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現正展出的「絲路綠洲：古代敦煌生活（A Silk Road Oasis: Life in Ancient Dunhuang）」特展（圖1），呈現藏經洞的非凡古物，讓人窺見千年前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景觀。本展作品聚焦於圖繪、典籍、文獻、手稿和書信等，內容涵蓋文學、宗教、政治、天文和藝術等多元主題，期冀藉此探索當時社會上不同人士的生命經驗與交流互動。
藏經洞
1900年道士王圓籙（1850？－1931）在敦煌莫高窟一處隱微之地發現成千上萬的物件，包括經卷、繪畫和文書，年代橫跨5至11世紀，此即為後人熟知的「藏經洞」（第17窟）。彷如時空膠囊般，這是史上最重要的文物發掘之一，展現古代居民的宗教與世俗生活，澈底改變世人對於絲路的認識。本次多數展品皆源自藏經洞，是由考古學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帶至英國，之後入藏大英圖書館。此次展出的斯坦因敦煌相簿冊（圖2），拍攝於1907年6月間。照片中人物有王圓籙、當地官員及居民等，見證了洞窟文物流轉離散的緣起初始。
商人
作為絲路上的貿易中心，敦煌吸引了來自中亞和印度等遙遠國度的商人前來，當中最負盛名者，莫過於粟特人。他們是一群活躍於現今烏茲別克地帶的民族，在4至8世紀間，主掌本區的經濟市場。粟特商人從撒馬爾罕附近的故土家園開始，建立起一直延伸到中國的貿易據點，這使得他們得以扮演家鄉和商務網絡沿線上的仲介代理人。在交易行旅中，粟特商賈不僅買賣貨物，還把本身及其周邊相鄰的文化習俗與宗教信仰，一起傳遞給往來顧客與接觸店家。
展品中有封家書（圖3），是一位名叫Miwnay的粟特婦人，於313至314年間書寫。信中她向丈夫抱怨對自己的不理睬，並且悲嘆生活孤立無援，文末更怒言道：「我寧願做豬狗之妻，也不要做你的妻子！」另一件宗教文獻殘片（圖4）則完成於9世紀，描述瑣羅亞斯德與某位至高神明間的講話。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是古波斯先知，祆教創始人，因其信徒習慣在火堆前進行禱告，所以又名拜火教，是粟特人的主要信仰。
使節
從10世紀開始，敦煌統治者為了加強與位於西邊千里之處中亞綠洲王國于闐的關係，經常派遣使節往來，以求維持密切的外交關係，特別是尋求聯姻。根據研究指出，此類于闐代表團規模不一，通常由敦煌地方官府接待。雖然成員是以印度－伊朗方言為口語，但為了在當地環境中順利開展任務，所以也善操多種語言文字。此外，他們還作為贊助者積極地參與敦煌佛教界的活動，並在訪問期間幫助傳播醫學和地理知識。
例如一件以梵文與于闐文書寫的卷軸（圖5），全長超過21公尺，完成於943年，當中包含六種不同的佛教文本。這是由一位旅居當地名叫Sam Khina Hvam Samgaka的于闐高級官員出資委任製作，目的在於祈求個人長壽與親眷安康。另一件屬於979至982年間的紀錄清單中（圖6），則顯示敦煌地方官府給予來訪使節及僧侶的消費物資數量，說明當訪客抵達後，即可獲得由東道主慷慨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油和麵粉等等，此舉凸顯在政治外交事務中，迎接招待賓客的重要性。
筮者
古代卜筮者及其活動，一般都會受到政府機關的監管約束，他們不僅協助統治菁英，也幫忙市井百姓處理日常事務。從婚姻、兒女、財富、功名、治病，到出外、經商、移居、逐室和失物等，卜筮皆能提供建議與指導。與此同時，還會製作星象時曆與風水輿圖等涉及天文地理相關的書籍圖像，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一門專業知識。不只是源於中國本土的術數讖緯傳統，來自中亞地區的吉凶算命習俗，共同沿著絲路傳播至敦煌，匯聚起各種特殊推斷陰陽的祕術文化。
完成於649至700年間的觀雲星象圖卷（圖7），長約3.3公尺，當中包括兩類卜筮內容。其一是討論氣象型態，描繪25種不同雲態，並列寫其相應預言。其二則是現今所知最古老的星象圖之一，在13幅圖式裡共出現1354顆主星與其聯結星系，並附加說明各星象的預兆推論，聯繫起古代占星學與天文學的知識譜系。另一件製作於978年的官方曆書中（圖8），展示十二生肖神人化的模樣，皆以官員形象出現，共同圍繞太歲星君，對於流年運勢之禍福吉凶有著深遠影響。
居士
在敦煌地區，除了道教、祆教及摩尼教等，最為盛行且感召廣泛的，首當為佛教。從4世紀開始，該地就是絲路上的佛教中心。信徒透過圖繪、書寫、塑像等工藝手段創作佛像和複製佛經，藉此消除障礙違緣與積累福報功德，希求現眷安樂及先亡超昇。例如展品《大般涅槃經》寫本（圖9），製作於9至10世紀間，以泥金寫於磁青紙上，字體工整端莊，透露莊嚴典雅的韻味。本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經典之一，北涼時期已有譯本，旨在說明法身常住和眾生悉有佛性等教義。
另一幅〈十王經圖卷〉（圖10），完成於10世紀，全長約5公尺，描繪人死後依照時序而接受十王審判的場景，屬於一種融合佛教、道教與民間習俗的冥府信仰。所謂「十王」，是指一秦廣王、二初江王、三宋帝王、四五官王、五閻羅王、六卞城王、七泰山王、八平等王、九都市王與十轉輪王。此處描寫的是「第九一年過都市王」，右側讚文曰：「一年過此轉苦辛，男女修何功德因；六道輪廻仍未定，造經造佛出迷津。」推測文本應出自《佛說預修十王七經》，是由唐代成都大聖慈寺沙門藏川所述。
尼眾
由於佛教的興盛，對於傳統社會中的女性角色，提供另一種的出世選項──除了作為女兒、妻子或母親，她們亦能成為佛門裡的比丘尼。透過敦煌文獻資料，讓後世了解到她們的生命歷練，譬如出家、受戒與聞思學習。另外還顯示出在9至10世紀間，敦煌一地的出家女性數量已超過男性，並提供當時尼寺內的組織結構和人口統計數據。這些僧尼不僅在寺院內修行生活，亦與佛教居士團體密切往來。
展中一件出家許可文書（圖11），由唐代末年至五代初期的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以「西漢燉煌國聖文神武王」的名義簽發，批准隨軍參謀鄧傳嗣之女鄧自意出家，時間為甲戌年（914）五月十四日。文中描述鄧女「容姿順麗，窈窕柔儀，思慕空門，如蜂念蜜。」儘管當時她僅有十歲，卻已發心求法。另一件959年的社團條例紀錄（圖12），則與女性居士相關，表明組織規則和目標。文中先讚揚彼此情誼，然後說明成員在節日期間需要奉獻的貢品（油、麵粉和酒水），用以贊助寺院和積累功德。
抄工
786至848年間，吐蕃統治敦煌地區，使之成為該帝國的政經文化中心。當地一些抄工出身漢藏混血家庭，使用藏文書寫並印製數千本的佛教經典。這些作品以多種形式呈現，甚至流傳到西藏中部的寺院圖書館裡。關於抄寫工作的規則頗為繁複，抄工必須小心處理並妥善應付他們收到的要求，以免後續受到懲處。他們也被教導，需要根據自己接受的委託，以不同風格來進行書寫，例如抄寫神聖的佛經文本或起草一般的官方文件，彼此間的書風形式便有所差異。
一件寫於800至1000年間的藏文抄本（圖13），內容為古代西藏編年史料，敘述641至764年間的發展紀要，是現存最早的藏史文獻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紙張的另一面，出現了以漢文書寫的《妙法蓮華經》。還有一件約為9世紀的抄本（圖14），也是同時出現漢、藏兩種文字。其朱色藏文乃出自《楞伽經》，而墨色漢文則屬解經釋論。該經成書於4至5世紀的印度，是一部重要大乘佛典，說明清淨心、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等教義，在禪宗和瑜伽行派中特別被重視。
印刷
印刷技術約在7世紀於中國興起，之後很快地影響佛教文化。透過簡便快速的出版方式，佛教徒得以大量複製經文與佛像。從東亞經由絲路而至中亞，沿途上亦出現許多重要的地方印刷工坊，例如四川與敦煌。本展主要精品之一，即是出版於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剛經》（圖15），這是現存最早有紀年且保存完整的雕版印刷品。在該書扉頁中，描繪著佛陀說法圖。畫面莊嚴肅穆與文字內容相互對應，敘述佛陀在舍衛國講法的場景。而在經後跋文裡，則說明這是由一位王氏佛弟子代替雙親印製經像以累積功德。
至於另一件圖像殘片展品（圖16），出現了多幅外觀造型雷同的捺印觀音像，製作年代約為5至10世紀間。首先畫工設計底稿圖繪輪廓，然後雕工在木料上進行依樣鑿刻，最後再由印工沾墨於紙上加以複印。這套工序可以說是後來木刻雕版印刷的前身，能夠應用於文字或圖像製作。為了迅速累積福德並大量流通，這種出版方式遂成為佛教資助暨推廣者最喜愛的捷徑之一。
畫師
透過觀看莫高窟現存壁畫與塑像，便可了解到當時來自四方的無名工匠畫師，乃是形塑敦煌藝術的重要驅動力。儘管本次展中無法陳列相關成品，但卻展示出他們所遺留下來草稿、粉本與工具，讓觀眾一探其創作實踐的思維與過程。例如一件9至10世紀的佛像粉本（圖17），在輪廓線上便出現「刺孔」。刺孔的使用，屬於古代圖繪技法之一，是為繪畫施粉上色專供複製用的紙本畫稿，尤多用於壁畫。今日莫高窟第45窟中的四披圖繪千佛樣式，極有可能就是使用這類粉本而製作完成的。
一件10世紀的天王立像草圖（圖18），畫中佇立兩尊威嚴勇猛的武士人物，其體格健壯，雙眼圓瞪，四肢肌肉凸起，表現出男子的健美體魄。雖然僅為稿本，但線條流暢，如行雲流水，通篇充滿動感韻律。此外，這種類型的草圖也可作為工匠畫師的參考底本，能夠根據實際所需而調整比例大小，以適應各種設計構圖。在遺存下來的敦煌手稿中，亦曾發現相似的插圖作品。
絲路綠洲：古代敦煌生活
大英圖書館｜2024年9月27日至2025年2月23日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389期〈開啟藏經洞的時空膠囊—大英圖書館「絲路綠洲：古代敦煌生活」特展〉，作者：林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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