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文化財廳宮陵遺蹟本部的景福宮管理所2019年8月7日宣布，自8月21日起至9月21日止，每逢週三與週六，13歲以上的民眾均能於景福宮官網報名參觀勤政殿內部，由管理所派員導覽內部裝潢與建築，民眾終可一窺從未對外開放的勤政殿內部面貌。而勤政殿中最引人注目者，莫過於御座後方的《日月五峰圖》屏風。
景福宮勤政殿《日月五峰圖》屏風。（王明彥提供）
屏風圖繪日月、山海、松樹，左右對稱，色彩強烈，為朝鮮王權象徵之一。一萬韓圓紙幣中的朝鮮世宗（1418－1450在位）頭像，即以該圖與《龍飛御天歌》為背景。《龍飛御天歌》是朝鮮世宗頒布訓民正音後，首次以諺文寫作的長篇詩歌，作成於朝鮮世宗廿九年（1447），內容為朝鮮王朝的發展歷史，頌揚朝鮮穆祖、翼祖、度祖、桓祖、太祖與太宗等「六龍」的功績。而2012年首播的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海報，亦見取《日月五峰圖》的概念，以日月、山水、樹木等實物為背景設計。
以日月五峰圖為背景的一萬韓圓紙幣。（王明彥提供）
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海報亦參考《日月五峰圖》的概念。©Wikipedia
昌德宮《日月五峰圖》屏風，韓國古宮博物館藏。（王明彥提供）
現存有關「日月五峰」圖像的作品，做為朝鮮國王御座屏風者，見於景福宮勤政殿、昌德宮仁政殿、德壽宮中和殿、昌慶宮明政殿與慶熙宮崇政殿等宮廷正殿，連同其餘形式作品共約28件，名稱包括「日月五峰」、「日月五嶽」、「日月崑崙」等，均為18世紀末以降作品，表現形式以屏風居多，另亦見少數插屏。本文將分別就建築空間、圖像形式等角度，探討《日月五峰圖》的起源與相關意涵。
昌德宮《日月五峰圖》屏風，韓國古宮博物館藏。（王明彥提供）
《日月五峰圖》插屏，韓國古宮博物館藏。 （王明彥提供）
勤政殿《日月五峰圖》屏風與王朝都城的空間關係
就朝鮮王朝首都漢陽的整體城市空間來看，以坐北朝南的景福宮為中心，東西南北四城門，分別為興仁之門（東大門）、敦義門（西大門）、崇禮門（南大門）、肅靖門（北大門），東、西、南門取孔子「禮以仁義為本」之思想命名，而肅靖門則為國王緊急避難之用，非供百姓出入，平時大門深鎖，未舖設通行大路。其中「肅靖」二字隱含「肅敵綏靖」之祈願。 都城漢陽之正門為「崇禮門」，宗廟與社稷則各依地形位於東、西城門內側，自崇禮門往北，可見後倚白岳山的景福宮，其正門「光化門」與勤政殿皆位於南北軸線之上。要進入正殿「勤政殿」，需經勤政門，此門僅於重要儀典開啟，文武百官平時須自兩側側門「日華門」與「月華門」通行。勤政殿內部北面為御座所在，《日月五峰圖》屏風即位於御座後方，從御座、正殿、宮廷、都城，擴大至整個王國領土所及之處，均屬朝鮮王朝政治地理同心圓的範圍。
朝鮮宮廷所在的都城漢陽為朝鮮全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景福宮則為朝鮮宮廷的核心所在，勤政殿作為朝鮮國王朝政議事的重要儀典場所，所處位置更是重中之重，歷代朝鮮國王皆於此處統御臣民、日理萬機，而御座恰位於後方《日月五峰圖》屏風的日、月之間，成為朝鮮政治地理同心圓的核心，其王權象徵的積極意義不言自明。
金正浩1866年作《漢陽舊圖》，收錄於《大東輿地圖》，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圖為局部。（王明彥提供）
例如朝鮮國王於室外舉辦活動時，帳幕內必定設置《日月五峰圖》屏風，自完成於朝鮮英祖時期（1724－1776在位）的宮廷紀錄畫《耆社慶會帖》，即見眾官員朝空無一人的桌椅行禮作揖，桌椅後方即為《日月五峰圖》屏風。朝鮮時代凡官居正二品且年逾七十者，均可入國家為奉養元老官員所設立之「耆老所」，該作即為描繪朝鮮英祖與耆老所成員宴飲之場景。
《耆社會慶帖》中未見朝鮮英祖身影，而同樣的情形亦出現於1765年《英祖乙酉耆老宴．景賢堂受爵宴圖屏》，以及此後其他描繪國王參與活動的紀錄畫。此處畫家以《日月五峰圖》屏風的出現，暗示朝鮮國王的出席，由此可見《日月五峰圖》屏風與王權象徵具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
1744－1745年《耆社慶會帖》，韓國中央博物館藏。由局部放大處可見座位後方設置《日月五峰圖》屏風。（王明彥提供）
1765年《英祖乙酉耆老宴．景賢堂受爵宴圖屏》，首爾歷史博物館藏。圖為局部。 （王明彥提供）
《日月五峰圖》可能的圖像來源
當五峰圖像與日月鏡成套使用已成定式，選擇捨棄懸掛實物，改以圖繪替代，固然有可能依循「便利性」的內在演變，但於當時中朝兩地文化交流頻繁的情形下，朝鮮日月五峰圖像的形成亦有可能來自中國影響。《日月五峰圖》畫面具有二個特點，一以山水、松樹為主體；二為日、月並出。於時間與前述畫面表現元素相近之中國作品，為收錄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刊印的《方氏墨譜》與《程氏墨苑》之「天保九如」墨圖，儘管墨存方圓兩制，且山石、樹木、月亮等造型亦有不同，但圖像元素均十分相近，尤以《程氏墨苑》所收錄之「天保九如」墨圖於構圖方面，相較於《方氏墨譜》所收錄者更為接近朝鮮的日月五峰圖。
左圖為明萬曆十六年（1588）美蔭堂刊本《方氏墨譜》收錄之「天保九如」墨圖；右圖為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滋蘭堂刊本《程氏墨苑》收錄之「天保九如」墨圖。（王明彥提供）
所謂「天保九如」，語出《詩經》《小雅．鹿鳴之什》「天保」篇：「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內容提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如月」、「如日」、「如南山」、「如松柏」等九種比喻，故合稱為「天保九如」。明代墨譜對《詩經》文本的圖繪，隸屬毛詩圖像傳統，該類圖像現存最早者為歸於南宋馬和之（生卒年不詳）名下的系列作品，描繪「天保」篇者為現藏北京故宮的《小雅．鹿鳴之什》。
該作畫前先錄《毛詩序》對「天保篇」之題解：「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說明該篇為臣屬報答人君所做之詩篇，隨後書「天保」全文。整體構圖分左右兩部分，左側為遼闊「川」面與天際紅「日」，右側為「山」、「岡」、「阜」、「陵」、「南山」與「松柏」，半「月」隱現山巔一側，畫面完整呈現「九如」各項元素，且畫名訂為「天保」，忠實對應《詩經》文本。
而明代「天保九如」墨圖，除構圖與馬和之所繪相應，於訂名亦突顯「天保」篇中的九種比喻。如明萬曆十六年（1588）美蔭堂刊本的《方氏墨譜》，展現「天保九如」墨之正反兩面，一面題寫該篇主要內容，省略中間一段文字，集中展現「九如」內涵。而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滋蘭堂刊本的《程氏墨苑》，亦將「天保九如」墨分圖、文兩面，一面僅書「天保九如」四字，圖後為祝頌天子萬年的《天保九如頌》，借用「天保」典故表達對君主的崇敬、忠誠與祝福。
傳南宋馬和之《小雅．鹿鳴之什》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為局部。（王明彥提供）
此類於16、17世紀交替之際，自「天保」篇衍生的「九如」概念，除用於稱頌天子，亦可為人祝壽。王圻（1530－1615）於《九如同祝引賀唐純宇》提及「是詩之言九如者，古以頌尊上，而今以頌耆臣，非溢美也」，而趙世顯（1545－1610）於《壽胡觀察》詩，亦以「九如」概念為人祝壽。另曾任萬曆年間首輔的王錫爵（1534－1611）死後隨葬銅鏡一面，銘文為「象君之明，日升月恆。擬君之壽，天長地久」，北京故宮藏有一面銘文相同的萬曆辛卯年（1591）銘銅鏡，顯見帶有該類銘文的銅鏡並非客製生產，而是批量鑄造，大量販售流布，說明以「九如」祝壽的概念亦廣為時人接受。
明1591年《萬曆辛卯銘銅鏡》，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明彥提供）
此外，日本德川美術館一件款署「桑林季子鴻漸監製」的墨餅，正反兩面分別刻有山水圖與「九如圖」三字，於構圖、形式、風格皆與前述美蔭堂本《方氏墨譜》的「天保九如」墨圖一致。該墨餅為明萬曆時期製墨名家汪元一（名仲綏）之墨肆「桑林里」所製，監製者為元一之徒「鴻漸」。若考慮《方氏墨譜》成書時間，該墨餅應為16世紀末以後的作品。德川美術館所藏文物為幕府將軍德川家康（1542－1616）與德川義直（1600－1650）的收藏，推測此墨餅應透過貿易獲自中國，顯見「九如」圖像不僅可能透過書籍傳入朝鮮，如墨餅一類的圖像載體，亦有可能藉由使團採購或走私貿易等途徑進入朝鮮境內，同時將圖像所蘊含的頌君、祝壽之意，一併帶入朝鮮宮廷或貴族官員階層。
17世紀桑林季子鴻漸監製〈九如圖墨〉，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王明彥提供）
朝鮮自立國以來，直至朝鮮高宗三十一年（1894）廢除科舉考試為止，《詩經》均為科舉考試科目之一，故朝鮮士人對「天保」篇內容應相當熟悉。再者，自趙泰億、金養根的詩文描述亦可發現，當時朝鮮文人官員多將「日月五峰」圖像與稱頌聖王、祝壽明君有所連結，恰與前述明萬曆時期的「九如」概念相合，故即有可能借用「九如」圖像繪製《日月五峰圖》屏風，取代原本五峰圖像與日月鏡成套使用的實物懸掛方式。 若考慮朝鮮於仁祖十二年（1634，崇禎七年）最後一次派遣赴明使團，以及丙子胡亂（1636－1637）後改隸清朝藩屬，復以明清易鼎之際，中國境內情勢混亂，中朝之間公私交流可能暫停、受阻等因素，則「九如」圖像傳入朝鮮的時間，極有可能落於17世紀上半，甚或介於1810年代至1830年代之間。
結語
對於《日月五峰圖》的理解，或亦可藉由與同時期具有其他表現形式的屏風圖繪進行比較來認識。例如常見於18世紀後期以降，以書籍古玩與文房用具為表現主題，且多用於書房裝飾的《冊架圖》，多採用與《日月五峰圖》完全相反的透視寫實方式表現，此與《日月五峰圖》於趨近平面表現的空間中，對稱安排日月、山海、瀑布、松樹，以近似圖樣化的方式，於造型、色彩、質感各方面，有別一般山水畫給予觀者的寫實感受，整體呈現誇張的樣式化表現全然不同。
就朝鮮文人李奎象（1727－1799）《一夢稿》中《畫廚錄》所載，「當時院畫創倣西洋國之四面尺量畫法。及畫之成，瞬一目看之，則凡物無不整立，俗目之曰冊架畫」，以及吳載純（1727－1792）於《辛亥錄》中所錄，1791年與朝鮮正祖之對談內容：「故視於座後書架，謂入侍大臣曰，卿能見之乎。對曰，見之矣。笑而教曰，豈卿真以為書耶，非書而畫耳。昔程子以為雖不得讀書，入書肆摩挲簡秩，猶覺欣然。予有會於斯言，為是畫卷端題標，皆用予平日所喜玩經史子集，而諸子則為莊子耳，仍喟然曰，今人之於文，趣尚一與予相反，其耽觀者，皆後世病文也，安得以矯之。予為此畫，蓋亦寓意於其間者矣。」可知《冊架圖》約莫首現於朝鮮正祖時期（1776－1800在位），且多由類似中國南宋御前待詔、祇應一類畫師，隸屬奎章閣的「差備待令畫員」繪製，此亦與《日月五峰圖》由朝鮮宮廷圖畫院所屬畫員製作的情形不同。
19世紀李亨祿《冊架圖》，韓國Leeum美術館藏。（王明彥提供）
朝鮮宮廷於18世紀出現二種風格截然不同的屏風圖繪，顯示當時朝鮮宮廷並未藉由頻繁的中朝官方使節交流活動，將西方傳教士帶入中國宮廷的寫實畫風全面運用於宮廷繪畫，而是有意識地配合空間場域，選擇作品的表現主題與風格。再者，用於勤政殿此類重要儀典場所的《日月五峰圖》屏風，是由接受宮廷畫院訓練的畫員製作，而非經由考試遴選的差備待令畫員，代表朝鮮宮廷重視此類作品所呈現的傳統內涵與象徵意義，作品風格形式亦見尚古意識，對朝鮮宮廷繪畫中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
本文節錄自《典藏古美術》329期（2020年2月號）
原篇名〈朝鮮政治地理中心，屏開日月五峰山：朝鮮宮廷繪畫《日月五峰圖》屏風的起源與意涵 〉。
原篇名〈朝鮮政治地理中心，屏開日月五峰山：朝鮮宮廷繪畫《日月五峰圖》屏風的起源與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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