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疫情期間一度傳出營運深陷困境的德國文化機構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在疫情後於2024年度首次恢復過去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專業參訪計畫。2024年11月，東亞歌德學院（首爾）組織並設計了名為「記憶文化及檔案實踐」（Memory Culture and Archival Practices）的參訪工作坊，邀請來自臺、日、韓、蒙古、香港及中國等國多位藝文工作者參與。筆者及臺灣紀錄片工作者林木材因有幸受邀參與此次主要集中於柏林邦的參訪活動，因此特地針對此行討論內容進行部分側記。
記憶文化（Erinnerungskultur）在德國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及大屠殺的黑歷史，記憶文化在今日德國早已視為大眾教育的必要環節之一。此行內容設計從過往記憶文化總是觸及的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擴展至針對德國殖民史及德國戰後移民史的討論。透過這些不同層次的記憶文化，我們可以發現德國在記憶文化的討論上，不斷地在既有的傳統之上進行發展。
反省德國殖民史：邪惡的開端
德國過往的記憶文化，往往較為著重於針對其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及二戰經驗的反省。但近年來隨著國際間針對殖民歷史責任及非洲文物歸還（restitution）議題逐步擴大，德國也開始將其處理記憶文化的經驗，映射於其非洲殖民史之上。對於德國來說這不僅是跟風的問題，歐洲殖民列強商討如何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Berliner Konferenz，1884-85）、德國於殖民地納米比亞所進行的種族屠殺（1904-08）以及人類動物園式的種族秀（Völkerschau）都讓人覺得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種族主義並非突發事件。德國早在殖民非洲的過程之中，便開始滋養其種族主義。
不同於英、法等殖民國家，經歷了二戰結束之後的獨立風潮，有著較長時間與殖民地的相處／共生關係。德國與其殖民地的關係在一戰戰敗之後便嘎然而止：身為戰敗國的德國不僅需放棄所有的殖民地，連帶的許多解殖的問題似乎也就因此被擱置。比起英、法兩國，德國殖民帝國較晚開始也較早殞落，確實減少了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的互動機會。若說這種歷史經驗促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發軔或許太過誇飾，但德國相對缺乏多元族群的共生經驗也是事實。威瑪共和時期從反對法、比兩軍佔領魯爾區的文宣一直到納粹文宣，都會汙衊英、法軍中高比例的非裔軍人，認為其象徵著英、法的墮落及其邪惡。
此次歌德學院所設計的參訪包括了特雷普托博物館（Treptow Museum），這是座位於東柏林特雷普托區的小型博物館，定位上有點近似於臺灣的地方文化館。特雷普托位於東柏林東南郊，為柏林早期工業發展及航空產業的重鎮。大型的特雷普托公園（Treptower Park）曾於1896年舉行「首屆德國殖民博覽會」（Erste Deutsche Kolonialausstellung），當時便出現了惡名昭彰的人類動物園。特雷普托博物館除了以線性的方式介紹殖民史之外，亦於一處小展間中，介紹每位人類動物園的團員。
在該展覽計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記憶文化的特色：展覽內容並非僅介紹何謂人類動物園並配上一些附圖便了事，研究團隊反而大費周章進行「再人格化」的工程。種族主義通常是透過「去人化」來引導大眾對於某個族群產生厭惡；也因此，再人格化可說是非常重要的敘述方向。研究團隊窮盡可能找尋每一位團員的姓名以及其生命歷程；透過這些生命史，我們可以發現有不少人亦於後來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受害者。有些團員先是被強迫自殖民地遣送至柏林進行展示，並因此因緣際會地留在德國生活。不幸的是，因為膚色問題，亦有被送進集中營並被謀殺的前團員。透過這些例子，我們可知道非裔在德國歷史中雖為少數民族，但不少人在第二、第三帝國期間曾經歷過雙重被害的經歷。這些黑歷史也迫使德國必須要在相關領域投入更多的研究，以便重新考掘歷史的真相。
如何重看另一座德國：關於東德的記憶及其尷尬
關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DDR）的歷史記憶，則是另一個尷尬的存在。關於東德的記憶文化，通常著重於針對兩德分隔時期的不義遺址及東德監控社會的轉型正義。東德利用封鎖前往西德的邊境，以及透過史塔西（Stasi、國家安全部）所創造的嚴密社會監控網絡，促使許多人僅因生活中提及異議便慘遭牢獄之災。此次參訪行程包括了史塔西所管理的霍恩申豪森（Hohenschönhausen）監獄，該監獄專門關押由史塔西所逮捕的政治犯。史塔西經常用秘密逮捕的手段使得異議分子「被消失」，受害者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境下便被秘密警察綁架上偽裝的貨車。送到監獄之後迎來的是長時間的刑求逼供，不少異議分子在無法承受刑求的壓力之下承認了自己並未犯下的罪刑。
霍恩申豪森除地處市區邊緣外，平常亦僅接受預約導覽的形式參訪。也因此，筆者透過此次工作坊才有機會參訪該著名的不義遺址。該紀念園區的特色在於所有導覽志工皆是受難者前輩；前輩們可具體地講述其個人被綁架的經驗及被刑求的經驗，然而此種導覽方式的缺點亦是較難針對完整的歷史背景提供敘事。對我個人而言，參觀霍恩申豪森監獄的震撼在於即便該處為東德時期最惡名昭彰、嚴重侵犯人權的監獄，但其硬體設施的「人性化」程度還是遠勝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關押政治犯的不義遺址。我們一行人在參觀監獄時，亦有警校的同學們在進行校外教學。警校生能對於過往「老學長」進行非法逮捕、非法刑求的歷史進行了解，並且得知其盲忠行為如何被後世所厭惡，實在深具意義。
我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地獄：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不堪記憶
柏林是全球最重要的記憶文化場景之一，整座城市就像是座記念碑之城，由許多對黑歷史進行反省的紀念碑所編織而成。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紀念碑／弔念碑為數眾多，但筆者認為遍布全德國的「絆腳石」（Stolpersteine）為最極致的紀念碑。「絆腳石」一開始為由藝術家貢特．德姆利希（Gunter Demnig）於1990年代所發起的藝術行動，如今已於德國舖設超過9萬枚（象徵了至少超過9萬位有名有姓的國家社會主義受害者）並遍布全歐洲29國。走在德國路上，會發現不少歷史豪宅或今日的公部門辦公室前有著不少「絆腳石」。讓人知悉原來每天人來人往的區公所、郵局或保險局，很可能該建築或其用地是因為有一家猶太人被謀殺或驅離才獲得的。
此次歌德學院所安排的參訪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位於柏林巴伐利亞街區（Bayerischen Viertels）的公共藝術計畫。巴伐利亞街區在威瑪共和時期成為中上階級的居住區域，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便曾居住於此。由藝術家瑞娜塔．斯帝（Renata Stih）及研究者佛里德．斯諾克（Frieder Schnock）所發展的公共藝術計畫《記憶之處》（Orte des Erinnerns），自1993年起便設立於此街區。該計畫首先遍查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反猶法律，藝術家接著於各個相關場所門前的電燈桿上設立雙面招牌，一面是圖像、背面則是當時通過的惡法及通過日期。舉例來說，在雜貨店面前的招牌正面是麵包圖樣，背面則是寫著「柏林猶太人只准於下午4-5點購買生活用品，1940年7月4日」。
關於反猶法律，最早通過的一項條文是猶太醫生的診療不適用健保給付範圍。關於該條文的招牌，立於今日一處診所門前。緊接著各種密密麻麻、包山包海的條文逐一地剝奪了猶太人的權利，這些荒謬的法律包括了不准養寵物、不准加入合唱團、不準進入公立游泳池、禁止購買光學及天文設備，一直到剝奪購買報章雜誌、騎乘腳踏車、禁止移民等。我們可以看出國家社會主義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是從「小事」開始，一點一滴地將猶太人從「正常社會」中孤立開來。經過近十年有意識的迫害，讓大眾習慣於歧視猶太人，並讓社會習慣於猶太人的「消失」。
Und Jetzt？關於每一點的惡意如何被記憶
本次工作坊亦有安排數場專題演講，印象深刻者為藝術家烏爾夫．阿敏德（Ulf Aminde）於科隆米爾海姆區（Mülheim）所進行的公共藝術計畫。2004年，米爾海姆移民街區的一處理髮廳發生爆炸案。炸彈爆炸的同時亦射出約800根鐵釘，造成22人輕重傷。爆炸案發生後警方不僅沒有積極緝凶，反而懷疑受害者是否捲入黑幫糾紛。當地媒體亦草率的透過引導性報導，用德式嘲諷標題暗示該案件僅是新移民幫派之間的鬥爭。一直到幾年後主嫌因其他案件落網，社會大眾才赫然發現主嫌是有意製造恐怖攻擊的新納粹份子。
藝術家烏爾夫．阿敏德的計畫嘗試討論今日德國的移民場景，及其日常所經歷的歧視經驗。米爾海姆爆炸案並非單獨的恐怖行動，它更是一連串歧視場景的綜合體。從這個角度來看，21世紀的受害記憶似乎更為尖銳。「絆腳石」鋪設於終戰之後近半世紀，計畫推動初期甚至仍有不少嘲諷及冷言冷語。不難想像如果嘗試處理近年來的歧視事件，必然會遭遇更大的阻礙。但這也回應了德國記憶文化的傳統：也就是記憶必須要不斷被提起並進行傳承。罪惡感如果沒有被傳承，人們很可能會傾向遺忘並開始規劃下一場犯罪。
「犯罪」及「罪的意識」是德國記憶文化中最重要的核心。舉例來說，隨處可見的「絆腳石」便是用「被謀殺」（ermordet）一詞來描述猶太人的受難。臺灣轉型正義的困難之處便在於加害者並未被標註為犯罪者，而加害行為亦尚未被標註為犯罪行為。如此一來，過往的犯罪行為不僅被無罪化，甚至更難去討論相關罪惡感及反省的傳承。當大眾都普遍缺乏「罪的意識」時，難保在未來，臺灣社會可能會再次遭受相關的厄運。筆者並不是很喜歡去刻意強調西方「主流國家」的優點，但確實臺灣在記憶文化的領域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記憶文化無法單靠藝術家個人的創作，還需要整體的法律、社會氣氛及政治共識皆能達成共同的共識，方能完成針對歷史詮釋的改造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