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各地的博物館內，不少重要藏品，包含地圖、畫像等，都是日治時期由日本畫家所製作的摹本（複製品）。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在博物館的展覽說明牌與線上典藏網站中，都會解釋這件藏品是「原作」還是「摹本」，若有發現落款，多會介紹臨摹者的資訊。
不過，也許你們會好奇，這些隱身於真跡光輝下的日本畫家是誰（他們大多如今默默無名）？為什麼會存在這批由日本畫家製作的摹本？
時代背景：四處臨摹古畫的日本畫家
要解釋日治時期臺灣博物館的古畫臨摹現象，不可避免地，需要了解當時的殖民母國——日本發生了什麼事。
1895年，日本透過甲午戰爭的勝利取得臺灣。歷史課本告訴我們，日本之所以能戰勝大清帝國，與明治維新後的西化成果有關。但在日本積極效仿、引進西方文化的背後，其自身的傳統文化也遭到了破壞。同時，由於日本頒布神佛分離的法令，將日本神道與佛教加以分離，提升神道的地位（目的是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信仰）。上述事件的結果導致古老的寺院遭到破壞，寺院內珍藏的佛像、古畫處境岌岌可危。
於是，在政府的統籌下，展開一系列對日本境內古物的調查，並設置法規，成為如今日本文化財法規的前身。與此同時，政府設立博物館與美術學校，由前者收藏、展示古物；後者則致力研究、複製古物。自此，散落在日本各地，鮮為人知的古物（透過移動或複製）被聚集起來，慢慢被納入所謂「日本美術史」書寫的框架。
在這個「古物保存」時代中成長的日本畫家，「臨摹」對他們而言不再只是單一畫派間，傳承固定樣式的方法，似乎更多了屬於當代的意義：向歷史的經典學習，並開闢新的風格（圖1）。與此同時，也有畫家是受到政府的贊助或委託，從事這項工作（圖2）。因為篇幅的緣故，這篇文章沒辦法對所有臨摹活動進行全盤介紹，因此將重點放在受政府、學校等單位委託從事臨摹的案例上。
來自臺灣總督府的委託：那須豐慶與高橋雲亭
隨著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臺灣、滿洲，這一模式被擴散出去，影響了周邊的地區。諸如朝鮮、臺灣總督府，如同中央政府的觸手，在地方上進行古美術的調查和複製工作，但在殖民初期，殖民地不存在相對應的美術教育體制與藝術家全體。以臺灣為例，1895年至1920年代間，似乎很大程度地仰賴來自日本的藝術家。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外部約聘的人力。
1910年，臺灣總督府委託來臺旅行、辦展的那須豐慶（那須雅城，1879-?）臨摹幾年前發現的《鄭成功畫像》，最後豐慶於隔年完成兩幅摹本。豐慶和橫山大觀都是日本畫家橋本雅邦（1835-1908）的弟子。或許因為這份師承關係，豐慶使用與大觀臨摹京都禪林寺《山越阿彌陀》相同的「現狀模寫」手法，保留原作的外觀（註1）。1940年代日本委託畫家從事奈良法隆寺壁畫的臨摹工作時，也使用相同方式（註2）。 最後，那須豐慶所完成的《鄭成功畫像》兩幅摹本，其中一幅由祭祀鄭成功的開山神社保存，成為如今臺南市博物館的藏品（註3）。另一幅則長期下落不明（圖3）。有關那須豐慶的生平，以及兩幅摹本差異的探討，收錄拙作《神明離去之後：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內，容我在此略過（註4）。
不過，若是總督府想要臨摹的古畫不在臺灣，而是在日本的話怎麼辦呢？
1908年，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正式成立，新成立的博物館急需建立自身的收藏，館方相中乙未割臺之際，臺灣民主國的《藍地黃虎旗》，但此旗已經被帶回日本東京，收藏保存戰利品的皇室倉庫——振天府。也因此，總督府博物館採取的做法是，委託在日本的畫家臨摹新的旗幟，送回臺灣。
最後，總督府博物館委託臨摹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的日本畫家名叫高橋雲亭（友雄，1872-1949），這位畫家在臺灣與日本都沒有太多研究，就連臺博館的調查報告也成果有限，我將詳細的生平放在文末，總之，他的老師瀧和亭（1830-1901），是多次替日本皇室製作藝術品的大畫家（註5）。
瀧和亭多次參與皇室建築裝飾的工程，或是敬獻畫作，並代表日本參加萬國博覽會。或許是這份因緣，讓身為瀧和亭弟子的高橋雲亭，得以進入皇居，從事藍地黃虎旗的臨摹工作。而高橋雲亭當時住處位於上野櫻木町，距離皇居不算遠。當時的新聞報導說，雲亭每天穿著正式的羽織袴，前往皇居對著真正的黃虎旗進行臨摹（註6，圖4）。 與《鄭成功畫像》摹本相同（從製作先後來看，應該說《鄭成功畫像》摹本與《藍地黃虎旗》摹本相同），使用現狀模寫的技法，對黃虎旗的破損、缺色都如實再現。從這點來看，總督府對臺灣古美術的複製觀念，與日本政府的做法相同。另外，等到幾年後日本統治朝鮮半島，朝鮮的總督府也選擇委託住在日本的畫家臨摹高句麗時代的壁畫，或許都是殖民地缺乏對應美術人才的措施（註7）。
臨摹是日本老師的外快嗎？
等到1920年代，隨著來臺定居、任教的美術老師數量增加，加上第一批在臺灣接受圖畫教育的學生進入職場（其中又以石川欽一郎的學生最為出色），總督府不再需要從日本委託畫家製作古畫摹本。由於1920年代後期，總督府博物館和臺灣的學校單位同屬文教局，委託具備美術專才的在臺日本（或臺灣）教師進入博物館協助製作摹本，成為當時的做法。
1918年，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受石川欽一郎指導的在臺日本水彩畫家片瀨弘（1894-?），被派往汕頭東瀛學校任教，這是總督府為教育在福建定居的臺灣籍民子弟所設立的外地學校（註8）。我們尚不清楚片瀨弘在汕頭的美術活動，不過他在東瀛學校曾指導一位在汕頭讀書的臺灣學生，啟發他對運動的興趣，他就是張星賢（1909-1989），第一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臺灣人。
如今臺博館典藏一件《林天木臺灣巡視圖》（圖5），上有落款「甲子年於廣東鮀江片瀨弘模寫」，說明此作是一件摹本，是片瀨弘在1924年於廣東鮀江（即汕頭）臨摹。林天木是廣東人，曾任臺灣御史，原作或許藏於林天木家鄉一帶，或是廣東當地的日本相關機構手上，這部分有許多不明之處。總之，隨著片瀨弘後來被調回臺灣，這件摹本也成為總督府博物館的藏品，典藏迄今。
另一件留有臨摹者落款的古畫摹本，是臺博館典藏《福爾摩沙島西班牙人港口描述圖》（圖6），原作為西班牙人繪製，不過從畫上落款：「雪江 昭和十年七月」，以及一枚「清水雪江」圓印，可知此作爲摹本，臨摹者為清水雪江（清水吉藏），日治時期臺北第一高女的教師。
然而，博物館內大多數的摹本並沒有留下臨摹者的名字，只能不斷爬梳文獻，找尋可能的線索。1923年，裕仁皇太子（昭和天皇）來臺，擔任臺北第三高女圖畫教師的鄉原古統，受總督委託繪製《新高山之圖》與《紅頭嶼之圖》，以及一幅關於《臺灣古圖》的摹本，敬獻皇太子（註9）。所謂「臺灣古圖」，翻查1920-30年代的出版品，可以知道是指包含《康熙臺灣輿圖》（圖7）在內的臺灣古地圖（註10），故推測畢業自東京美術學校的鄉原古統，曾受託繪製這類山水畫輿圖敬獻皇室（可惜目前的宮內廳公開資料沒有找到對應的作品）。但有趣的是，臺博館內，也藏有《康熙臺灣輿圖》（圖8）的日治時期摹本，作者不詳。有沒有可能臺博館的摹本也出自鄉原古統之手？這就需要更多線索了。
結語：不被重視的日本臨摹者
常見的博物館展示中，在真跡大於摹本的價值排序下，不會刻意強調摹本自身的屬性，連帶讓這些埋首製作摹本的畫家，存在感遭到淡化。由於缺乏研究，就連過去總督府為何、何時製作摹本，也缺乏足夠的認識。
百年前，近代日本興起的古物保存意識，伴隨政治影響與人才流動，如同一波又一波的潮水影響臺灣，在總督府的統籌下，不斷進行古物的發現和複製工作。同時，日本和臺灣也共享著古物發現的成果，透過雙邊的複製交換，讓同一件古物能在臺北和東京展出。未來，若納入朝鮮、滿洲、南中國等日本勢力所及之處進行探討，甚至納入其他地區、國家的回應和交流議題，或許會得到更豐沛的調查成果（圖9）。
這些替臺灣的古畫、古地圖製作摹本的日本畫家，少數留有名字者得以被書寫和認識，但可能還有更多無名的畫家存在，有待發掘。他們的成果可謂臺灣歷史研究的命脈，值得被研究與整理。
最後，還有一些延伸的議題可供讀者（與我自己）思考：
首先，負責臨摹總督府博物館古物的日本畫家，會不會也參與古物的修復？翻閱這些古物的修復報告，有些在日治時期便有修復的紀錄（即使修復的方式在如今看來並不妥當），當時的臺灣沒有專業的修復師，很可能交給接受過美術訓練的畫家負責。
其次，畫家們臨摹古物的經驗，是否影響他們的創作？類似小林古徑與《女史箴圖》的關係，是否也曾出現在臺灣？最後，日治中期有許多留日的臺灣畫家，他們之中是否有人協助博物館進行臨摹工作（就像戰後林玉山曾臨摹《藍地黃虎旗》）？
註釋：
註1 劉錡豫，〈日本畫家對「臺灣古美術」的臨摹、吸收與再創作：從《鄭成功畫像》及摹本的鑑識談起〉，曾肅良主編，《鑑識藝術贗品的科學：第四屆文物藝術品科學鑑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臺灣藝術行政暨管理學會，2024），頁233-244。
註2 青戶精一，《保存：隨筆》（東京：昭和圖書，1942），頁132。
註3 盧泰康，《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臺南瑰寶大揭密》，臺北：五南，2017。
註4 劉錡豫，《神明離去之後：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新北：衛城，2024。
註5 高橋雲亭本名友雄，生於1872年的群馬縣勢多，自幼便擅長繪畫，被視為天才。之後前往東京，跟隨瀧和亭習畫。關於高橋雲亭的「亭」字雅號，可能是此時從瀧和亭繼承而來，也可能是之後自封。1901年瀧和亭逝世，高橋雲亭前往各地旅行，增進畫藝。約1903年回到東京，定居上野。曾入選東京美術及美術工藝展覽會等展覽，擅長人物、山水與花鳥。徒弟有靜岡瑞光寺的僧侶柴田普門。詳見：川島正太郎，《現今名家書画鑑》（東京：真誠堂，1902），頁38；木沢孚編，《現代日本美術家全錄》（東京：畫報社，1914），頁77、178；日本美術年鑑編纂部，《日本美術年鑑》第一卷（東京：畫報社，1911），頁53-54；群馬青年團，《上毛人物略誌》第一輯（東京：群馬青年團，1919），頁77-78；福田東作，《人物と其勢力》（東京：每日通信社，1915），頁10。
註6 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灣民主國旗：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同編者，2007。
註7 蔡家丘，《1910年代—30年代における日本人画家の東アジア旅行と創作についての研究：地域と文化に絡む東アジアの図像》（東京：筑波大學人間綜合科學研究科藝術專攻博士論文，2014），頁41-42。
註8 〈片瀨弘（學校用圖書編修事務ヲ囑託ス；月手當；勤務）〉，《臺灣總督府檔案》，192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15034。
註9 中村茂夫，《在臺の信州人（完）》，臺北：日本公論社臺灣支局，1925。註10 伊能嘉矩，《臺灣志》，東京：文學社，1902；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臺灣史料集成》，臺北：同編者，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