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沒想過這些電影製作者是如此嚴肅：特寫你哥影視社《公園》製作方法

我以為這些電影製作者只是在開玩笑
填充相機的記憶卡　
使圖像變得越來越模糊
希望有一天它會變成美麗的建言
即在某個時刻　
有一個需要揭示的陰暗面
我以為這些電影製作者只是在編造
試圖在繁忙的世界中捕捉緩慢的事物
在嘈雜聲中捕捉寧靜
將身體回歸公園的懷抱 
…
我曾經是一部理想主義的年輕電影製作的一小部分
我其實沒想過　
這些電影製作者是如此嚴肅

——Asri Jalal〈進入公園〉

你哥影視社《公園》起於兩位來台唸書的印尼人Asri Jalal和Hasan Basri Maulana Firmansyah之對話，他們交換彼此的詩，透過詩來分享所見的世界。詩不同於話語的地方，是詩能在文字之間把玩空白、創造新的蒙太奇，具有脫離慣性閱讀與理解的特性。《公園》片中場景主要聚焦於台南的一座公園，兩人的詩為這個單一的場景不停加入想像的圖層，其中一處作為廣播室的警衛亭，你哥影視社更利用多次音畫分離、敘事重組的剪輯技巧，調度影像使之具有如「詩」一般的能動性，而成為一處非寫實的作夢空間。

他們在警衛亭中架設了一個廣播節目，講述在臺灣生活的移工的故事，這些聲音如片中的場景一般，只迴盪在這座公園內，公園邊界彷彿成為一道結界，象徵性地畫在我們與外籍族群之間彼此的認知上。有趣的是，影片最後Asri沿著公園走並讀著詩作〈進入公園〉，在巧妙的影像跳接安排下，鏡頭跟著他回到了印尼的家鄉，全片關於場域的結界在此破除，出現了一條通往他處的路徑，而這樣的破除，也讓此片透露出拍攝團隊抵達印尼後，可能會有的認識、交換、告別等製作面的多層次解讀線索。

你哥影視社由蘇育賢、廖修慧、田倧源組成，新作《公園》於今年（2024）台灣國際紀錄片（TIDF）影展首映，並一舉獲得台灣競賽首獎與亞洲視野競賽首獎。三人的作品除了時常出現在影展外，前部作品《宿舍Ký Túc XáKý Túc Xá》也獲得今年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獎，其中導演蘇育賢其實是藝術創作出身。事實上，今年TIDF的「台灣競賽」中，不乏見到許多當代藝術家的身影，像是許家維《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陳界仁《風摧肉身》等，而藝術家作品至影展放映也早已不是新鮮事，於今年金穗獎甫獲金穗大獎的李亦凡，其作品《難忘的形狀》亦同時於台北雙年展的「小世界」展出、去年（2023）橫掃各大影展獎項與在金馬影展獲得「最佳動畫短片」的張徐展《複眼叢林》，更是曾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將整體空間納入思考影音如何展演的案例，其餘像是蘇匯宇、許哲瑜等作品在各大影展中更是常客。在此我並非要再去強調影片分類的界線是如此模糊，而是這些影像在黑、白盒子內所衍伸之不同意義為何，如果你哥影視社在被討論製作方法時，多次會被提及的是所謂「工作坊」的製作型態，那又怎麼反向從影像本身來進入製作方法的剖析。

《宿舍Ký Túc Xá》以北部的移工抗爭直播為靈感，召集台南另一群移工，透過一次次的工作坊去演繹抗爭行動劇。最後除了是一部影像作品之外，在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展覽「你正在工作嗎？」中也以一大型裝置藝術的形式展出。在思考展覽與映演形式的過程，你哥影視社並非是為了再現影像中的物件，也不是要將片場移植至另一空間展示，對他們來說，這些移工在抗爭的直播中，從易於被社會抹平成同一副面孔的情況下，分裂成許多單一的個體，展現及其多元且複雜的差異性。（註1）而《宿舍Ký Túc Xá》的裝置中所欲呈現的樣貌，即是當觀眾進入一個看似與影片中高度相似的「片場」的同時，影像不再成為對這件事情的唯一敘述，隱藏在角落的銀幕、物件、推疊的床架等，都提供了各種不同的線索去想像這個過程，而這個展示方法也回應你哥影視社常年以來的工作模式：如果說與移工之間在倫理上是單純的僱傭關係（註2），那這層僱傭關係也不具有一單向主導權力，而是在一場場工作坊中慢慢堆疊出自己的樣子。

回到《公園》，也許我們可以從影像去思考其製作方法，首先是關於電影中製作過程的揭露，傳統電影為了不打擾觀眾完全沈浸於由影音所構築的幻象世界，會刻意避開所有工作人員的身影；而《公園》卻不刻意避免導演／創作者的存在，不論是工作人員於開場時親自走入片中遞上防蚊液、或跟拍Asri從公園走回印尼的跳接畫面時，明顯看到攝影師手持攝影機的影子隨著公園的路燈而長短移動著，某種程度都刻意為觀眾揭示了這個幻象世界的裂縫，從裂縫中去窺見創作者與被攝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另一層則展現在片中演員對於片子本身的反身性質疑，包含像是在聊天的過程中透露作為這部片子的演員卻不知道自己在拍一部什麼樣的電影、討論著製作的預算問題、以及認為這部電影可能不會上映的擔憂等等，被攝者的疑問好似精準透露製作團隊在拍攝當下的心情，也以此對焦到電影工作者在製作過程中普遍性的自我懷疑。如片中Asri所說「整個過程太令人疲憊了，電影的結局究竟在哪？完整的故事是什麼？人在做某件事情一定會有想要傳達出去的訊息，但在這部電影中我卻不知道要傳達什麼訊息。而也許做一部不想傳達訊息的電影，能讓觀眾自行摸索。」

不論是影像中被攝者的反身性質疑、還是製作團隊技術性的「失誤」，我們都可以看到你哥影視社的作品如何展現其製作方法的獨特型態，如果說《宿舍Ký Túc Xá》的工作坊成為其影片拍攝的重要製作方法，《公園》在影像中透露的則是被攝者與拍攝者之間的倫理及信任關係的巧妙猶疑，兩者皆以一種沒有明確目的、需要彼此互助的工作型態，來完成一部電影／作品，也透過這樣的創作方法，使創作者的高位不在、以美好精神為號召的驅動力也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直面生產的實質關係與困境。

註1　參考自與你哥影視社的訪談，日期2024年6月3日。

註2　蘇育賢於〈【TIDF專訪】《公園》導演蘇育賢：要慢慢承認我其實是在消費移工，但「消費」有很多層次可以討論〉訪談中提及「他們每次要離開拍片環境時，都會跟我說『謝謝老闆』，而不是『謝謝導演』，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有付錢的就是老闆，我就是一個僱傭關係的資方，一位僱主，他們就是在生產一個東西。」（瀏覽日期：2024年6月5日。）

延伸閱讀｜第14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競賽結果揭曉： 蘇育賢《公園》勇奪兩大競賽首獎、國際競賽首獎頒予《阿根廷正義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