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舉辦的「跨域：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24年10月26至27日在兩所順利召開。本次會議分為「墓葬與明器」、「佛教與文物」、「圖像與物質」、「書寫與銘記」、「媒介與傳播」五個主題，邀請臺灣、大陸、美國、日本四地共20位學者以「跨域」為核心概念進行發想與討論。
唐代的享樂文化與尚美文化
研討會首先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陳弱水，以「物之理由：試談唐代的享樂文化與尚美文化」為題發表主題演講。陳氏基於唐代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勾勒作為「奢侈品」的唐代器物之重要特性，將其定義為價格高的非基本用品，不只是單純的文化物件，更包含了禮儀器物、宗教器物、文人賞玩等多重文化和心理意義。透過文獻、史料和器物介紹唐代享樂文化，特別點出在儒家高度根深蒂固的唐代，享樂文化的流行頗值得注意。唐玄宗曾積極推動享樂活動的制度化和規範化；基層政府機構、州縣長官、甚至軍中也上行下效，發展出相應的娛樂體制；文人詩詞中亦常見享樂思想的投射。最後，由於享樂文化追求感官的滿足，因而唐人在享樂場合也偏好追求器物的美感。陳氏從歷史學科的立場來談唐代物質文化，其視野不囿於物件本身，更側重於唐代物件的性質及與其相關的文化環境，為大會帶來新的啟發。
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盧慧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林聖智分別從地上遺存和地下出土品兩個面向，討論「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盧氏介紹本次研討會初衷與期待，強調「各場次的主題規畫並不侷限於物、物質、物性自身，兼重其在特定歷史時空的交換、流通、消費、傳播、分類方式，探究物與人、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係，並擴及其背後的人群網絡、歷史新型與文化變遷，進而反思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的特質。」隨後以經典作品作為例證，分別從山水畫、人物畫和書法三種媒材進行以研究方法為主的回顧。盧氏以方聞的〈Rivers and Mountains after Snow〉一文切入，討論在1970至1980年代可參考作品不多時，學者們如何進行山水畫的研究；隨著1990年代以來考古發掘材料增多，巫鴻等美術史學者如何以考古材料來進行美術史工作，以「考古美術」視野來進行研究。對於人物畫，則以石守謙〈盛唐白畫之成立與筆描能力之擴展〉一文與數字敦煌圖像數據庫進行對照，暗示隨著技術進步，學者的觀看方式同樣可能影響研究取向。作為書法史研究專家，盧氏特別以〈集王聖教序〉、〈靈飛經〉、〈鶺鴒頌〉等經典書法作品討論過去的學者比較關注書法本身，但現在的學者可能更關注文本內容的確認、法度和準則的確立等具體問題，以及近來研究者根據不同主題法書所擴展的研究面向。
林聖智〈地下出土品與隋唐物質文化研究〉的可謂全面具體的研究史回顧：19世紀初期，Berthold Laufer的著作構成了日後唐代物質文化研究的核心。至1930年代，濱田耕作《支那古明器》與鄭德坤《中國古明器》代表了學界開始將唐代明器視作中國明器發展的黃金時代；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嘗試用金石學概念來概括日益增加的考古材料，對「物質」一詞的使用也值得注意，其著作與中國金石學研究概念後被水野清一引進日本。至1960年代，李靜訓墓、卜仁墓等挖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引發了考古學界對「物質文化」的研究與反省。1980年代「文物」成為考古學家實際操作的主要概念。近二十年來，固原史氏家族墓葬、太原虞弘墓等考古發掘使粟特議題成為隋唐文化與中西交流之重點，「物質文化」近年重新被中國考古學家廣泛運用。林氏系統性回顧了19世紀至今的相關研究，並希冀能以此為引，期待學者們的精彩發表與討論。
墓葬與明器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學藝課長代理小林仁〈唐代盛唐婦女俑考―女性形象的成立與展開〉，首先舉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所藏的初唐和盛唐的「加彩婦女俑」指出婦女俑形象的特徵與差異—初唐婦女俑體型纖細苗條，而盛唐婦女俑則豐滿圓潤。隨後以大量隋唐紀年墓出土陶俑來說明自隋至唐婦女俑的形象由纖細至圓潤的發展，從而討論盛唐豐潤婦女俑之成因，及其在日韓的形象傳播與接受。小林氏以細緻的時期和地區實例分析，探討審美變遷背後的社會與文化背景，展現出唐代女性形象的現實與理想交織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深意。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郡儀〈唐代兩京喪葬物質文化的合與分—以陶俑發展為中心〉，聚焦鎮墓俑、文官俑、武官俑，探討兩京陶俑的造型與組合與發展。首先界定唐代洛陽與長安陶俑區域樣式與分析發展歷程；再比較長安與洛陽的陶俑發展趨勢；最後綜合探討兩京陶俑在造型、組合上趨同與分歧的原因，以個案分析兩地在陶俑造型、組合、製作技術上的互動，藉此探索唐代兩京物質文化發展中人與物的移動以及知識與技術的交流。林氏以蒐集超過707座陝西地區的墓葬等資料為基礎，案例詳實豐富，講解深入淺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許雅惠〈唐三彩陶俑往何處去？〉，討論陶俑在唐以後的「去向」，分析陶俑陪葬在宋代四川的新發展。許氏發現宋代陶俑雖不見於華北地區，但在四川與江西的墓葬中仍普遍可見。四川宋墓中不僅有類似於唐墓中的牽馬俑、陶雞、陶犬，匍匐俑等，還有唐代墓葬中未見的仰觀、獨腳以及疑似「蒿里老人」等特出類型。此外，許氏分享了在唐代集中見於長安墓葬的「五方鎮墓真文券」於宋代僅見於四川墓葬之特別現象，以此討論四川宋墓陪葬品共出情況。其研究既拓展了唐宋陶俑之流變範疇，又在地域性和文化復興方面為陶俑研究提供了深刻見解。
佛教與文物
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教授李靜杰線上發表〈唐五代時期佛教物質文化的整體觀察〉，從佛教寺院、造像區域性發展、造像反映思想信仰三方面對唐五代物質文化加以觀察。指出寺院數量在國力影響下平穩發展，空間分布則以長安、洛陽的京畿地區、經濟文化發達的江浙地區及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主。同時以兩京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區、以摩崖造像為主的四川地區、以敦煌石窟為代表的河西地區進行分期，介紹不同地區造像所反映的信仰。李氏以多維視角的整體分析、區域性發展的深入研究，總結出唐五代佛教物質文化的一體化發展脈絡，以及在兩京地區引領和輻射下在舊有文化區進一步發展特徵。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副研究員賴依縵〈反思唐代密教及其藝術—以關中地區出土文物為例〉，有別於過去以經典文本分析解釋為主的唐代密教研究，將目光聚焦於長安縣香積寺、西安市安國寺、扶風縣法門寺等寺院，藉考古出土密教文物，觀察唐代密教圖像與南亞次大陸特定時期、特定地區造像、甚或西亞裝飾藝術風格之相關性，並從圖像學角度思考印度密教思想、圖像的傳播。由此觀察到密教相關物質遺留或出自中國偽經，或為印度之教理順應唐土傳統而重塑，正是對密教的在地化回應，與密教漢化過程的具體力證，拓展了唐代密教研究之新思路。
日本上智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助理教授詹晏怡隨後發表〈從武則天、光明皇后到孝謙女皇：女主、佛教信仰與不空羂索觀音造像〉，考察武周時期不空羂索觀音的譯經事業與造像活動，並討論奈良時代光明皇后與其親族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以此比較武周時期與奈良時代不空羂索觀音的信仰特質，以及與之相關的圖像與女性權力者的關係。武則天與光明皇后對於女性如何運用政治權力具有不同認識，前者側重於樹立個人絕對權威，後者則意圖維護親族在政治場域中的優勢地位。詹氏以跨文化的比較視角，打破了以往學界將光明皇後視作對武則天的單純模仿之陳規。
圖像與物質
芝加哥大學藝術史系助理教授林偉正談〈從唐代經塔談材質的神聖性〉，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四幅書寫成佛塔形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來論證以往多被視作唐代寫經另類表現形式的「經塔」之起源與最初用途。林氏認為，經文的走向並非從塔剎開始逐層往下排列，而是從塔門下方開始，從塔基到塔身及塔剎，由左向右縱橫交錯，反復三次，從而組成完整的塔形，模擬了佛塔周匝繞行的儀式，建構紙上的神聖空間。透過經文特殊的排列形成唸誦路徑，更令誦經過程成為啟動佛塔宗教功能的重要方式。林氏從材質和視覺化的角度，將經塔的宗教功能與佛塔、經咒儀式的關聯性深刻結合，為理解唐代佛教書寫、造像和儀式提供了新視野。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梅田線上發表〈唐墓殿堂式石槨的形制、圖像與禮儀涵義〉，首先梳理了唐代殿堂式石槨從北魏平城時代及北朝的房形石槨，再到隋代石棺及安史之亂後的影作木構和屏風畫的發展脈絡與使用人群。介紹其圖像配置以建構「靜態的」內宅生活場景的壁畫及程式化的祥瑞圖樣互相為主，並透過以石槨象徵的埋葬空間和以靈座為中心的祭祀空間共同塑造了墓葬中的禮儀空間之意涵。李氏逐一討論唐墓殿堂式石槨的形制源流、使用人群、畫像配置及其在建構禮儀空間中的涵義，代表了唐代喪葬禮儀物質的一個重要呈現。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許凱翔發表的〈五代十國易代徵應物質載體的發掘與詮釋〉特別以物質文化視角切入，說明五代十國易代徵應物質載體的分類，並根據個別案例探討其發掘過程及其政治意涵。從術數、宗教、祠祀信仰等脈絡，考察時人對讖言、讖謠等易代徵應的解釋，析論其詮釋與物質載體之關係；比較官方史學與私人撰述的異同，豐富了對易代徵應的理解，還揭示了此時期的文化多樣性及其背後的政治意涵。
書寫與銘記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凃宗呈〈從「誌」到「石」：重新考察唐代墓誌的物質性功能〉探討墓誌從形成到使用的過程，在唐代喪葬儀式及死亡文化脈絡中的物質性功能，以及與社會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凃氏分析墓誌的製作，其工序主要包括尋找石材、按需修裁、打磨加工、預畫界格、書家撰寫、書丹或摹勒上石，再由石匠雕刻鐫文並以圖案裝飾等。其文本內容多有固定格式，除少數由家屬自行撰寫外，多請託朋友乃至重金請名家撰文，以示重視。透過墓誌形式、功能與規範，製作與內容，在墓葬中的角色等幾點討論，點出墓誌具有文本性與物質性的雙重性質，重新認識與理解唐代死亡文化的重要特質。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古怡青發表〈武則天巡幸扈從官研究—從「夏日遊石淙詩并序」談起〉，以摩崖碑刻〈夏日遊石淙詩并序〉為基礎，分析扈從官組成的意涵及其在大周政權體系中的角色。對照大駕鹵簿的方陣及隨行扈從官之官階品級及背景，可知「法定扈從官」被挑選刊刻於摩崖碑刻的禮制規範；「臨時扈從官」如皇太子、親王等具有崇高的身分地位，也承擔重要的職務。反映武則天巡幸時，「臨時扈從官」扮演重要的角色與意義，為瞭解武周時期的政治運作提供了新視角。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黃庭碩的〈至必書石：顏真卿的宦遊碑刻及其命運〉主要介紹顏真卿碑刻廣布之成因、創製脈絡與特點。顏碑廣布唐境，是由官僚遷轉制度與個人特質交織而成。碑刻內容中可見其對家族的責任感、對道教的深厚信仰，及對地方文史故實的留心。黃氏特別提出，顏真卿帶著已製成然未刻字的石碑四處遊訪這種前所未見的舉措，體現其遠比常人積極的造碑態度。
媒介與傳播
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教授Sören Stark結合最新的考古發現，發表〈New Data o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City of Bukhara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3rd cent. BCE – 12th cent. CE)〉（編譯：探討布哈拉市的歷史與考古及其與中國互動（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2世紀）的新資料），介紹2020年以來，烏茲別克─美國布哈拉考察隊在布哈拉周圍系統性發掘的重大進展。其考古資料可助力重寫蒙古人入侵前的布哈拉城市歷史，並重新評估其在中東和中國之間商業和文化網絡中的地位。Stark特別關注文獻資料和近期的發掘成果所反映的布哈拉與中國各王朝的商業和外交互動，系統性地證實了布哈拉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的關鍵作用，及其與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深厚歷史聯繫。
大阪市立美術館館長內藤榮曾在奈良國立博物館任職二十餘年，多次負責企劃和組織正倉院展，因此本次特別介紹〈正倉院宝物の唐代楽器について〉，探討正倉院藏以〈螺鈿紫檀五絃琵琶〉為代表的唐代樂器。鑑於琵琶背面的螺鈿花紋與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唐朝石臺孝經的臺座紋樣相似，但後者更加成熟，推測前者或出自長安官營工坊，且年代應當更早。內藤氏詳細介紹了正倉院藏唐代樂器的種類並考其來源，認為或可與遣唐使進行聯繫，提出該琵琶或由學者吉備真備所在的遣唐使團於734年帶回日本進獻。內藤氏展示了正倉院唐代樂器於工藝史或音樂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郭珮君發表〈唐代如法佛教在日本的再現與變遷：以《壽命經》的書寫及使用為例〉，指出10世紀初，《壽命經》逐漸成為日本貴族生日祝壽的賀禮，並且有書寫相應卷數以表達年齡的風俗。至11世紀，《壽命經》進一步被用於大型御讀經儀式中，不再限於統治集團過去在乎的延壽，而是具有為使國家、百姓免於疫癘的意義。郭氏利用多樣的史料細緻考察這一變遷過程，並指出了書寫經卷在日本的創新意涵，體現了佛教經典的物質文化意義，提供了思考唐代佛教物質文化流動的一個新面向。
唐咸亨年間（670－674）的陶瓷景觀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謝明良的主題演講，提出對唐代咸亨年間紀年墓出土陶瓷品的特別觀察，據此分析個別陶瓷器的跨區域流通、器式的模仿與沿續、釉彩裝飾的變遷，以及個別地區陪葬陶俑的種類傾向等，展示出短短五年間多元且生動的陶瓷景觀。
謝氏首先以福建泉州出土的青瓷虎子、江蘇鎮江的青瓷盤口壺等為例，提示觀者注意不同地區所見同類製品的時代和樣式差。隨後結合唐三彩釉陶的裝飾特點及跨區域消費情形，指出這類器物不僅作為隨葬品出現，也可能具有生活實用性，打破了唐三彩僅為葬禮用途的刻板印象。此外，謝氏還從出土陶俑及雙獸柄壺兩類器，進一步討論咸亨年間明器文化的地域性圈層及多樣性與功能流變創新等問題。作為臺灣最為資深的陶瓷史專家，謝明良不吝分享了常年的觀察心得，並以具體個案詳細解讀如何反思區域風格，以及如何從明器文化圈概念討論陶瓷陶瓷生產樣貌和跨文化交流特徵，深中肯綮，全面豐富了觀者對唐代物質文化的理解。
本文引用自《典藏．古美術》387期〈臺大藝研所、中研院史語所「跨域：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作者：劉芷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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