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與藝術史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又稱武漢肺炎）來勢洶洶，世界各地均出現大量感染的疫情，除了健康遭受威脅之外，也為全球經濟、社會帶來嚴重的衝擊。藝術雖然與疫病沒有直接的關聯，但人類歷史上一直不斷深受疫病傳染之苦，也可以在藝術過往的歷史中，看到疫病在其中或深或淺的影響。

在西方美術史中，疾病的圖像並不少見，特別是發生在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疫情，除了當時留下來的文字紀錄外，也留下相關的圖像。像是14世紀比利時圖爾奈（Tournai）地區的手抄書中，就有描繪著黑死病死者的送葬圖像，人群搬著許多棺木，運到墓地準備埋葬，可以一窺當時疫情嚴重的程度。

在缺乏醫療知識的歐洲中世紀，人類無法確知疫病傳染的原因與途徑，只能透過宗教信仰的力量，希望免除疫病的危害。像是能夠免除疫病的天主教聖人聖羅格（Saint Roch），其圖畫與雕像在以天主教信仰為主的國家相當常見。他因為要救治病患，染上鼠疫，為了不想傳染別人，他離群索居，但卻有狗每日為他送食物，而他也因此奇蹟般的康復。因此聖羅格的圖像，通常會把大腿根部紅腫的鼠疫病癥表現出來，並有一隻狗隨伴身邊，成為基督宗教信仰中抗疫的象徵。

除此之外，由疫病、戰爭所延伸出來的死亡威脅，也成為畫家發揮的題材。像是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老布呂赫爾（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在1562年左右所所繪製的《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是這類死亡主題中相當著名的作品。14世紀的義大利學者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著名的長詩《凱旋》（I Trionfi）中即有一段章節描述到「死亡的勝利（凱旋）」，可說是行之有年的表現主題。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象徵著死亡的骷髏大軍撲向畫面前方的人類，大軍肆虐過的遠景，均成了一片宛如大火燒過的不毛之地，近景的人類則慘遭骷髏無情的屠戮，即使還活著，似乎都無法倖免於難。畫家將死亡具象化，表現出人類在死亡面前無能為力的絕望之情。

此外，畫面的中央處，可以見到一具骷髏騎在馬上、揮舞巨大的鐮刀，驅趕著人們進入棺木般的入口。骷髏的形象宛如《啟示錄》中所云：「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亡的意象與基督教的內容結合起來，人們在死亡面前的脆弱，使他們藉而轉向對宗教信仰的救贖。

除了描繪疫病的圖像，另一層面，便是疫病對藝術家本身的直接衝擊。1918年造成全球重大疫情的的西班牙流感，讓奧地利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跟席勒（Egon Schiele）均因為流感併發的肺炎重症病逝。而同樣在這段時期感染流感，後來痊癒的挪威畫家孟克（Edvard Munch），則是畫了痊癒後的自畫像，成為少數透過畫作紀錄這場世紀瘟疫的見證。

相較於西方中世紀以來許多與疫病相關的圖像，古代中國遭遇疫病的紀錄雖然史不絕書，但描繪疫病的圖像幾乎沒有。若是與醫藥有關聯的，以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傳李唐《炙艾圖》最為代表。所謂「炙艾」，應該是「灸艾」，即以燃燒艾絨的方式加熱身體的穴位，以此治療身體的病症。該圖的名稱，是基於畫作的題簽所定，但由於古代文獻中有提到「村醫圖」的主題，所以也有研究者認為這類圖像應該就是所謂的「村醫圖」。這類圖像雖然與醫療相關，但應該屬於描繪庶民生活的風俗畫作，在創作意圖上，與西方的疾病圖像相去甚遠。

古人不理解疾病真正發生的原因，認為疫病是有鬼在作祟，須以「除祟」的方式預防疫病，出現各種驅瘟避疫的方法。最具代表性的節日，便是農曆五月五日的端午節，因為此時氣候轉趨濕熱，蚊蠅孳生，容易引發環境衛生的問題，也就容易帶來疾病。因此端午節的許多習俗，比如配帶香包、懸掛香草、飲雄黃酒等，均是為了要辟除疾病，保持身體健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天中佳景》圖，「天中」即是端午的別稱，畫面內容呈現的是典型的「清供圖」，即瓶花靜物，只是畫中的植物與靜物是五月的時令花卉，及象徵端午的艾草、菖蒲、粽子等。然《天中佳景》圖的上方，還畫有四張符咒與鍾馗像，作為避邪除祟之用，自然也跟防止疫病有密切的關聯。

除了使用藥物香料來防治疫病，古人也同樣會依靠宗教的力量，冀求不會受到疫病感染。臺灣因早年環境條件惡劣，容易出現疫情，因此具有瘟神性質的王爺千歲信仰，在中南部地區受到廣泛的崇祀，而沿海地區燒王船的風俗，最初用意也在送走瘟疫，可見疫病對早期台灣人民的影響。在道教系統中，也有驅除瘟疫相關的科儀與符籙圖像，呈現出傳統面對未知疫病的因應方式。

如今看來，這些因應疫病而生的宗教圖像，已因為醫療技術的發展而顯得過時迷信，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仍讓我們深切的感受到人類能力有限。即便我們有豐富的知識，足以知道疫病的成因與傳染的途徑，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免除威脅。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我們實在需要保持敬畏的心，正視疫病所帶來的死亡與破壞，並從中去體察到生命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