受支配的自由」易於理解，被極權政體壓迫的自由人士就是典型案例，位於自由陣營的我們沒有理由忽略他們的貢獻。譬如八旗文化總編富察延賀因「煽動分裂國家罪」於2025年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人權倡議者李明哲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同樣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於2022年出獄。筆者實在分不清兩項罪名有何不同。

而在自由陣營，為了幫助極權陣營的自由人士，兩種自由便可能延伸出方向不同的行動，彼此之間可能合作也有可能競爭。

2025年，自由亞洲電台斷炊事件

「自我主宰的自由」一方可能會以政權之姿，透過代理人、中介機構，輸出資金、文化、培育計劃，為的是輸送「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譬如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便是很好的案例。RFA成立於1996年，為冷戰期間美國對共產國家的心理戰與資訊作戰機構。三十年後，2025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指示「最大限度地」解散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RFA因此受到影響，受其資助的華文媒體「歪腦」也連帶地無限期停刊。因此「自我主宰的自由」可能會受到時任政權領袖的影響，以其領袖意志挪用其民選所賦予的、短暫的公共意志。

2025年，訊號門事件

而支持「免於干涉的自由」的一方由於習慣以保護自身為出發點，因此發展出來的文化或科技，也能平行轉移給「不受支配的自由」，譬如「抗審查技術」就是很好的案例。「抗審查」如同字面意義，就是在進行任何事務時，得以免於被審查，而「抗審查技術」便是指支持抗審查的工具。在數位的時代，抗審查技術幾乎與應用密碼學是同義詞。

譬如最早採用點對點傳輸的通訊軟體Signal，由於第三方難以監控的特色，連美國政府高層討論事務都在使用Signal。2025年3月的「訊號門」（Signalgate）便是很好的案例。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與多位高層官員在Signal上討論對葉門武裝力量進行的軍事行動時，國家安全顧問華茲（Mike Waltz）誤將《大西洋月刊》主編高登伯格（Jeffrey Goldberg）加入群組，導致敏感軍事計劃外洩，此事件打響了Signal名號。

Signal早已被全球各地的維權人士用做日常聯絡，這類透過加密通訊確保隱私的特色，讓國家難以監控，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這是因為當政府向服務提供者進行索資時，服務商無資料可以提供。這對於獨裁國家的異議人士是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對於民主國家的犯罪偵防而言，便是百密一疏的漏洞。因此抗審查工具先天具有抵抗國家控制的基因，這也是為何「自我主宰的自由」開始槓上「免於干涉的自由」。

2025年4月，Telegram創辦人杜洛夫獲准離境

2024年8月底，通訊軟體Telegram的俄籍創辦人帕維爾·杜洛夫（Pavel Durov）乘坐私人專機抵達巴黎機場時遭法國警方逮捕。幾天後法國檢方以十二項罪名正式起訴杜洛夫，指控他放任Telegram平台缺乏內容審查，導致兒童性剝削、毒品交易等非法內容得以傳播，並認定他對此「有共犯嫌疑」​。杜洛夫旋即被限制出境。科技平台創辦人因平台上出現不法內容而被追究刑責實屬罕見，因此引發大量言論自由倡議者及Telegram使用者抗議​。俄羅斯官方甚至批評法國「侵犯言論自由」，要求法方放人​。直到2025年3月，杜洛夫才獲准離開法國。

弔詭的是，杜洛夫與俄羅斯政府關係素來不好。杜洛夫於2006年創辦VKontakte（VK），被譽為俄文版的臉書。2011年開始俄羅斯爆發大規模反普丁運動，時任執行長的杜洛夫拒絕配合政府封鎖異議者帳號。三年後，2014年，杜洛夫最終被迫出售VK股份並離開VK。而Telegram便是在此脈絡下誕生的產物，杜洛夫曾說：「我創造Telegram，是因為我想要一個我自己都無法窺視的通訊工具。」Telegram由於先天優良的抗審查特性，成為中東、東歐、亞洲許多區域社會運動與抗議活動的通訊平台，但Telegram也因其開放與匿名的特色，時常被用於犯罪與仇恨言論。

杜洛夫曾經抵抗的獨裁政府如今竟然聲援杜洛夫，實在令人不勝唏噓。事實上，台灣行政部門曾經封鎖過Telegram網域。2024年，在創意私房事件之後，Telegram被懷疑為犯罪者轉移的平台，新竹市政府曾發函要求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停止解析Telegram網域；同一時間，衛福部也表示不排除讓全台灣都無法使用Telegram。結果導致Telegram在未經正常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的網路域名服務（DNS）回應政策區域（Response Policy Zone, RPZ）機制流程下，被短暫封鎖，導致「正常」使用者短暫無法使用服務，引起社群譁然。

小結：在諷刺的政治脈絡中尋找自由

當政府欲制裁犯罪者時，同時也影響到注重隱私的公民，這便是典型的當「自我主宰的自由」槓上「免於干涉的自由」的案例。這是因為犯罪者與公民記者使用相同的工具，完成不同的事情，此間的紅線對於管制者而言，並不容易拿捏。

此外，本文也討論到不同政權在角色位置上的變化。譬如俄羅斯普丁政府將杜洛夫趕走後，仍聲援杜洛夫，並且指控法國政府正在走向極權；另一方面，美國川普政府癱瘓「曾經是意識形態輸送工具」的自由亞洲電台，儘管本月底美國法院宣告其友台自由歐洲電台的預算不得刪除，且可以解凍使用，但這在在顯現「自我主宰的自由」真的有可能步步走入恣意妄為的強權狀態。我們難以判斷川普政府的行為是在「去管制」還是「強化管制」。

獨裁政府與民主政府都可以基於安全等種種理由限制個人自由，無論是富察延賀還是杜洛夫，都是結果看似相同，但脈絡上差異甚大的案例，他們追求的自由，可能不太相同。依此創造了不同「自由」彼此的衝突。在下個月的專欄，我們將深入討論「免於干涉的自由」，以及因此而鋃鐺入獄的更多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