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藤田嗣治（1886-1968），藝術愛好者想到聞名的「乳白色的肌膚」，而熟知東亞藝術史的讀者，則會進一步聯想到他響應二戰日本帝國對外戰爭時的一系列戰爭畫，以及戰後深陷戰爭究責的囹圄，背負戰犯罵名之下於1950年代移居海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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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藤田嗣治的母校東京藝術大學，得到一批來自他的妻子藤田君代（Kimiyo Foujita）所寄贈的手稿、日記資料。歷經數年的整理與研究，東京藝術大學於2022年5月結合研究成果，將寄贈資料整理成詳細的年譜，以月日為單位，完整呈現這位有著複雜生命歷程與廣闊移動足跡的藝術家。《藤田嗣治 日々の記録》被公開於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網站上，讓有需要的研究者，以及對藤田嗣治有興趣的民眾，都能公開瀏覽。
對遠在台灣的我們來說，從這份新公開的年譜檔案中，讓我們得以窺見藤田嗣治與台灣之間隱然存在的交流網絡。以下將結合報紙史料，從年譜中擷取有關台灣的部分，呈現20世紀前半葉台灣與全球美術史的交流。
1934年，未竟的訪台之行
留意北投溫泉發展史的人，應該都聽過藤田嗣章這個名字。日治初期，擔任近衛師團軍醫部長的藤田嗣章被派遣到台灣，並被編入台灣守備混成旅團。他看上北投溫泉的療效，在當地設立陸軍衛戍療養院北投分院，而他正是藤田嗣治的父親。根據年譜，藤田嗣章在1895年8月，也就是藤田嗣治9歲的時候前往台灣。在藤田嗣治日後的回憶中也提到，他年少時隨父親在台灣短暫生活過的記憶。
上述提及的藤田回憶，出自1934年《臺灣日日新報》對他的採訪。比對年譜後可得知，藤田嗣治該年加入東京「二科會」，並在活動中接受新聞媒體的訪問，且透露他預定5月底會到訪台灣：「這次前去希望能描繪有著強烈男性美的蕃人。」
不過從年譜來看，當時的預定並未成行，5月底的藤田嗣治忙於「墨西哥風畫室」的建造，並遊走於各種應酬與接案中，年譜中可見其在歐洲的人脈網絡仍持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1934年藤田雖然沒能到訪台灣，但台灣的媒體仍持續追蹤他的消息。如《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將他稱為「世界洋畫壇的龍兒」，並持續報導有關他的展覽狀況與感情生活，堪稱跨地域的藝術界明星。
戰火下的兩次訪台
藤田嗣治真正到訪台灣，要等到1940年。在此之前他曾返回法國一段時間，但由於二戰歐陸戰火加劇，巴黎接連遭受空襲與砲火，從年譜中節錄的藤田嗣治日記，可以感受到巴黎的情況已十分嚴峻。
該年5月底，藤田從馬賽港離開，途經義大利那不勒斯、埃及蘇伊士，並在船上接收到巴黎壟罩在戰火中的新聞。6月中旬抵達印度斯里蘭卡，6月18日在新聞上看到法國投降的報導，5日後抵達新加坡。7月1日的早上八點，自香港抵達基隆港。不過藤田在基隆只是短暫停靠，他利用船隻停泊的時間，接受《臺灣日日新報》採訪，向台灣讀者分享在巴黎所見空襲的情況，包含三百多架的德軍戰機編隊從空中駛過，法軍以高射砲應戰等見聞。
到了1942年，此時的藤田嗣治任職陸軍美術協會，已經成為所謂的「從軍畫家」。政府派遣包含他在內共計16位從軍畫家前往戰地，製作戰爭紀錄畫。根據年譜中的日記內容，4月29日藤田從新加坡離開，5月28日抵達廣東，6月11日自香港搭乘飛機再次訪台。
此時的他已非單純「世界洋畫壇的龍兒」，而是擔任軍方要職的戰地畫家，他在台灣接受媒體訪問，敘述其戰地經驗與感想。藤田指出：「戰後的昭南島（新加坡）建設，應迅速實行日本文化。從地理與氣候看來，應該以台灣作為文化的中心，讓馬來人留學本島，本島也應迅速向南方發展。」呼應當時台灣被視為南進前哨基地的官方政策。這段期間據說他曾前往霧峰林家萊園寫生。1942年藤田以當時的考察成果，完成巨幅戰地記錄畫《新加坡最後之日（武吉知馬Bukit Timah高地）》。
與台灣畫家的交流
除了親自到訪台灣，藤田嗣治是否有與台灣畫家交流的紀錄呢？首先，在1934年3月《臺灣日日新報》有關藤田預定訪台（雖然最後並未成行）的報導中，曾提到將由陳清汾（1910-1987）擔任嚮導一事。出身大稻埕茶商家族的陳清汾，是台灣最早旅法的藝術家，由他擔任嚮導確實再適合不過。在藤田的日記中，也曾提及有一位「陳君」曾到訪他家，很可能就是陳清汾。
除此之外，1936年8月3日也有一則日記內容提到「十一點臺灣人劉氏帶著畫作來訪。」這裡提到的「劉氏」考慮到藤田嗣治的留法經歷與二科會畫家關係，推測是指台灣畫家劉啟祥（1910-1998）。
劉啟祥出生於台灣柳營的望族，1923年赴日就讀東京青山學院，畢業後進入私立文化學院美術部洋畫科。1932年，他與楊三郎（1907-1995）搭乘客輪前往法國巴黎，期間前往羅浮宮臨摹馬內、塞尚、雷諾瓦等藝術家的作品，並入選過法國秋季沙龍。1935年後返台，隔年定居日本東京。
藤田嗣治與劉啟祥、陳清汾在巴黎寓居的時間各自重疊，且返日後皆以二科會為主要的活動場域，再加上，劉啟祥與陳清汾的師友石井柏亭（1882-1958）、有島生馬（1882-1974）也有參與二科會，也都有留法經驗。藤田在日記中，也曾多次提及他與石井、有島等人的往來。可見劉啟祥、陳清汾與藤田嗣治會有交流並不意外。另外，在劉啟祥舊藏的二科會畫家野間仁根（1901-1979）1937年作品展目錄中，也可以看到藤田嗣治的展覽引言。足以反映劉啟祥、陳清汾二人當時在二科會的交遊狀況，並顯現與其他台灣畫家不同的人脈網絡。
小結
1968年，藤田嗣治在瑞士逝世，享年81歲。數十年後，藉由家屬寄贈文獻檔案以及學界研究的成果，凝縮成200餘頁的《藤田嗣治 日々の記録》年譜，並放在網際網路上公開。通過年譜以日為單位的詳細記錄，我們得以從中發掘他與台灣之間，隱然存在的聯繫。過去談及藤田嗣治與台灣，大多集中在他的父親藤田嗣章與北投溫泉。藉由年譜與台灣文獻史料的相互驗證，則可以看到藤田從法國返回日本後的1930到1940年代間不但數度訪台，甚至在東京結識台灣畫家。
藤田的三度訪台，背後與戰爭及帝國的擴張息息相關，而他與劉啟祥、陳清汾的交誼，則蘊藏從法國巴黎到東京在野畫壇間的跨境畫家網絡。複調的動能作用在這位經歷豐富的畫家身上，並將台灣捲入其中，共同交織出具有世界美術史尺度的龐大網絡。
參考資料
1. 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藤田嗣治 日々の記録。
2. 有關藤田嗣治1942年的訪台與時代意義，詳見黃琪惠，《戰爭與美術—日治末期台灣的美術活動與繪畫風格（1937.7-1945.5）》，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3. 林洋子，《藤田嗣治画集 異鄉》，東京：小學館，2014。
4. 〈强い男性美の……蕃人を畫き度い 藤田嗣治畫伯〉，《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18日（版7）。
5. 〈日本よ！さようなら…… 藤田畫伯夫妻再び巴里へ〉，《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月21日（夕刊版1）。
6. 〈藤田畫伯が來臺 二科展へ出品する 畫材を求めて〉，《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8日（版7）。
7. 〈多い時は獨機が 三百機編隊で空襲〉，《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7月2日（夕刊版2）。
8. 孫淳美，〈一九三〇年代旅居巴黎藝術家的臨摹、學習生涯：對劉啟祥早年習畫的幾個觀察〉，「空谷清音─劉啟祥研究展：劉啟祥繪畫藝術研討會」2004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