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未刻意警覺，我們往往難以注意到不在我們學習的歷史論述中的其他名字與角色。這些「歷史之外的人」，其生命處境與聲音往往需要敏銳的覺察，才能一一揭露在我們眼前。格蘭．里根（Glenn Ligon，1960-）及其創作就像是這樣的存在。作為一位非裔美國藝術家，於1990年代初期展露頭角，里根以其獨特的風格和對身分、歷史、文化的深刻探討而聞名。他的創作不僅是對自己身分的反思，更是與整個社會對話的一部分。里根藉由對文字、圖像和符號的重新解釋與再創作，在其藝術實踐中挑戰觀者對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等議題的傳統看法。他的創作媒介多樣，從油畫、版畫、攝影、雕塑、裝置、霓虹燈……，到策展顧問、評論書寫等，除了可見其多元藝術才能的展現，其作品往往也以深邃的文化批評和歷史參照著稱。作為一位敏銳的文化觀察者及評論者，他獨特的「文字繪畫」不僅在於描繪了黑人的思想和文學，其對黑人身分和同性戀者含義的探討，乃至於對美國奴隸歷史的反思與種族自省，都讓他的藝術實踐除了持續探問黑人的主體性，同時保留了多元視角和對身分交叉性的深刻理解，使其在當代藝術界獨樹一幟。
1960年出生紐約布朗克斯區的工薪家庭，里根在獎學金的支持下，得以在鼓勵創造性表達的瓦爾登學校（The Walden School）就讀。從小就展露對藝術的興趣，在母親對教育的開放態度與堅持下，儘管經濟並不寬裕，里根獲得了大量閱讀、逛美術館、與參與大都會博物館課後藝術課程的機會，他也在此時奠定了對文學和語言的熱愛。大學時原想成為建築師，在意識到自己「對人們如何在建築中生活更感興趣」後，轉往學習藝術。1982年大學畢業，里根一邊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擔任校對員，一邊兼職繪畫。早期里根的繪畫風格承襲了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和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抽象表現主義風格，但他很快發現表現主義無法滿足他的創作需求：「我遇到了危機，我意識到我想要表達的和我能用的手段之間有太大的差距。」也因此，1985年時里根參加了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獨立學習計畫，在這裡繪畫被置於次要地位，而更著重藝術中語言和權力的深入探討。這段經歷促使里根轉而探索新的藝術形式，也為其政治性奠定了基礎。
身分．族群．人
我們常常被迫承受他人對我們身分的定義。……有色人種藝術家的作品往往只被簡化為討論種族問題，好像我們的性別、性傾向、社會階級和其他身分特徵不會增加種族議題的複雜性，或者好像種族問題是我們理所當然的主題似的。
——格蘭．里根（Glenn Ligon）
里根第一件基於文本的創作，同時也是其最具指標意義的作品之一，便是1988年的《無題（我是一個男人）》（Untitled 〔I Am a Man〕）。其靈感來自攝影師厄尼斯特．威瑟斯（Ernest Withers）所攝，1968年曼菲斯（Memphis）非裔美國清潔工人罷工時的照片。此次罷工源於兩名工人因設備故障而喪生，引發1,300名非裔美國工人參與罷工，他們要求公平的工資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工人高舉著「我是一個男人」的標語牌，而這句話改編自黑人作家拉爾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在其經典小說《隱形人》（Invisible Man）中的第一句話：我是一個隱形的男人（I am an invisible man）。藉由刪除「隱形」一詞，罷工者宣告了他們的存在，使自己在捍衛自己的權利時清晰可見。為了聲援此次罷工，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在4月3日來到曼菲斯，並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我已登過山頂」（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但就在隔日傍晚於返回旅館時遭到槍擊身亡。金恩的身亡，也讓全美各地近百座城市出現暴動。「我是一個男人」是里根選用的第一個文本，在這件作品中，里根放大了標語牌與文字的尺寸，同時修改了佈局，將原先兩行的文字改成三行，增加了文字的間距與行距，儘管依舊保留了原始的黑白對比與「am」下方強調的底線，但他選擇用醒目的琺瑯繪製黑色字母，同時將標語增加到一百多公分高的尺幅。這使得觀者的注意力集中在「Man」這個黑色字體（人物）上，從而文本取代了具象繪畫中的人形。在其整個職業創作生涯中，里根始終將「黑人身分」作為個人和集體經驗的一種比喻，一如里根曾引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的「我，我們」。《我是一個男人》粗糙的表面隨著材料和時間推移產生變化，里根後來製作了一份附屬作品的狀況報告記錄，彷彿指向了這件作品主題背後的傷痕與掙扎。
黑人藝術家，黑人作家，黑人繪畫。我會說，我所有的作品都投入了以某種方式理論化和視覺化白人特質的概念，因為其構建與我們感知黑人特質（身分）的方式密切相關。
——格蘭．里根（Glenn Ligon）
1993年，里根在惠特尼雙年展（Whitney Biennial）上的作品《黑皮書邊緣的筆記》（Notes on the Margin of the Black Book）中，他對攝影藝術家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86年出版的作品《黑皮書》（Black Book）進行了複雜且細膩的拆解與重構。《黑皮書》中展示了96張嚴謹、精細且高度情色的黑人男性裸體照片，是梅普爾索普最具爭議的作品之一。作為一名白人同性戀攝影師，他將本書視為對黑人男性體態之美的頌歌，但這本書受到來自各方的抨擊。從右派看來，這是另一個墮落的身分政治藝術範例，特別是它還涉及裸露和同性戀的黑人男性身體。對左派來說，梅普爾索普的白人視角被認為是對黑人身體的戀物化，剝奪了模特兒的主體性，將他們的身體留作主要是白人的藝術界觀眾的消費對象。作為一名在1980年代紐約藝術界尋找自己道路的年輕黑人同性戀藝術家，梅普爾索普的作品對里根影響深遠。
在《黑皮書邊緣的筆記》中，里根將《黑皮書》拆解並懸掛在牆上，並在其圖像中穿插他從各種來源收集的引言、評述，包括學者、作家、照片中的主角和酒吧裡的男性等。這樣的佈置激發了一場對話，探討梅普爾索普作品中對黑人男性的描繪，並提出這些作品是否可以被視為紀實或戀物的問題，並就1990年代初藝術中黑人身體的呈現進行更廣泛的討論。對里根來說，將這些照片公開展出，而非原本只能通過書本的形式接觸，是一種向更廣泛公眾開放辯論的方式。它成為一個空間，各種聲音在此交匯，表達他們對種族、身分和代表性的看法。多元觀點的融入使這件作品能夠包容不同意見並在其中進行辯論，讓不確定性和多重角度的解釋成為其最大特點。在複雜的身分政治與種族問題上，以及形式與內容之間，里根巧妙地尋找平衡。而里根重塑和重新詮釋文本的能力，也使得他的作品不斷地保持著作品與文化語境中的相關性，因而隨著時間推移得以在不同時代產生不同的解讀、共鳴與思考。一如里根曾言：「黑人身分，就像麥爾坎．X（Malcolm X）對白人身分的看法，是一種心態狀態。對於它的含義並沒有共識，每個個體和每一代人都必須重新協商、定義其含義。我只是在這場辯論中貢獻了一些我的觀點。」
文字的力量與含糊性
當文字變得難以閱讀或不易理解時，我很好奇這會引發什麼樣的變化——這反映了我們對彼此的思考、認知和解讀能力有何影響。
——格蘭．里根（Glenn Ligon）
文化翻譯，就像任何其它形式的翻譯一樣，總會伴隨某種程度的缺失，存在著無法完全轉譯的元素、超出原意的含義，以及難以破譯的部分。
——格蘭．里根（Glenn Ligon）
善於借用、轉譯文字的意涵，里根經常通過文學和視覺藝術之間的互文性來探索美國歷史上的性、暴力和種族身分的概念，一系列的文字繪畫開創了其獨特的視覺語言。他選用的引言，大多出自著名黑人作家之手，如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時期著名女性作家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或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引言除了簡潔有力，往往又在脫離原文時顯得多義，激發人們對說話者身分和經歷的思考。1990年代初，里根創作了一系列直接引用佐拉．尼爾．赫斯頓1928年文章《被上色的我是什麼感覺》（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的作品，引用的文句除了「被上色的我是什麼感覺」，「我記得我變色的那一天」（I remember the very day that I became colored）、「我並不總是覺得自己是有色的」（I do not always feel colored）、「當我被投射在鮮明的白色背景上時，我感到最有色彩」（I feel most colored when I am thrown against a sharp white background）……，都是里根選擇的文本。在此一系列中，里根以黑色油畫棒在白色底漆的背板上以全大寫字母書寫引言，鮮明的對比突顯了赫斯頓文字中所描述的種族經歷與在白人社會中成為黑人的想法。里根以模板反覆展現文本，其固然增添了作品的節奏感和動態，但我們也在文本不斷重複變得越來越暗、難以辨識時，進而感受到刻板的種族身分與一再覆蓋的歷史如何對個體產生深刻和持久的影響，從而感受其中隱然的不安、沉重乃至於傷痛。
「逃亡者」系列是里根一組將幽默、感情和社會評論融為一體的獨特創作。這一系列作品為一組10件16乘12英吋（約40.7×30.5 cm）的平版印刷作品。里根請其友人幫忙撰述對他的描述，這些描述隨後被重新構造成19世紀逃亡奴隸廣告的風格，也就是奴隸主在奴隸逃跑後張貼的通告。例如其中一個描述寫道：「逃走了一名叫格蘭的男子。他幾乎沒有頭髮。戴著貓眼鏡，皮膚中等偏深，眉毛可愛……他總是嘴角說話，斜眼看人。……」借用了奴隸敘事的古老語氣和風格，「逃亡者」系列以其對該類型的巧妙扭曲和機智風格聞名，既在身分政治的限制下展現重大的自由，同時也對奴隸制的遺產和對差異的恐懼進行深刻且直接的探討。里根的「逃亡者」與其後與之相關的蝕刻版畫作品「敘事」（Narratives），展現了藝術家將幽默與嚴肅評論巧妙結合的特色，無縫地將個人自傳和歷史元素相融合，探索了身分、種族和歷史等複雜的主題。
美國．美國
我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探討「美國」這一概念。因此，擴展思維，不僅局限於藝術，而是去思考那些對我個人及整個國家發展都具有關鍵作用的不同時期的文件，這似乎是一個有趣的方向。
——格蘭．里根（Glenn Ligon）
在美國，富與貧、進步與倒退之間的二元對立似乎正是我們所處的狀態。對我來說，這些同時發生的事情似乎都體現在「美國」這個詞中。
——格蘭．里根（Glenn Ligon）
無論作為背景還是文字本身，白底黑字抑或黑上加黑，黑色一直是里根作品中最常出現的顏色。當里根開啟一系列以霓虹燈管為媒介的創作時，正源自於他對創造「黑色」霓虹燈可能的好奇。這一探索促使他與位於其工作室下方的Lite Brite Neon商店合作。該店老闆提出，雖然無法製造真正的黑色霓虹燈，但可以藉由將霓虹管的一部分塗黑，而讓其他部分保持透明，從而產生類似的效果。這種方法產生了幾款霓虹作品，包括著名的《雙重美國》（Double America）。
延續其對語言、文本和文化符號的嫻熟與遊戲，《雙重美國》將「America」一字相對呈現，一個正立在頂部，另一個倒立在底部。在這一系列以「America」為文的霓虹作品中，霓虹燈管以不同方式照亮「America」這個字，包括熄滅、閃爍或將某些字母顛倒。對里根而言，它們呈現的，正是關於「美國」這一觀念的複雜和變化性。兩個不同的「美國」可能代表著不同版本的美國生活，既充滿自由與民主的光亮，但在亮度被黑漆阻擋下，又暗示了某種籠罩、困擾著美國社會的陰影及其與世界的關係。
藝術評論家羅伯特．斯托爾（Robert Storr）曾指出，里根不斷發展的創作實踐以及對多重媒介的擁抱顯示了他的不被定型，儘管政治是其作品一貫的主題，但「他影響了年輕一代，也許是因為他是一位政治藝術家，而不是抗議藝術家」。1990年代後期，里根與策展人好友塞爾瑪．戈爾登（Thelma Golden）共同提出「後黑人」（post-Black）這個術語，意指「那些拒絕被簡單歸類為『黑人藝術家』的藝術家，儘管他們的作品其實深深地涉及對黑人身分複雜性的重新定義」。這一術語並非暗示種族或黑人身分已成過去，而是強調當代藝術家在創作和身分認同上的複雜過程。而這警醒的態度，或許一如里根所言：「要洞察事物的本質，你得站在其外部。我相信這是每位藝術家的共通之處。藝術家的職責就是時刻保持敏銳的覺察。」
延伸閱讀｜黑色抽象——藝術家格蘭．里根專訪
朱貽安（Yian Chu）( 131篇 )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後修讀中國藝術史，有感於前生應流有鬥牛士的血液，遂復研習拉丁美洲現代藝術。誤打誤撞進入藝術市場，從事當代藝術編輯工作。曾任《典藏投資》編輯、《典藏．今藝術&投資》企劃主編，現為典藏雜誌社（《典藏．今藝術&投資》、典藏ARTouch）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