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國立故宮博物院重要寄存品「蘭千山館」文物將不再續約，歸還板橋林本源家族。這批文物原屬林家第五代林柏壽（1895-1986）所有，他在戰後1969年，將這批文物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計書法107件、繪畫133件、古硯109件。其中不乏中國美術史中的名品，如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卷》、懷素《小草千字文》，其品質與歷史價值，足以與故宮流傳有序的頂級收藏媲美。截至本文截稿前，整起事件尚未出現翻轉。
由於事情發生在2022年九合一大選前夕，每逢選舉，故宮相關議題都會成為媒體焦點，或是黨派攻伐的武器。再加上，前不久台北故宮因數件瓷器摔碎破損，導致人員的專業性受到質疑，亦增加整起事件的複雜性，與民眾的不信任感。本文無意梳理故宮蘭千山館文物的歸屬問題，或是回歸泛政治與民族議題的辯論。而是打算藉由回顧林柏壽的生命故事，以及板橋林家與台灣美術史的交集，指出蘭千山館文物收藏的形成，並非單純僅止於「中國」、「台灣」政治光譜的二元論。
邊陲與跨域的收藏觀建構
板橋林本源家族早年經營海上貿易致富，往返於台灣海峽兩岸，在台灣、福建一帶建立龐大的事業與資產。1895年，林柏壽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父親林維源（1838-1905）曾主導台灣板橋林家花園在清光緒年間的興築工作。乙未割台後，林維源避走福建，林柏壽於福建出生後沒多久，父親便去世，由兄長林爾嘉（1875-1951）代行父職。
清帝國治下的廈門鼓浪嶼，當時屬於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不同文化交融於此。廈門的林家子弟精通多種語言，如日語、英語、法語、閩南語、上海話等，過著既洋派又現代的生活。而包含林柏壽在內出生於19世紀末的林家成員，更是不乏求學日本，甚至遠赴英國就讀頂尖學府者，背後也與林家跨國的人脈網絡與資金有關。（註1）
另一方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海洋，不是劃分國境、阻隔交流的高牆，而是人力與物力頻繁移動、交換的管道。以廈門、香港、上海、天津等海港城市為中心構成的古物、藝術市場，成為中國清末民初紛亂局勢下，文物流動的出口，提供林柏壽接觸古物的場域。林柏壽年少時曾問學於前清廣州知府陳望曾（同時也是林柏壽的岳父），據其自序回憶，可見其為文物收藏領域的啟蒙者：
先岳陳公諱望曾字省三，清光緒進士及第，鼎革後退隱香江，生平酷愛古磁器，鑒審精當，瓌藏至富，余弱冠即從游，得博聞見，濡染所及於古代文物之瀏覽欣賞，久亦莫逆於心。（註2）
除此之外，廣東當地收藏家潘正煒（1791-1850）的「聽颿樓」舊藏，也同樣吸引林柏壽的注意：
余攜眷赴英倫就讀之前，適有以聽颿樓所藏書畫求售者，聽颿樓潘氏夙以收藏負海內盛名，中多希世精品。余當時有意悉數購之，終以戒行在即，而先岳又未允代為保存，其議遂寢，旋聞泰半為英人購去，致使此珍貴文物淪入異邦，卒非我有，每一念及，輒深為惋惜。（註3）
聽颿樓文物被英人所購買，反映1911年清帝國覆滅後，宮廷與地方文物加速流出的現實處境。當時英國正值東方文物的收藏熱，如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發掘敦煌佛教文物，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重要館藏。1920年代，林柏壽攜眷赴英，留學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想必他在英國必然對文物流出深有所感才對。日後林柏壽於東亞各地蒐羅文物，其背後的因素或與早年在廣東目睹文物散逸的經歷有關。
結束學業後，林柏壽以日本、中國、台灣等地為範圍，從事收藏活動。如今的蘭千山館文物中，不乏來自當時日本收藏家之手。如「蘭」、「千」之一的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卷》，原本屬於大阪收藏家齋藤董盦，上面有內藤湖南的題跋。該作原先收錄於1928年董盦交由東京博文堂出版的《董盦蔵書画譜》，可知其收藏轉移年代之上限晚於1928年。（註4）而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剛好是林柏壽繼承台灣家業，並參與台灣在地美術活動的時間點。
林柏壽與台灣美術的交會
在提及林柏壽與台灣美術之間的關聯前，先介紹其他兩位贊助過台灣美術的林家成員：林熊徵（1888-1946）與林熊光（1897-1971）。林熊徵年紀比林柏壽較長，他帶領板橋林家與日本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是受到總督府重視的臺籍仕紳之一。也因此，他也贊助了同樣是總督府支持對象的台灣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1895-1930）。黃土水於1915年受總督府推薦，並獲得東洋協會獎助金支援。東洋協會成員不乏日本籍的政商人士，是官方立場十分鮮明的贊助機構。1926年，林熊徵、黃純青、顏國年等人發起，成立黃土水後援會，通過訂製肖像雕塑支持黃土水的創作與生活，而黃土水也替林熊徵製作胸像。
另一位林家重要成員林熊光，則畢業於日本學習院、東京帝國大學。林熊光與林柏壽同樣熱愛藝術收藏，相較林柏壽廣收中國明清書畫，林熊光則著重於與台灣有關的清代書畫家。他與當時在臺書畫藏家如尾崎秀真、魏清德等人合作，通過媒體、展覽等形式，建立起清代台灣書畫發展的論述。（註5）
除此之外，林熊光也同樣關注日治時期的台灣藝術活動，1929年日本南畫家野澤如洋於臺北博物館舉辦個展，林熊光曾組織後援會，贊助其創作。（註6）另外，1932年台灣日日新報社舉辦西洋畫展時，林熊光曾貢獻其收藏的日本洋畫家岸田劉生（1891-1929）、川口軌外（1892-1966）等人的作品，可見其收藏幅度之廣。（註7）該畫展日期選在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期間，帶有比較與刺激台灣藝術家創作的性質。
至於林柏壽本人，他曾贊助東洋畫家郭雪湖（1908-2012），向其訂購畫作，讓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畫家，得以依靠自身繪畫專業生活。就在前述1932年西洋畫收藏展同一時間，郭雪湖也以林本源園邸的園林風光為題材繪製《薰苑》，獲得第六回臺展特選、臺日賞，可見受贊助畫家與贊助人之間的關係。另外，雖然未見林柏壽對黃土水的贊助，但當1930年黃土水逝世，隔年曹洞宗臺北別院舉辦追悼會，林熊光、林柏壽等人都有到場。（註8）從這些資料顯示，板橋林家對文化藝術的關心不僅限於收藏古美術，還包含對當時代藝術界的關心。
古美術收藏展示
實際上，20世紀初期的古美術收藏熱潮與藝術活動本就相輔相成，藝術家在創作時也會將古美術視為靈感來源或圖像參考。如學者指出，東洋畫家林玉山（1907-2004）的名作《蓮池》除了體現當時官展對台灣地方色（Local color）的好尚，同時也與日本所收藏的中國古美術在圖像上形成共相，展現作者對名品的理解與詮釋。（註9）
換言之，古美術的收藏與展示能夠刺激當代藝術的創作。而林柏壽在戰前就已積極展示其收藏成果，1931年，台灣鐵道飯店（今址新光摩天大樓）舉辦「和漢名人墨跡展」，與該年台灣美術展覽會展期重疊，與前述西洋畫收藏展相似，具有與臺展共襄盛舉的性質。當時出品的收藏家包含林柏壽、林熊光、魏清德、尾崎秀真等人。而報導尤其指出林柏壽藏品大多以明清大家逸品為主，是為展場焦點。（註10）
1935年，逢日本殖民台灣40周年，總督府舉辦始政40周年紀念博覽會，板橋林家為之響應，以林本源園邸為展場，由林柏壽負責統籌「板橋鄉土館」，展出當地物產以及林家收藏之書畫、器物。從當時展覽目錄來看，初步比對與蘭千山館收藏存在重疊之處，如金農《菖蒲》、八大山人《墨荷（荷花）》、羅聘《佛像軸》等，也有軸、幅形式不同的相同名稱作品，如翁同龢《臨文徵明山水》、王原祁《倣大癡山水》、傅山《草書詩》等。
值得一提的是，博覽會期間，西洋畫家陳澄波（1895-1947）曾前往林本源園邸遊覽，並速寫榕蔭大池景觀，很可能也順道參觀鄉土館的書畫展覽。若其中存有後來蘭千山館寄贈臺北故宮的書畫，那無疑是日治時期台灣古美術收藏、展示活動的重要例證。也能更具體凸顯故宮遷台後在地文物的流轉，構築出以台灣為時、空間為主體的美術收藏史。
小結
綜觀來看，以林柏壽、林熊徵、林熊光為首的板橋林家成員，的確曾以贊助人的身分參與日治時期台灣現代美術的發展，並熱心於將家族書畫收藏，以近代展覽形式向台灣民眾公開。雖說其中或有應殖民政府鼓勵及要求的可能，但考慮到林家從清代建立的書畫收藏事業，更可視為林家第五代、第六代成員對家族傳統的延續。而他們為豐富台灣藝術景觀所付出的心力，如今似乎因文物背後的「中國」、「台灣」統獨議題而被輕視。不僅故宮因此輕失蘭千山館文物，許多年輕世代的台灣民眾也對故宮文物欠缺關心。與此相反的是，2021年逢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周年時，國立台灣美術館「進步時代：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與北師美術館「光：台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等涉及台灣仕紳藝術收藏活動的展覽，卻能獲得成功與媒體關注，我們也應該關注蘭千山館在台灣美術史中的位置，因為兩者實為相互交織，而非涇渭分明。
註1 如林崇智、林履信因林家與李鴻章的關係，得以進入日本貴族學校「學習院」就讀。林柏壽早年也曾求學於日本。見林寬裕，《板橋林家的生活》（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2015），頁121。
註2 林柏壽，《蘭千山館書畫（書蹟）》（東京：二玄社，1978），無頁碼。
註3 林柏壽，《蘭千山館書畫（書蹟）》，無頁碼。
註4 齋藤悦藏，《董盦蔵書画譜》（東京：博文堂，1928），頁1。
註5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第5期，2007-12，頁111-139。
註6 〈如洋畫伯個人展 二、三の兩日を期し 博物館に於て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9-03-01（夕刊02）。
註7 〈大家の作品を網羅し 参考作品展開会〉，《臺灣日日新報》，1932-10-31（版7）。
註8 〈黃土水氏追悼會 在曹洞宗別院式後追懷生平〉，《臺灣日日新報》，1931-04-22（版4）。
註9 石守謙，〈國家藝術史的困擾：從中國與台灣的兩個個案談起〉，收錄在黃蘭翔主編，《世界、東亞及多重的現代視野：臺灣藝術史進路》（臺北：藝術家，2020），頁95-122。
註10 〈逸品ぞろひ 和漢名人墨跡展〉，《臺灣日日新報》，1931-11-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