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身體都有其獨特性,但是當彼此間的差異過於明顯時,往往被視為「變異」。造成「變異」的原因,可能源自疾病,也可能是受到不同地區社會文化的影響而被建構出來。
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正展出「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展覽,共分為「身體透視」、「身體操練」、「身體變異」以及「身體規戒」四個單元,呈現過去對身體的各種描繪與表述方式(圖1)。其中,「身體變異」單元關注人面獸身、獸面人身以及生病殘疾的身體,剖析身體在想像與現實中發生的奇異轉化,並揭示疾病如何改變身體形態,呈現古人對身體異化的理解與表述,當中部份圖像與文字描述既怪誕卻又發人省思。
本文在「身體變異」單元內容基礎上,從「人獸合體」、「生病身體」以及「畸形身體」三個層面切入,透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各種歷史圖像,探討古人對異常身體的想像和建構,進一步思索「正常」與「異常」身體的定義和邊界,從而探索身體變異的深層意義與文化啟示。

人獸合體
明代文獻學家王圻(1530-1615)與其子王思義(生卒年不詳)共同編撰的《三才圖會》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內容包羅萬象,涵蓋天文、地理、人物、草木、鳥獸等領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刊印的《三才圖會》,當中〈人物〉篇章含有獸首人身的六丁六甲神將圖像。六丁六甲神將為一種鎮壓鬼怪的守護神將,頭部為十二生肖,且各有其名。六丁神將分別為:丁卯神將司馬卿(兔),丁丑神將趙子玉(牛),丁亥神將張文通(豬),丁酉神將臧文公(雞),丁未神將名叔通(兔),丁巳神將崔巨卿(蛇),皆屬於陰神。六甲神將則為:甲子神將王文卿(鼠),甲戌神將展子江(狗),甲申神將扈文長(猴),甲午神將衛玉卿(馬),甲辰神將孟非卿(龍),甲寅神將明文章(虎),都屬於陽神(圖2)。這類十二支獸的形象曾歷經演變,在北朝,是以純動物形象出現,後演變成半人半獸或完全人身;至隋唐時期,融合了佛教的藥叉信仰,最終發展成獸首人身的鎧甲武將形象,強化了其鎮守的功能。《三才圖會》將六丁六甲歸入〈人部〉,而非〈鳥獸〉,反映其已由生肖動物升格為具神格的護法,成為超越動物屬性的神聖存在。

明代本草學家李時珍(1518-1593)曾在《本草綱目.人部》所附〈人傀〉一文中,記載人轉為物、物化為人、人生蟲獸、獸產出人等「物怪」異象(註1)。《三才圖會》則在《山海經》的基礎上,繪製獸面人身、虎首人身、人面鳥身、人面魚身、人面蛇身等圖像。舉例來說,是書記載:「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狀人面魚身,無足,胸已上似人,已下似魚也。」(圖3)。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經》、《三才圖會》裡面記載的人魚,並非我們既定印象中女性、漂亮的人魚,而是男性、有年紀的人魚阿伯!打破了許多人對人魚的單一性別想像。

其實,「物怪」可以是人形、獸身,也可以是人獸合體。不過,這類形象來源很早,女媧、伏羲等人蛇(獸、禽)合體諸神皆屬於此。西方也有類似的表現方式,例如同樣是人魚,古希臘神話中的賽倫(Siren)原為擁有女人頭部和鳥類翅膀的海妖,從中世紀開始,才被塑造為人面魚身的人魚形象。在神話中,賽倫會用迷人的歌喉,引誘附近的水手,讓他們在岩石海岸上觸礁,走向死亡(圖4)。這類人魚形象,至今在丹麥、波蘭等地的港邊與市民廣場仍可見其雕像(圖5)。

右:圖5 丹麥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魚雕像,展場中以圖版形式呈現。圖取自Wikimedia Commons。©Avda-berlin
上述這些人獸合體的形象,展現了古人對身體「正常」與「異常」的認知與構想,惟其背後往往帶有神話色彩。為什麼古代經典與各類文本中,有諸多人獸合體之「物怪」的記載?何以古時候「物怪」如此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或許是出自於人類對「物怪」的恐懼。這類身兼多物種特徵的「物怪」樣態,模糊了人類與動物、魚類與禽類等不同物種,甚至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界線。這類「物怪」不符合人類腦海中既有的觀念或傳統的物種區分方式,故常被看作靈異法力的根源與超自然力量的表現,致使人們感到不安,「見其形,懼其害」,進而有所畏懼和警覺。人面獸身、獸面人身的「物怪」,也因而成為奇幻動物之故事與形象的核心(圖6)。

生病身體
除了受到社會文化影響而建構出來的人面獸身、獸面人身,疾病也會導致人體出現「變異」。古人對生病身體的理解具有多重面向,既運用結合天干地支的〈五行盛衰圖〉來探究五臟六腑、時間與疾病之間的深層關聯;也重視面部膚色所反映的臟腑變化,強調人體外貌與內在健康之間的密切聯繫,如〈觀形察色圖〉。
不只面部膚色,古人亦重視身體其他外觀特徵的變化,以辨識病情輕重與病位所在,舌診即為其中一項重要方法。清代醫學家張登(生卒年不詳)著有《傷寒舌鑑》,為探討傷寒舌象的專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是書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書中系統性整理舌頭顏色與舌苔變化,用以辨識外感熱病(如發熱、寒邪等)的寒熱屬性與病情進展。舉例而言,舌色淡紅代表正常,若逐漸加深或變暗,則為熱邪加重或心臟受損;舌苔由白轉黃,乃至灰黑,也可能反映病情從輕微變得越來越嚴重。特殊情況如藍舌、霉醬色苔,分別象徵氣血失調,或吃進不當食物後,留在體內沒消化。舌頭既易觀察,又與臟腑相通,成為古人診斷的身體狀況的重要窗口。其變化不只指向特定疾病,更提供了關於身體整體狀態的視覺資訊。這種「由表見裡」的觀察方式,與〈觀形察色圖〉等診病手段相互呼應,突顯了傳統醫學對病體之「可視性」的精細辨察能力。
國立故宮博物院亦藏有清乾隆七年(1742)武英殿刊本《御纂醫宗金鑑》,為清代太醫奉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命令所編纂的一部大型醫學叢書,書中所載內容,被認為是清朝官方認可的正統醫學知識。《御纂醫宗金鑑》內含諸多身體生病的圖像,諸如:蛇皮圖、乳癰圖、癬瘡圖、大麻風圖、人面瘡圖⋯⋯等。這些病體圖像中,以人面瘡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圖7)。人面瘡是一種形狀酷似人臉的瘡疾,常發於膝蓋、手臂等四肢關節部位。唐代博物學家段成式(803-863)在其著作《酉陽雜俎》中記述這種瘡不僅有表情,還長有嘴巴,甚至能說話與進食。人面瘡對各種藥物皆無所懼,唯獨見到「貝母」便顯出痛苦神情、緊閉口舌,拒絕進食。人們因此得知,最有效的治療方式,即是強行將貝母灌入人面瘡口中,瘡口隨後結痂癒合。據傳,唐代高僧悟達國師(811-883)左膝也曾罹患此疾,佛教認為這是業力所致。後來,他在另一位高僧的指引下,以「三昧法水」洗滌身心,最終痊癒,擺脫人面瘡的糾纏。人面瘡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御纂醫宗金鑑》曾載錄人面瘡病症,而且,20世紀初期臺灣手抄藥書中,亦有相關圖文記載,這些資料或可作為理解過去如何看待此一奇疾的重要線索。

上述之外,瘟疫(亦稱「溫疫」)也為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之一,此為受疫癘之氣而導致之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總稱。瘟疫在明清時期亦稱為「痧」、「翻」或「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樹德堂刊本《繡像翻症》,即是一種描繪痧症病狀與治法的疾病圖譜。這類翻圖以患者生病時所呈現的身體姿態搭配具體動物形象為各種症狀命名,如有些人罹患痧症,其身體呈現「長身伸脖」樣態,此與鵝的身形相似,《繡像翻症》因而將其命名為「鵞翻」,並記載「用鵞毛三根燒水飲之,即愈。」此種記載反映了清人對痧症所引起之疼痛的想像,且其疼痛的程度、部位與痧症的疾病進程關係密切(圖8)。

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繡像翻症》對病症的描述與治療方法,淺顯易懂,讓人心領神會。此種敘述方式,實有其時代背景。明清時期,政府將疫病視為個人的疾病問題,較少直接干預,將防範疫病或控制病情的責任交給地方士紳。地方士紳在疫病流行時,刻印《繡像翻症》這類的醫書,將疫疾的問題交由病家自行處理。為了讓一般民眾能夠在疫病流行時,進行簡單的自我診斷與治療,這些醫書必須簡單扼要,且圖文並茂,讓人一眼便能明白,以便發揮最大功效,故而有《繡像翻症》這類對疾病的表述方式。
畸形身體──纏足
不僅疾病、社會文化造成「異常」的身體,禮教風俗有時也會導致身體出現畸形樣態,纏足即為一明顯的例子。本次「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展覽,即在展廳裡面專闢一區域,展陳此議題(圖9)。

纏足又稱作纏腳、裹腳、纏小腳、裹小腳,是中國古代女性為了讓腳變小而採取的一種方式,透過強制改變女性的足態來符合傳統審美與道德規範。纏足在五代(907-960)已可見相關文字記載,到了北宋(960-1127)迅速發展,至明清時期(1368-1911)達到鼎盛,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審美標準,影響深遠。
纏足婦女大概五、六歲至七、八歲時便開始裹腳,其做法是將女孩的腳趾向內折疊,直到腳趾緊貼著腳底為止。接著,用長長的裹腳布將腳一層層圍繞包起來,最後用針線密縫,或是用細帶細繩綁縛,使纏腳布固定住。當然,裹腳布有時也會更換。不過,更換的動作必須迅速,否則因長期包裹而麻木的腳,會因拆下布條導致血液循環而膨脹,使人痛苦難耐。中國傳統社會即透過上述方式,將女性的腳長期緊綁,纏得弓彎短小,使腳底心凹陷,腳背因此而隆起,腳的長度亦因而縮短,呈現「三寸金蓮」的樣態(圖10)。

值得注意的是,纏足風氣因地區、社會階層、宗教以及種族而有所不同。先就地域差異與社會階層而論,纏足盛行於黃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區域,其中,又以甘肅、山西、陝西、河北、河南等地區為最盛,陝西、河北、河南等地甚至有賽足會、小腳會之類的風俗活動。大致來說,城中女子多纏足,農村婦女則因赤腳種田而不纏足。影響所及,纏足風俗主要盛行於上層社會,諸如:富有或官宦人家婦女。纏足與否代表著家族是否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容許女眷免於勞動,同時亦彰顯家族的教養與文化。
再就宗教和種族來看,纏足基本上較常見於漢族社會,回教婦女不纏足,蒙古、滿洲、藏族、苗族、客家等婦女亦多不裹腳。尤其八旗婦女向為天足,然嘉慶九年(1804),宮廷選看秀女,單是鑲黃旗漢軍之女,纏足者就有十九人,嘉慶皇帝(saichungga fengshen,1796-1820在位)認為造成這現象的原因在於這些八旗漢軍之女「自幼鄉居,是以沾染漢習」,故命「八旗漢軍各遵守舊制,勿得任意改裝」;並於十一年(1806)五月再次申諭:「漢軍秀女內仍有裹足者,一經查出,即將其父兄指名參奏治罪,毋得瞻徇。」(註3)。嘉慶皇帝試圖藉由申令與懲罰,維護八旗婦女「天足」的傳統,以鞏固旗人身分和文化認同。
儘管纏足與價值觀、社會階級密切相關,被視為女性端莊、溫順的象徵。然而,纏足導致女性足部變形,形成極小的畸形足,影響行動能力,對女性造成極大痛苦,甚至導致終身殘疾(圖11)。清末以降,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反纏足聲浪高漲。至民國初年,政府遂正式下令禁止纏足。

結語
從人獸合體的神將和人魚,到狀如人臉的「人面瘡」與身形如鵝的痧症病患,再到為了符合審美而矯形的纏足婦女,本文所探討的「異常身體」,並非單一的醫學現象或生理變異,而是歷史文化中多重力量交織之下的產物(圖12)。透過歷史圖像,我們得以窺見古人如何想像、觀看、形塑那些與常態不相符合的身體,並從中建構對自我、對秩序、對他者的認識與邊界。
本文以「人獸合體」、「生病身體」與「畸形身體」為三個切入點,透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圖像及相關文獻,探討古代對異常身體的觀看方式及其背後的文化思維。這些身體形象既指涉疾病與變異,也折射出對身分、秩序與道德的想像與規訓。古人對異常身體的描繪與命名,正反映了他們對「正常」身體觀的持續建構與強化。

「不安於形」既可視為對異形之身的描述,也可視為對身體秩序的省思。透過歷史圖像的凝視,我們得以理解古人如何以圖繪與敘述回應身體差異,並從中尋索身體在文化系統中的意義。這些異常身體的圖像,不僅屬於過去,也為當代觀看身體差異、理解身體文化提供反思契機;既提醒我們觀看的方式深受時代觀念所塑,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觀看與被觀看之間,身體如何持續被界定、形塑,乃至被重新理解。
註釋:
註1 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人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52,〈人之一.人傀〉,頁2970-2975。
註2 《大正新脩大藏經.史傳部二.神僧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50,卷8,〈知玄〉,頁1007。
註3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26,頁10b-11b,嘉慶九年二月丁卯條;同書,卷160,頁20a-21a,嘉慶十一年五月上壬戌條。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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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劭純〈從動物到人身—略談《三才圖會》中的獸首神將〉,《故宮文物月刊》第505期,臺北,2025,頁38-51。
杜正勝《物怪故事解:中國亙古流衍的心態》,臺北:時報出版社,2025。
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II)
國立故宮博物院|2025.6.13-8.31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394期〈不安於形──故宮「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特展〉,作者:劉世珣(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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