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性別議題方興未艾，甚至成為總統大選政治攻防的韓國，近年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關事件，非「N號房事件」莫屬。兩名網路暱稱分別為「博士」（박사）與「GodGod」（갓갓）的趙周彬（조주빈）與文亨旭（문형욱），利用網路徵集試裝模特兒，或者隨機釣魚鎖定被害人，誘騙其拍下不雅照，並且透過特殊網址與程式搜集對方個資，甚至，要脅受害者以「奴隸」的身份，在其開設的Telegram對話群組中對付費而來的會員「表演」，傳上更多不堪入目的照片與影片。由於Telegram退群組後可自毀訊息的特性難以蒐證，而且主謀多利用加密貨幣交叉交易，加深了偵查的難度，再加上針對女性幾近人格毀滅的性羞辱，相信是近年最令人感到震驚的新型態網路犯罪。
近期Netflix所製作的《網路煉獄：揭發N號房》紀錄片詳實地介紹了這整個事件從發生到將主謀逮捕歸案的過程。但有趣的是，這部影片以傳統媒體記者視角的角度，包括首位得到線人檢舉訊息，進而首次將訊息披露，並且持續追蹤調查的韓民族報（한겨레）記者團隊；原本只是想要找尋參加新聞寫作比賽題材，志在成為新聞記者的女大生們，意外發現N號房的相關蛛絲馬跡，進而以臥底的身份潛入群組以協助警方搜索。另外亦有SBS電視台的新聞製作團隊，將其披露讓韓國大眾關注此事，才正式使輿論沸騰。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劇情，莫過於主謀者針對傳統媒體組織與從業人員的惡劣反擊。例如韓民族報一開始披露時並未引起社會注意，反而加劇N號房群組內對受害者的霸凌，例如一位女性身體寫上「韓民族報受害者」的裸照被傳開，以及參與者對具名報導記者金浣（김완）身家的網路肉搜，一度危及其家人。後來當SBS電視台預計揭露此事時，主謀還刻意威脅若播出相關新聞報導，將會有他們所控制的「奴隸」從電視台大樓一躍而下，表現出挑釁的反社會與自戀性格。參與調查報導的記者吳連敘（오연서）指出，「博士」被捕後自稱惡魔是為了吹噓，比起壞人，惡魔的形象似乎更高貴，他幫自己塑造出一種無法不反罪的形象，看到惡魔這個形容詞，她的心情實在是糟透了。
持平來說，這是一部四平八穩，甚至有些英雄化傳統媒體從業人員的紀錄片。但正是因為這樣的設定，反倒讓我注意到，這是一部「由傳統媒體記者去監督、揭發並制裁新媒體犯罪」的影像文本。彷彿帶出元宇宙時代之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間，既互相使用，也彼此對立互為監督的微妙關係。Telegram這個通訊軟體，我最初知道它時，是香港反送中抗爭的那段時間，當時它被抗爭者所用，藉由躲避政府與警方的電子監控（註）， 一度有風聲可能成為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封鎖的社群軟體。由此可見，在不同的使用場合之下，這個APP可以發揮其獨特功能，在保護抗爭者的情況下，成為對抗威權統治的利器之一，與N號房事件中，作為有心人士性剝削與奴役工具的狀態有著天壤之別。更別說當各種新媒體出現時，我們曾有一絲期望它可以顛覆或補足傳統媒體常被詬病背後，相對較不靈活的科層制媒體編輯台與背後龐大的政經結構。
不過《網路煉獄：揭發N號房》這個紀錄片卻令我意識到，相對於由政府單位的直接通訊軟體管制，可以有效監督這類新媒體使用行為，且較無侵犯言論自由嫌疑的，可能反而是傳統新聞媒體過去發展時所累積的傳播倫理規範、新聞報導方法、事實查核經驗與社會公信力。我們可以看到個人或某邊緣族群運用新社群媒體作為發聲管道，不需遵守傳統媒體的遊戲規則。但當有心人士透過傳播迅速、無積極審核機制，甚至如Telegram般難以蒐證的社群媒體傳播假訊息或進行犯罪行為時，則有賴專業新聞查核與傳統媒體倫理報導準則的介入。新舊媒介彼此間的價值與時代意義，便在這一來一往的相互監督下明確地凸顯出來。
當然我透過《網路煉獄：揭發N號房》所觀察到的新舊媒體互動，只是這個媒體極速發展時代的冰山一角。其他諸如社群網站或搜尋引擎持續膨脹，使得廣告收益分配不公，讓澳洲立法要求谷歌或臉書等公司需支付產製新聞之傳統媒體使用費，一度造成社群網站與傳統媒體間的緊張與對立關係，都在在展現了元宇宙時代訊息內容與獲利比例關係不斷地重組再造，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將有越來越快的趨勢。新舊媒體的拉扯，與其互動的平衡關係，相信將是未來人類社會的一大課題。
註 參考自：〈逃犯條例：沒組織、沒領袖，香港青年如何成為「抗爭專家」〉。
陳飛豪( 115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