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一切政治性的藝術

「民主」真的仍是大家所追求的體制或是政治狀態嗎？這問題自會引發更多問題，但核心是因為個人主義，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主要追求是「好生活」或退一步說「可以好好生活」，而不是對抽象概念的支持。同時間產業化與體制化將所有人綁得越來越緊，科技也推動公司或政府能夠更緊密計算人們的時間、位置與所得，令人們的好生活亟需由社會關係與政治體制來保證。

如果我們停下來好好想一下，「民主」首先就是一則矛盾的公式，如果追究「民」與「demos」的對應關係，那麼「民主」之「民」指的是尚未被賦權之人，他們可能是外來者、被歧視者、無名者，意即廣義的「例外者」，「民主」也就意味以這些人作為「政治主體」或「體制的決策組成」；讓體制外的無權者成為主體，便是民主的不可能性，但同時也因為這不可能而構成「民主」最為本質的動能。

然而在今天的複雜社會關係與全球經濟的流通下，任何人都可能連結上上述某一身分，甚至可以說，直到多重殖性隨民主化與個人主義化深入到不同層次的社會關係中，而且全球化的推進讓經濟殖性成為不斷流動的支配關係。簡言之，唯有今天大家對於各種支配關係的微型化與分化變得有感且敏感，「民主」才真正開始落實於人類社會，而不再是某種模糊社會遠景的各自想像，或是對特定政治承諾的臣服。

相較於其他政體，若將「民主」當作最終的理想圖式，顯然從今天貧富差距的狀態與政治的法西斯化來看，這個烏托邦根本就漏洞百出、甚至為資本家與投機者進行社會資源佔奪的極端傾斜狀態；事實上，這種極端傾斜的狀態是今天大多數運動的主要動力。這項涉及個體存續發展的基本權利，與回返法西斯的政治氣候之間產生了根本的衝突。換言之，我們今天需要考慮的「民主」，並非烏托邦意識型態能否贏得信賴，而是同時糾結認同、生態與生命經濟的球莖式問題。

無論是「318學運」、「雨傘運動」乃至於「反送中運動」，都不能單純用以往解析運動的結構認知，和意識形態分析來概括，之所以在這些運動中新策略、既定意識形態、舊模式、新舊媒體、新舊論述、新的行為模式等混雜在新的運動中。正因為其中發生對於「現實處境」和「溝通條件」的重估，新舊混雜或新舊不分才是真正進行「重估」的時刻，而「重估」過程所發生的溝通與鬥爭，才得以啟動「民主」的弔詭性事件，民主的矛盾命題才得以打開新政治場域的空間。然而，令人憂慮的是，右翼傾向隨著全球經濟衰退而強化之際，大多數左翼思想（從後現代主義到文化研究）幾乎無法面對「重估」的混雜現象，反而在形式化的道德檢驗中暴露其根本無能與焦慮，甚至看到許多國際學者為了自身市場存在感，而僵化地將各種現象歸結在自身的「關鍵詞」與「立場」上。

台灣與香港的年輕人，當然必定包含年輕藝術家，如何置身、面對並回應現今的「重估」狀態？在以經濟主導的生命政治中，右翼思想逐漸被認可為人的自然衝動與系統的必然條件，不再只是特定政黨的立場，而成為一般性系統的公認邏輯甚至是慣習。反觀左翼思想則因為右翼的普遍化與慣習化，變得更為焦躁而不知所措，只能調動許多過往知識為一些機巧的詭辯從事過時的包裝；而在威權管治的生命政治中，則以無預警、無一定標準的生命威脅，讓個體建立並啟動某種「內在的」（immanent）自制與恐懼機制。數位技術下，任何「自由」時刻與表現都成為證據搜羅的機會。

失能自由主義與監控自由主義都從民主的內部造成社會分裂與體制癱瘓，因此，台灣與香港的年輕人在上述民主災難中各自發動了無政府式運動，「318學運」從快閃、佔領發展到分工協力，適逢執政黨內鬥爭而取得運動擴延的空間和時機；「雨傘運動」同樣從快閃、佔領到分工協力，通過癱瘓交通而爭取到運動的延展時間，雖說兩個運動都已經無法獲得政權的正面回應，不過對於市民社會的動能有非常大的後續影響。在這兩個運動中，許多藝術工作者都參與其中，也真正考驗到創作能力在運動中可以發揮的空間與狀態，主要看到的，是有效的圖文生產、群聚連結與心理扶持。「運動」中的群聚、城市景觀與事件無疑密集生產出許多「意象」，成為藝術工作者可以運用並延伸的素材、或是深探民主人的入口。

「318學運」之後運動群聚的分裂與重組掩蓋了運動之後的挫敗，藝術家回到藝術世界後對於歷史與社會發展的材料越發關注，而許多年輕人分別投入選舉與新創，「改變社會」成為運動挫敗後的未來期許；「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的藝文工作者與知識份子同樣面對巨大的挫敗感和迷惑，並在隨後五年省思、觀察與準備。在「反送中運動」的表現性與參與性幾乎看到前兩次運動的升級版，即使大家對於立場與怎麼做有不同的看法，但各自的期待似乎可以匯聚到某種未來的共同目標，這樣的默契推促了「不割蓆」與「無大台」的基本態度。不似先前具有創造力的工作者，主要「服務」於社會訊息的流通和運動景觀的構成，藝文工作者在「反送中運動」裡更將自身專業的創造力與資源「貫注」於運動中，啟動更為游擊式的能動性。如果「雨傘」是在渾沌中了解自身的焦慮並摸索位置的可能性，那麼「反送中」則是在渾沌中構成路線、保持能量的強度。

必須在公共空間中創造「靈光」！意即今天的當代藝術能量在「反送中」所發生的運動裡，已經在公共空間中創造出時空與事件交會的表現性，讓潛在者（le virtuel）或遠方（le lointain）於現時現地（hic et nunc）橫亙於我們的視界。但這般生成新公共場域的「靈光」並不是任何彌賽亞時間的再現，而是令運動參與者與市民在面對「靈光」時感受「改變」的衝動與能量：一種社會流變中的感知學時刻（aesthetic moment in the social-becoming）。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舉伊斯坦堡卡欽廣場佔領運動中的「站立人」為例，說明「佔領」如何改變我們慣習的時空次序，並在這樣的個體立定姿態中標示出「時間的正義」（並非訴諸於勞動時間與事件速度），但這樣的舉例似乎和「如何說明佔領運動的可能性」之間不成比例、甚至有點「自我感覺良好」的勉強。換句話說，改變人們所習慣的感性分享不會是運動的結果，而是為了觸發運動能量與衝動的「靈光」。

「民主」和藝術之間存在深刻的連結，甚或應該說，當代藝術是通過民主化之後出現的藝術型態與藝術狀態。因為當代藝術的工作與工作者在創作與展演的過程中，幾乎一定會含納「例外者」的主體化過程或虛構式模擬，再者，由於社會價值的多樣化，「例外者」不再是特定的族群，而是不同族群在不同脈絡與事件「處境」下的被影響者或被支配者。正因為如此，「藝術」可能成為不同例外者之間得以共享、交流的想法與方法，甚至是合作的計畫，當代藝術應該是當代例外者的連結場域。然而，即使香港人在「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今天人們重估政治的可能性，但香港與中國政權卻沒有任何可能性與理解力來掌握這個時刻，完全突顯出這兩個政權內部的偽民主，只能用最為庸俗、粗暴的組織暴力與機構暴力來壓制人民、壓制運動，甚至以大量的假新聞和謊言「自欺」。當代藝術或許要在「反送中」之後才更能明確意識到，今天自身的戰鬥場域就介於改變流通的能動性與積累佔奪的實存性之間，而以國家為名、階序統治為實的組織性暴力訴諸絕對的壓制時，我們確實感到深刻的憤怒與無助的懸置。此時，「318學運」後五年多的台灣總統選舉是一種「重估」政治的表現，同時台灣當代藝術也在這五年間表達出藝術家與策展人對於台灣、東亞與東南亞歷史和政治的拓樸認知，特別是關於殖民與遷徙的流動狀態。

不久，「武漢病毒」或所謂「新型冠狀病毒」在這僵局中爆發並席捲全球，一開始，新冠病毒的現象確實在中國的高壓政權下成為靜默的秘密與日常，但它的流動性與活動性穿越了這些僵局，因為它不具框架、沒有差異地進入到人類社會。病毒的「無政府性」不是有無體制的二元性，也不是機構框架的內與外，而是直接生命體的接觸、附著與作用。它促使當代藝術必須開始想像和思索，「群聚」與「景觀」之外的交流可能性，這是新病毒的生命體給予人類的「重估」時刻、殘酷卻跨越任何對抗支配的鬥爭僵局。如果人類想要用謊言掩蓋病毒這種清洗式的平等，那只會變得荒謬不堪。當代藝術和病毒不同的是，它是一種協商之力與協商之能，而不是清洗，這裡的協商也不會是「和談」、「和解」或「和諧」這些超越性的民主幻像，而是納入「例外」的實際對質與交流，「民主」內建的矛盾性與弔詭性就等待著這樣的協商：重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