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聰洲（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歷史與文明博士）
2011年7月，與一些台灣朋友參觀義大利帕多瓦的 Scuola del Santo（如圖），我幫大家唸著導覽書：「這裏面十八幅壁畫，出自同一畫室， 其中有幾幅是提香本人畫的……。」蔡潔妮博士叫停我，半分鐘繞了一圈，然後說：「這個、這個跟這個是提香的。」核對居然完全正確， 包括我，在場的人都很驚訝她有異於常人的藝術眼力。
「怎麼看的？」大家紛紛問。
「就這樣看啊。」眾人聽罷只能一哄而散。
這項眼力讓她得以輕鬆自若地進行繪畫的研究與分析，回台後於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官版粉專所執筆的專欄，篇篇迴響甚佳，訣竅就是她腦中有一個數量浩瀚的作品記憶庫——這是一步一腳印大量參觀美術館建立起來的——讓西洋與台灣作品們得以在其中流暢比對。
由於留美的訓練，她曾以為自己的人生等於一名當代藝術創作者，甚至在法國轉身學習當美術研究者之初，還是專注於當代藝術，最終迎來一部含有「美術史」字樣的博論，並且回台後以美術史學者面貌為人所認識，這其中是有所轉折的：在歐陸，有太多太多親眼目擊大師作品的機會，在上述的一步一腳印累積中，擴大了藝術品味，讓她對於美國訓練進行了根本反省，也讓她相信一個自外於台灣美術史的當代藝術研究會是有問題的。將台灣美術史研究與其當代藝術研究以一個問題意識給串起來處理，這件事在這本博論出現之前並不存在。
這部論文的答辯場上，一位評審很得意地表示：在閱讀過程即猜出作者具有創作背景；面對當代藝術創作，本書作者具有同行方有的感受力；事實上，這部博論生產的度日如年中， 她或多或少仍維持著藝術創作當作一種壓力釋放。
2020年10月，她在台南發表一篇洪通研究， 補充了這本書描述不足的一段要事，台灣美術史權威蕭瓊瑞以與談人的身分回應：「台灣美術史研究可以分為三代，第三代由蔡潔妮開始……。」若不宜認真看待這類場合的溢美， 本書作者研究取徑或多或少是被察覺有獨道之處。行內的人讀畢本書即可知，對於長年籠罩台灣藝術圈的定見與正當性，本書提出海量般的挑戰：關於本土化之始、關於五月東方、關於文化造型運動、關於美術本土化論戰、關於全球化（mondialisation）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e）的混淆、關於政府文化外交資源曾（？）長年綁在一小撮人身上……
二十一世紀，台灣藝術圈大展雙臂歡迎哲學方法來滋潤其修辭，甚至不惜將學術著作寫成像是填充了許多哲學名相的散文，但對於社會科學方法的介入卻相對很少重視；對於台灣美術研究，這本書或可能是第一部高度運用社會科學方法所完成的博論，兩個正面效應因此產生：第一，關於台灣美術與台灣大歷史之間所存在的互動，縱然被學界所不斷強調，但能將之系統性呈現的研究仍很少見，本書在此或有其開創性。第二，在台灣島上，美術研究所建構的研究取徑與其研究成果一向很難外擴出美術領域，可以說此研究圈長年呈現一種封閉狀態；相反地，這部論文所描述的台灣性、中國性、西方性之間的三角糾葛，並不限於美術創作世界，它所發展出來的視野是可以有效地延伸至文學、電影、戲劇、舞蹈等等藝文表現的觀察上，未來，甚至可能浮現該視野下的場域比較。
縱然不是命定論，台灣國族的浮現似是一個有所擺盪與修正卻也會往熟成之路趨近的情勢， 位於這樣的歷史進程之間，各文化領域的歷史回顧會一一被重寫：以新國族的尺度來重新量測；而本論文所觀察的三角糾葛，正是一個包含了該尺度的量測取徑。
對於這部論文，如果美術圈的反應是稀疏且延宕，那它的對話者可能出現在廣泛的台灣認同研究圈，至少，碰觸國族或族群議題的政治社會學研究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多少會感受到被書中的論調所應和或反對。以文學為例，若把1920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視為「台灣往哪裏去？」的第一場大辯論──至此集體行動不再自限於殖民框架內推進──那麼論戰中某一方的主張：將西化的中國白話文視為文學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即可以視為嚐試進行西方性與台灣性的嫁接，以便告別由舊精英社群所保障並且由殖民者所寬容的中國性。
十九與二十世紀全球非帝國內地出身的精英普遍體驗到以下問題：我是誰？我如何面對外來的直接壓迫者？我又如何面對那個最相應於現代化的霸權？如歷史所現，他們的重大集體行動往往是由此三個問題之糾葛所誘發出來的，本書所描繪那複雜且不停流變的三方角力，不正是同時考慮著這三個問題嗎？既然本論文已嚐試梳理出三者的競合演變，未來類似研究若仍如同數十年來僅持二者來作分析，那會是可惜的。
本書可以帶來的啟發還很多，比如，連續殖民論在近十年來的確不再為學術界所自我審查，然而從前後兩殖民的比較中去引發學術思考的著作仍然很稀少。又比如，台灣國族四字在近十年來的確不再成為學術界的敏感字詞，卻也見學術圈泛濫地操作它：比如把仇獨電影人定性為台灣國族電影催生者；本書作者示範了應該細心檢視那些高舉本土化旗幟文化人的所言所行，才不會誤貼標籤。又比如，研究應該從壓迫方與被迫方的互動策略演進來進行分析， 而不該只持其中一方的行動或言談來下手，後者方法忽略了全體主義的壓迫，易被一些言不由衷的書寫所誤導，而作出比如文藝圈的台灣意識覺醒晚於政治圈這類可疑的判斷。
作為第一位校譯者，工作過程腦中一直浮現出巴黎斗室兩人互動的影像，特別是本書作者跟我分享剛想出來的觀點時的神情，校譯這幾個月我經歷了一場時光機體驗。其中憶及2007年某一日她與我分享田野情形：那是在咖啡館訪問一位前輩，當她要他談談九〇年代台灣美術本土化論戰中所寫的文章時，後者把筆當麥克風大聲地說：「我很後悔我以前寫的那些東西。」縱然此書充滿海量挑戰，但可知沒有批判任何人的本意，只是當年那些歧視、缺乏同情、偏執品味的言談所造成的衝擊與傷痕，不去面對就是橫在那裏的，私下宣稱後悔並無任何社會療效，這部博論最終必須發行中譯本， 據知有其轉型正義的動力存在。
本論文生產在最後關卡殺出程咬金，某一預審委員一度不放行，該委員並無台灣美術的專業，也不糾結在理論引用、推論、分析模式等部分，而是糾結在本論文描繪出一個讓她感到陌生的台灣，而該委員堅信她所認識的台灣才是真實的台灣；老實講，國族立場更替若不能讓人望見另一個台灣，那這個更替一定是虛的，可惜該委員沒有跟上也不願跟上。潔妮當時面對一個叉路：一是多少屈從該委員意見進行修改以順利取得學位，一是以打筆戰的方式證明自己才是正確的但冒著拿不到學位之險，不僅我與該委員皆驚訝她堅定地選擇後者，連指導教授都稱讚她勇氣過人。很有可能，本書作者是與預審委員正面對決才拿到博士學位的第一位留法台灣人，「回應Françoise MENGIN 女士」一文因此成為理解此論文可有效補充的文獻。歷練此海嘯級考驗，日後她遭遇島上一些學界前輩的無理刁難時，都能從容以對。
這一路有些荊棘，但經驗更多的是有情有義的人間，特別是2019年我們夫妻回台以來，很多好朋友（C、F、H、K、M、P、S、V⋯⋯）給予我們不可思議的溫暖。
作為結束，我對這本書提出一個很根本性批判：如果國族再確定所指的是一場進行於普羅群眾間的運動，那我們真能僅從精英世界的攻防，去看出國族再確定的進程嗎？若不能，那我們有可能找到一個方法來對歷史中的普羅群眾進行國族意識量度嗎？甚至如同量度精英世界般地精準的嗎？考慮這些問題，我們至少要從台灣美術的社會接受來補充本書不足之處，新的問題又浮現：這一部分的田野工作又該如何完成？期待這本書只是一場研究趨勢的開始，而它所提供的史料疏理、觀點以及所顯現的勇氣，都能成為類似方向研究的觸媒。
蔡潔妮博士 十年心血，重建台灣藝術史鉅作
《書寫一部台灣美術史：一段爭議的政治進程》
帶著翻轉台灣美術百年史正統版本的雄心，
闖入衝突與爭議去尋找答案，
卻意外寫出一本給台灣的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