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絲路：大英博物館特展導賞

大英博物館正在舉辦的特展「八方絲路：萬里共風華」（Silk Roads），以新的角度呈現「絲綢之路」。展覽的英文名稱特意使用了「路」（Roads）的複數形式，指的是展覽中對「絲綢之路」的定義超出了單一的貿易路線，强調一個更為複雜多元的重疊網絡。

大英博物館正在舉辦的特展「八方絲路：萬里共風華」（Silk Roads），以新的角度呈現「絲綢之路」。展覽的英文名稱特意使用了「路」（Roads）的複數形式，指的是展覽中對「絲綢之路」的定義超出了單一的貿易路線，强調一個更為複雜多元的重疊網絡，連接著亞洲、非洲和歐洲。這些網絡通過陸路、海路和河道向多方向延伸，運載著各種人、物品和思想，在不同環境下接觸和交流。除了貿易，外交、戰爭、宗教傳播等都可以構成絲綢之路的交流渠道。「絲綢之路」一詞在19世紀開始出現，最初代表漢代中國向歐洲輸出絲綢的路線。這個展覽反映自20世紀後期起「絲綢之路」概念定義的擴張和普及。

絲綢之路的歷史穿越千年，這次展覽將重點介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時期，即公元500至1000年左右。熟悉中國歷史的觀衆對這五百年不會陌生，因為它包含了唐朝盛世，也是絲綢之路蓬勃發展的時期。除了唐朝，這段時期的亞歐非大陸上還有其他政權掌控了遼闊的疆域。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播和發展，進一步連接各大洲人群。斯堪地納維亞維京人在1000年左右抵達紐芬蘭，他們把亞歐非大陸的絲路網絡帶到美洲，為展覽時斯堪間線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終點。

展覽中首件展品是一尊銅合金的小型佛像（圖1），製作年代可追溯到6世紀。它很可能是在今天巴基斯坦境內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製作的。但是，這尊佛像出土的地方位於大約5000公里之外的瑞典赫爾格（Helgō）小島，反映了比一般想象中更為廣闊的交通網絡。

圖1 6世紀晚期至7世紀中期〈銅合金佛像〉，製作於巴基斯坦，瑞典赫爾格出土，瑞典歷史博物館藏。攝影／Ola Myrin。©The Swedish History Museum／SHM（CC BY 4.0）

由此開始，展覽帶領觀衆踏上一個主要由東往西行的旅程，途中亦包括其他方向。這個旅程會通過五個大型地理區域，另有六個小型案例介紹個別跨文化的人群或地點，把地理區域連接起來。展覽一共展出302件展品，其中超過40％的展品來自29家英國和國際合作夥伴。展覽從2019年開始籌備，歷時五年，由大英博物館三位來自不同的部門的策展人（陸於平博士Luk Yu-ping、蘇．布魯寧博士Sue Brunning和伊麗莎白．奧康納爾博士Elisabeth R. O’Connell）共同策劃。

展覽第一個地理區域是東亞，重點介紹三個首都─奈良時代的平成京（今日本奈良）、新羅王國的金城（今韓國慶州）和唐朝的長安（今中國西安）。中國與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密切相關，與此同時，中國歷代的對外關係不單只面向西方，而是與多邊鄰國都有接觸。佛教由印度通過中國大陸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島嶼是絲路網絡往東延伸的明確例子。外交朝貢關係亦推進了地區之間的交流。7至9世紀日本先後派出了十幾次遣唐使團到長安學習唐朝文化，當中包括各個行業的人員。701年被任命為遣唐使的奈良官員美努剛萬連（661或662－728）便是一例，他的銅板墓志銘在奈良縣出土，用漢字和《孝經》文章的形式記錄了他的生平（圖2）。遠方進口的奢侈品亦見證了絲路網絡向東的延伸。位於奈良的正倉院便藏有唐朝和遠至波斯的珍貴外來物。

圖2 日本重要文化財 730年〈美努剛萬連銅板墓志銘〉，日本奈良縣生駒市萩原町出土，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TNM Image Archives。

位於朝鮮半島的新羅王國在4至6世紀早期的墓葬中亦發現了絲路相關的文物。出土於慶州雞林路14號墓的華麗匕首鞘就是其中的翹楚（圖3）。鞘獨特的造型以及金屬成分都指向這件匕首鞘來自中亞或更遠的地方。匕首鞘飾的鑲嵌石榴石和玻璃工藝，很有可能源自黑海、高加索或西亞地區。有趣的是，它與在亞歐非大陸的另一端的英國薩頓胡（Sutton Hoo）出土的首飾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或見證了工藝和材料不同方向的傳播（見圖17）。

圖3 韓國寶物 5世紀晚期至6世紀初期〈鑲嵌石榴石和玻璃匕首鞘〉，韓國慶州雞林路14號墓出土，國立慶州博物館藏。©National Gyeongju Museum, Korea

唐朝長安是國際大都會，在其鼎盛時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胡人作客聚居的地方。在長安以及其他唐朝城市出土的三彩陶俑便有不少胡人造像被發現。這些人物通常高鼻深目，身穿翻領長袍胡服，很有可能代表特別活躍於絲路上的中亞粟特人。這些胡俑的姿態不一，有一些牽著馬或駱駝（圖4）。展覽往後會介紹更多粟特人和他們在中亞的家鄉。

圖4 700至750年〈牽馬或駱駝三彩胡人俑〉，中國北方，大英博物館藏。©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展覽的首個案例帶觀衆南下到沿海一帶，展示1998年在印尼蘇門答臘海岸發現9世紀黑石號沉船文物。這艘船載有超過6萬件文物，主要是唐代陶瓷器，很可能經印度洋運往當時屬於阿拉伯帝國的西亞港口，可見這段時期海上運輸的規模。陶瓷器以外，沉船中亦發現金銀器，包括〈伎樂紋八棱金杯〉一件（圖5）。這個金杯與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類似，都是受到中亞金屬器造型影響的器物。

圖5 約830年〈伎樂紋八棱金杯〉，可能製作於中國揚州，唐代黑石號沉船文物，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Tang Shipwreck Collection

由東南亞通過南亞和青藏高原，展覽的旅程到達位於今中國甘肅省的敦煌，以及往西的新疆塔里木盆地。此處的綠洲連接了沿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路，亦包括佛教傳播的路線。莫高窟藏經洞所發現的大量文書、絹畫、織物等，記錄了不同文化和語言的交匯。這裡展出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藏的部分藏經洞文物，亮點之一是藏經洞尺寸最大的刺繡〈涼州瑞像圖〉（圖6），製作於大約公元8世紀。涼州瑞像是東晉末到南北朝時期高僧劉薩訶預言會出現在番禾郡（今永昌縣）御谷山的佛像。這幅刺繡很可能曾被懸掛在佛堂中受人供奉，是絲綢用於宗教信仰的例子。蠶業是古代中國發展的技術，位於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于闐有流傳桑蠶絲織布技藝西傳的故事。一幅「傳絲公主」木板畫，用精簡的構圖描述了一名東國公主把蠶卵和桑樹種子藏在頭飾中，偷偷把養蠶技術傳到于闐（圖7）。這傳說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有紀錄。到公元6世紀，蠶業已傳到位於地中海一帶的拜占庭帝國。

圖6 約8世紀〈涼州瑞像圖〉刺繡，中國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7 7至8世紀〈傳絲公主〉木板畫，中國新疆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展覽接著連續展示三個案列。首先的案例介紹生活在中亞撒馬爾罕的粟特人，粟特人是公元4至8世紀活躍在絲路上的長途貿易商人，但他們在家鄉的璀璨文化卻鮮為人知。這裡展出多件來自烏兹別克的重要文物，特別是一幅六公尺長的壁畫，是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的一部分（圖8）。這幅壁畫在一所貴族住宅遺址出土，內容展示了一個宗教儀仗，而「大使廳壁畫」整體則反映了粟特人繁榮的宮廷生活，以及遠至唐朝和朝鮮半島的對外關係。

圖8 約660年〈大使廳壁畫〉部分南壁，烏兹別克撒馬爾罕（阿夫拉西阿卜）出土，烏兹別克撒馬爾罕國立博物館藏。攝影／Andrey Arakelyan。©Art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Uzbekistan, Samarkand State Museum Reserve

撒馬爾罕以南是一個名為吐火羅的地區，部分位於今塔吉克境內。這個案例展出在塔吉克發現的7至8世紀陶製佛像（圖9）。這些佛像的造型，包括緊貼身體的衣褶，可以跟印度佛教造像和出現在6世紀前帶有希臘羅馬風格的犍陀羅藝術比較，從中可見中亞與南亞的連接。

圖9 7至8世紀〈男子陶像〉，塔吉克阿吉納特佩遺址發現，塔吉克國家博物館藏。©State Institution “National Museum” of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接著的案例介紹的是來自北歐斯堪地納維亞的維京人。展覽旅途中段出現維京人可能會讓觀衆感到意外，事實上當時的維京人通過河道與中亞和西亞都有交流。從公元9世紀初開始，大量伊斯蘭銀幣流入今瑞典及附近地區。許多銀幣被熔化，製成銀條（稱為銀錠），或斯堪地納維亞風格的首飾（圖10）。這些銀器還有黑暗的一面，也就是維京人販賣人口到伊斯蘭地區換取銀幣的歷史。奴隸貿易也可以是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圖10 10世紀晚期〈銀頸圈〉，發現於愛沙尼亞塔林附近，大英博物館藏。©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通過河道，展覽的旅程便來到下一個地理區域─伊斯蘭時期的中亞至阿拉伯。伊斯蘭教於7世紀在阿拉伯興起，隨著阿拉伯帝國迅速擴張。到公元8世紀早期，信奉伊斯蘭教的統治者掌控了東起今天的巴基斯坦，西至今天的西班牙。新興的伊斯蘭世界形成了一個大型經濟體系，包含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民。早期的穆斯林統治者，吸納了以前支配西亞的薩珊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制度和文化。例如這座獅子石像是在今約旦穆夏塔（Mshatta）宮殿王座室中發現的（圖11），而在薩珊傳統中，獅子是王權的象徵。這段時期的穆斯林統治者鼓勵大量學術和翻譯活動，造紙技術從唐朝中國傳到中亞和西亞亦有助於思想的傳播。例如12世紀穆斯林地理學家伊德里希（al-Idrisi）所製作的一幅世界地圖便是以此時的學術成就為基礎。此地圖現存16世紀傳抄本（圖12），圓形的世界版圖包含了亞歐非三大洲，方向以南方為上，穆斯林聖城麥加為中心，反映了不同於現代地圖的世界觀。

圖11 734至744年〈獅子石像〉，約旦穆夏塔宮殿發現，柏林國立博物館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攝影／Johannes Kramer。©Museum für Islamische Kunst-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圖12 1553年傳抄本〈世界地圖〉，伊德里斯（al-Idrisi）約1152年原作，或製作於埃及開羅，英國牛津大學博德立圖書館藏。©The 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從阿拉伯跨越紅海，旅程到達展覽第五個案例─位於非洲東北衣索比亞高原的阿克蘇姆王國（Aksum）。這個早期基督教王國在公元6世紀控制了連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紅海，它的港口城市阿杜利斯（Adulis）是海外貿易的樞紐。阿克蘇姆跟地中海一帶有密切往來。根據科學分析，從阿杜利斯的一座教堂出土的大理石聖壇屏風碎片（圖13），來自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附近的採石場。

圖13 約6世紀〈大理石聖壇屏風碎片〉，厄利垂亞阿杜利斯出土，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地中海這個地理區域是拜占庭帝國的核心地帶。同樣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國是阿克蘇姆王國的盟友也是貿易夥伴。在阿杜利斯港口，葡萄酒和橄欖油等地中海產品可以換取當地的象牙等奢侈品，以及來自印度洋的香料和寶石。相對於印度的象牙，非洲象牙尺寸更大，長度可達3.5公尺。這個製作於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象牙雕板（圖14），描繪一名天使長（archangel），板長40公分。由於尺寸大型，象牙材料明顯源自非洲。早期拜占庭的主要敵人是位於東面的薩珊波斯王朝，儘管如此，從6世紀起，從東方傳入的服飾元素開始在拜占庭宮廷流行。例如這件藍綠色的男子騎馬外套（圖15），發現於拜占庭時期的埃及，與當地普遍服飾束腰外衣和斗篷不同。這類長袍設計源於歐亞草原，便於騎馬，亦在歐亞其他地區包括唐朝流行，與後世滿族「馬蹄袖」長袍出奇地相似。

圖14 525至550年〈象牙雕板〉，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堡），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15 450至550年〈男子騎馬長袍〉，埃及謝赫伊巴達出土，柏林博德博物館拜占庭藝術博物館藏。攝影／Antje Voigt。©Berlin, Bode-Museum,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CC BY-SA 4.2）

展覽最後一個案例介紹當時伊斯蘭世界的最西端──安達盧斯（al-Andalus），即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首府設於科爾多瓦（Cordoba）。來自伊斯蘭和本地元素的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安達盧斯文化。此地區亦是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橋梁。例如從九世紀起在伊斯蘭世界中被應用，起源於古希臘的天文測量儀器星盤，通過安達盧斯傳入歐洲（圖16）。

圖16 1026至1027年〈銅星盤〉，西班牙科爾多瓦，蘇格蘭國立博物館藏。©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從安達盧斯展覽旅程到達西北歐，以及最遠端的英國和愛爾蘭，也是展覽的最終地理區域。這裡看似與絲綢之路沒有什麽關係，但文物證據顯示，通過海洋路線，這一帶也屬於絲路網絡的一部分。在英格蘭東部薩福克郡薩頓胡（Sutton Hoo）船棺葬中發現的首飾，從材料和工藝兩方面揭示了遠距離地區的聯繫。例如一個劍鞘裝飾扣（圖17）和新羅出土的匕首鞘一樣，都是屬於石榴石掐絲金屬工藝。最新科學分析證明，這個裝飾扣上的寶石是來自印度的拉賈斯坦邦。

圖17 7世紀早期〈鑲嵌石榴石和玻璃劍鞘裝飾扣〉，英格蘭薩福克郡薩頓胡船棺葬發現，大英博物館藏。©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展覽以一件鯨魚骨匣作為結尾（圖18）。它製作於公元700年左右英格蘭北部，曾被認為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偏遠地區。然而，這件匣子卻反映出了非凡的國際視野。其上雕刻著猶太歷史、基督教故事，以及羅馬和北歐神話。場景邊緣有拉丁文和古英語銘文。如同在瑞典出土的佛像一樣，這個骨匣的發現，讓人感到意外。但經過展覽所呈現的亞歐非交流網絡之後，這些文物看起來就不再那麼令人驚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