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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佩頓的繪畫,不朽創造力的流變之歌

伊麗莎白.佩頓的繪畫,不朽創造力的流變之歌

Elizabeth Peyton's Art: A Song of Ever-envolving Creativity

「肖像」這種形式也並非佩頓刻意為之的繪畫類型,她所關注的始終是繪畫本身,感興趣的是人作為繪畫對象時的狀態,是「感受顏料如何環繞著人物形象而移動、融合」。即便當她選擇重塑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等古典大師畫作中的人物時,所好奇的也是「如果自己提筆來畫這幅畫,會發生什麼」。與其說她在創作「肖像」,更確切而言,她潛心研究的是如何畫下自己對眼前所見某一刻的感受,人物之所以成為畫面主體,則更多是因為他們所足以承載的複雜性和時間性。

「目之所及,它可讀出預兆之所在;並說著玫瑰的所有語言。」(註1)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自然〉(Nature, 1836)

出生於觀念藝術興起的1960年代美國,伊麗莎白.佩頓(Elizabeth Peyton)所走的路相當獨特:自1990年代正式開啟藝術生涯以來,三十多年間她幾乎只創作肖像畫。然而她的作品,與古典傳統中的肖像畫創作有幾個截然不同之處:佩頓從未因受委託而畫肖像,其所有的畫面內容都是她主動為之;她的肖像畫畫幅尺寸通常都不大,製造出人物、作品與觀者之間的親密性,媒材涉及油彩、水彩、素描、版畫等。

更為明顯的一個(表面)特徵,是佩頓畫了大量的名人肖像,包括搖滾明星、電影和歌劇演員等流行文化名人,以及皇室貴族像是戴安娜王妃、威廉王子,還有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這樣的話題人物。其中一些人曾反覆多次出現在佩頓的作品中,包括他們最廣為人知的照片形象,如超脫樂團(Nirvana)的傳奇主唱寇特.科本(Kurt Cobain)。歷史人物以及經典電影、影集、文學、戲劇中的著名角色造型,乃至藝術史上大師作品中的人物細節,皆是她汲取靈感之處。

藝術家伊麗莎白.佩頓,2024年。(攝影/ Yan Chuan)

名人效應提升了佩頓的作品辨識度,但伴隨而來的則有對其創作最大的一層誤解:與表面所見截然不同,她其實從未真正對「名流」或是「大人物」感興趣。她在一次對談中表示,這樣的解讀方向,毋寧為「我們的時代將其自身對名流的迷戀」投射在她作品中的產物;而她真正感興趣的是那些創作者,是他們各自與自己的內在相處、真實度過每一日的靈魂。「他們擁有知名度,是因為出色的作品,而且深入人心,架起了人與人之間的橋樑。這一切與名聲無關。」(註2)

類似地,佩頓也大量描繪她日常所接觸到的創作者們,包括身邊的藝術家、音樂家、不同類型的藝文界人士,他們中許多人在開始進入佩頓的畫面中時,尚處於生涯早期,所謂的功成名就,大都在經年累月之後。透過佩頓與他們之間的種種關係而去理解她的作品,尤為重要的一點,是去理解他們在本質上都是她的精神夥伴,而她為他們創造性的靈魂與工作所吸引。因此,也就不難了解以優雅著稱的日本花式滑冰王子羽生結弦(Hanyu Yuzuru),為何會數度出現在自幼就為滑冰、體操等運動所著迷的佩頓的畫面中。

更甚者,「肖像」這種形式也並非佩頓刻意為之的繪畫類型,她所關注的始終是繪畫本身,感興趣的是人作為繪畫對象時的狀態,是「感受顏料如何環繞著人物形象而移動、融合」。(註3)即便當她選擇重塑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等古典大師畫作中的人物時,所好奇的也是「如果自己提筆來畫這幅畫,會發生什麼」。與其說她在創作「肖像」,更確切而言,她潛心研究的是如何畫下自己對眼前所見某一刻的感受,人物之所以成為畫面主體,則更多是因為他們所足以承載的複雜性和時間性。

《Kiss(Elvis)》(2023)。(© Elizabeth Peyton、Courtesy the artist and David Zwirner)

回顧佩頓的養成過程,早年在紐約視覺藝術學校(School of Visual Arts)的求學生涯,除了為她帶來繪畫技藝方面的訓練,在古典文化、歷史與文學方面的深刻影響也不容小覷。在她原本對歐陸文學的廣泛涉獵之上,普魯斯特、巴爾扎克等文學家在人之關係、精神上的深刻著墨,進一步使之洞悉屬於自己的豐饒泉源何在。當同儕紛紛擁抱後現代理論、選擇遠離具象繪畫時,佩頓反而潛入這種古老的美學脈絡,以獨立找到自身的創作語彙。

不久,佩頓在閱讀英國歷史作家文森特.克羅寧(Vincent Cronin)的拿破崙傳記時深受啟發,她用炭筆重塑封面上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東萬-尚.葛羅(Antoine-Jean Gros)的年輕拿破崙肖像,試圖以自己的筆觸,來凝固人物形象可承載的厚重歷史、時間尺度、乃至更多可被挖掘出的豐富層次。這幅肖像也被她認為是自己早期的關鍵作品,從此,她對於未來的創作方向豁然開朗。

《Mai(Afterlife)after Sir Joshua Reynolds’ Portrait of Mai (Omai), 1776》(2023)。(© Elizabeth Peyton、Courtesy the artist and David Zwirner)

佩頓從多種來源那裡獲得繪畫的靈感和動力,這些圖像的來源至少包括了照片、經典繪畫、日常生活等幾大類。單就照片而言,就有經由大眾媒介廣泛傳播的圖像、資料照片、她自己拍攝的照片,甚至她也會將已是照片的圖像再拍攝、多重的照相複製後作為下一步繪畫的參照。這些反覆疊加的媒介層次,讓佩頓得以擁有超越肉眼所見的觀察範圍,也更易於察覺不為媒介所改變的本質,為她的作品表現注入獨特的潛流。

約莫自2000年起,佩頓為原本較為聚焦的人物肖像,加入更多背景和複雜構圖,在某些作品中結合了人物與靜物,有時甚至讓前者處於畫面佈局的邊緣或背景位置,如在花束後方半遮面的Ben(Flower Ben,2002),或是將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唱片封面置於盛開的罌粟花束一旁(Pati,2007)。她更從2004年後,以與人物真實面對面的方式來創作肖像,這直接打開了更多、更複雜的關係維度。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British Museum)尼古拉斯.庫里南(Nicholas Cullinan),曾在2015至2018年間陸續幾次走進佩頓的工作室、成為她的模特,他觀察到佩頓由內至外、落於筆下的誠懇,回憶佩頓表達過她對於「捕捉房間內兩個人之間關係中的人性」的興趣,也犀利地點出她反覆在創作中所尋找的是「藝術中的正確位置」、以維繫藝術的鮮活;在最終的《拉斐爾(閱讀中的尼克)》畫面中,庫里南同時看見了自己曾經的樣子、可能會成為的樣子、甚至他在那特定時刻所思念的人(當時甫過世的母親)。(註4)

伊麗莎白.佩頓將於日本京都兩足院展出新作之一,《The Man in Me(Bob Dylan)》(2023)。 (© Elizabeth Peyton、Courtesy the artist and David Zwirner)

為了捕捉她所追求的「正確位置」,佩頓習慣為木板上一層層打底劑,製造出如同早年畫畫時偏好的玻璃介面般的光滑表面,這讓她得以盡可能用隨心所欲的運動方式來運筆,生成大量既是線條、也是色彩的筆觸,以及它們之間的空隙。無論是筆觸本身不同層度的半透明特徵,還是刻意失真的色彩、刻意的留白,甚至速寫般一氣呵成的輪廓,看似隨性,實則需要精準的下錨,才能在減法之中創造豐富。近年來她也進行許多單色畫的嘗試,進一步在繪畫元素之範疇內做減法,以精確追尋那「正確位置」。

佩頓將人物、連同他們的外表、姿態、服飾等等,視為其各自所屬時代與社會的「容器」(container);那些大都面無表情,但透出種種憂鬱、超然之神色的人之間,流淌著某些跨越藩籬、雌雄同體般的特徵。如是一些描繪人物外表、姿態的獨特方式,讓她一方面得以用簡練的筆觸勾勒出形象,另一方面也製造出彷彿隨時等待著變化發生的無數孔隙。如同庫里南在其畫像中所感悟到、甚至獲得某種療癒和升華的,佩頓並非僅僅描繪眼前所見,而更揭示了一些不可見之物,它們得以(不時)顯露,是因為那些孔隙蘊藏著彼此連結、轉化的潛能。

佩頓在她所描繪的種種人物身上看到繪畫之必要,也再再表現出她對他者之存在的敏感和認同。如是,我們很自然地可將佩頓的創作視為整體來思考:她筆下所有時代的人物,都具備某些雌雄同體的迷人本質,他們之間彼此相異、卻彷彿隨時會發生流轉和蛻變。這宛若多重曝光般交疊的人性光輝,透過佩頓的作品而交匯出的千變萬化,強烈地令我想起吳爾芙(Virnigia Woolf)在《歐蘭多》(Orlando)中,藉由那穿行300年、超越時間與性別的生命流動,以生花妙筆展現「雌雄同體」的靈魂之豐富。

佩頓以幾十年未停歇的創作聚焦她想要探索的人與物,在高雅與通俗、華麗與凝練之間拉出若隱若現的光譜,更甚者,幾乎只描繪青春形象的眾多肖像,鮮活地讓他們的生命以超越時空的形態延續,創作者的創造性也得以藉此而不朽。英國國家肖像藝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2019年為佩頓舉辦個展「空氣與天使」(Aire and Angels),將她的作品與跨越數世紀的館藏古典肖像畫並置,不啻為營造了足以體驗這種不朽的場域。

伊麗莎白.佩頓將於日本京都兩足院展出新作之一,《First Drawing of Paul (Paul Olivennes)》(2023)。(© Elizabeth Peyton、Courtesy the artist and David Zwirner)

透過《歐蘭多》這部「傳記」,吳爾芙不僅將她的不朽創造力層層堆疊、釋放,也潛在地對古典傳記之正統風格、乃至父權傳統作出了反抗。(註4)無獨有偶,佩頓的創作也為肖像畫賦予了與眾不同的生命,她在這一古老傳統中置入自身強烈的感知力,所完成的肖像畫不再僅僅歸屬畫中人,創造者的力量既透過某種穿透性的共情和同理連通了藝術家本人和所畫之人,也在許許多多畫中人之間,編織出種種允許蛻變發生的契機。

眼下,佩頓的作品即將於九月初進駐日本京都兩足院(Ryosokuin Temple)。據與她合作此次展覽的畫廊主大衛.卓納(David Zwirner)透露,佩頓曾多次造訪京都兩足院,大約半年前他們開始關於這次展覽的討論後,她就一直致力於製作一個將會用上寺廟中多處空間的特定場域展覽。而這也遠非佩頓第一次在特殊場域展示作品,早在1993年,27歲的佩頓就在曼哈頓切爾西酒店828號房間,舉辦了一次訪客需要在大廳換得鑰匙後才得以上樓參觀的展覽。此外,她也曾有過酒吧、古蹟等處的獨特展歷。對她而言,破壞一些教條總是令人興奮,而不同個性、屬性的空間,也與她作品中的創造性生命,形塑新的關係。

伊麗莎白.佩頓的最新作品將於九月初進駐日本京都兩足院展出。(Courtesy of Ryosokuin、攝影/Yuna Yagi)

為這次在京都的展覽,佩頓引用了19世紀美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自然〉篇的前導詩句;而展覽也有一個與自然明顯息息相關的展題:「daystar 白露」。如同那與季節交迭緊密連結的歐蘭多,如同愛默生讚歎人對於自然美之奧秘的探尋層出不窮而令人欣喜,佩頓筆下以物質性的顏料、畫筆描繪出的「眾生」,或許也將透過這樣一個展覽,與自然萬物、與時間,也與寺廟中那些以建築、物件、禮儀所象徵的精神性相通,朝向探尋不朽創造力的新維度。


註釋

註1 原文:The eye reads omens where it goes; And speaks all languages of the rose. 出自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自然〉(Nature, 1836)之前導詩。
註2 出自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英國國家肖像藝廊合作的展覽「伊麗莎白.佩頓:練習」(2020)之展覽同名出版物,2020,p. 18, 24。
註3 同上,p.19, 25。
註4 吳爾芙(Virnigia Woolf)的父親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是英國作家、歷史學家,在傳記方面尤具權威,為英國《全國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首任主編。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4年9月號384期

嚴瀟瀟(Yan Xiao-Xiao)( 207篇 )

影像研究出身,關注藝術創作、展演機制範疇內的各方面生態,以及藝術與哲學、科學、社會學、神秘學等跨域連結議題。嗜以藝術為入口,踏上不斷開闢新視野的認知旅程。曾任Blouin Artinfo中文站資深編輯、《典藏•今藝術》資深採訪編輯、《典藏•今藝術&投資》總編輯,現任典藏雜誌社(《典藏•今藝術&投資》、典藏ARTouch)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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