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藝術總是處於被保護的狀態，國際慣行的工作方法即是如此，通常來自於某種傳統或者官方制度。但是在北京的藝術現場，藝術卻被暴露在各種威脅之下，有時候受到政治的打壓或挾持，有時候被商業裹挾，總之幾乎從來沒有受到過制度性的保護。藝術這個生態圈總是這樣處於裸奔的狀況，但北京裸奔，批評求生和作者們的聲音生命力卻很旺盛，因為她成長於最艱難的環境。但是，在最近幾年巨大的乏力感似乎從天而降，藝術家、藝術評論者還有畫廊經營者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侷促不安，這種困難更多的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雖然外部的壓力從未停止，但是今天藝術圈真正的危機，卻是來自於內在體系的破碎。
厲檳源在2013年的3至5月，時常在深夜出現在北京的望京街頭裸奔。（厲檳源提供）
藝術評論家總是善於進入藝術的內部，他們和藝術家一樣虔誠，從局部到整體來解決藝術問題。但是今天的評論家們突然發現，好像一夜之間藝術的思考和評論變得無足輕重。早些年很多作者靠寫「推廣軟文」發了財，但現在這種道德審判也失效了，因為連「賣身賣藝」的機會都沒有了。藝術批評的囹圄實際上是整個藝術的內部坍塌。曾經的話語權主體——美術館和藝術媒體遭遇了空前的消解。
策展人李佳總是保持著憤怒的狀態，她說：「藝術媒體都死光了，還有啥藝術批評啊。」（註1）這聽起來有些過激，但指出了問題所在——媒體的瓦解，具體說是媒體權威消失了。自媒體移動終端帶來的碎片化而導向的深層次的危機是「流量指標化」，所有的結果可以量化——藝術這門古老的「手藝活」和思考方式被以標準化的方式考核評估，這是前所未有的遭遇。策展人和作者楊紫說：「媒體很多去做公關活動賺錢，沒辦法保持獨立性。這個也跟流量的時代有關係。藝術的敘述很難創造流量。」但還是有媒體人在用嚴肅的整體性思考回應自媒體時代的快速消費和碎片化傾向，李寧任職的微信公共推送就叫「藝術碎片」（Art Shard），但他試圖重建整體性，他說：「是否將帶有共同議題性的內容，去整合提煉，進行延展性地分析討論，能夠引發藝術行業或讀者的有效性思考？甚至針對一個具體的展覽，能否將藝術批評順著展覽本身的線索，延展到對相關知識層面的討論？」
北京木木美術館新館在隆福寺分館新展「大衛·霍克尼：大水花」開幕的現場，這裡也許將成為北京新的藝術流量熱點。（木木美術館提供）
流量的績效指標讓藝術變得像通俗文化那樣「愚蠢」，為了保持「智識」，周婉京和郭錦紅兩位年輕的作者保持著「線下」工作方法。 「七夜」（Sunday Review）是游擊式的流動論壇，和不同機構平台合作展開閱讀和寫作討論，已經連續做了幾期。看起來這是一種個人化色彩的工作方法，但周婉京說：「在香港、台灣、日本、東南亞的藝術機構紛紛以『文獻庫』形式從事批評文本經典化的工作之時，國內藝術評論界已被落下了至少兩個階段——建立系統與經典化，而且這個落差正在加大。」這至少意味著個人化的行為仍然需要權力機構的工作框架，以實現系統化和經典化的批評體系——這是來自制度化保護的缺失。批評話語自身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框架，總是在個體作者的隻言片語那裡嘎然而止。
「七夜」評論第二期《遠徵，諸眾，商品拜物教及不可說的幽靈》在緩存空間舉辦。（七夜評論提供）
整體性的缺失讓藝評工作落在「藝術家個體」這個基本面上。曾經建立了以寫作和研究為主旨的獨立機構Salt Projects的藝評人和策展人韓馨逸說，藝術評論「行業准入度不高，導致沒有藝術寫作基礎及案例研究基礎的『批評』寫作者經常為了聳動的媒體效應胡亂評判，對於藝術生態無效、也無建設意義。」Salt Projects的一個工作方法就是基於現場的案例進行研究梳理，但坐落於胡同的這所獨立機構也因為北京城市規劃整改而無疾而終。張思銳和吳建儒剛剛在廣東時代美術館完成了「忘憂草：考古女性時間」的展覽，張思銳也從案例分析的角度建構寫作和評論話語，她說：「理想的狀況下，藝術評論應該和藝術家的敘述一起，相互反應組成一個有層次的複雜話語。」
「忘憂草：考古女性時間」展覽現場，2019. 圖為為何恩懷作品《水滴魚》。（張思銳提供）
所以不論外部狀況如何，作者更多的是自我反思（或求生）。在北京長征計劃任職的台灣研究者陳璽安談了他感受到的「盛況」，他說：「在台灣，藝術思考與批評的盛況曾經是人手一本陳傳興的《憂鬱文件》。」近五年的盛況是「如恩里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 Matas）、禮薩．奈噶里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安娜．曾（Anna Tsing）、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紐爾．德蘭達（Manuel Delanda）、許煜等人。他們以不同程度和角色，直接參與當代藝術的製作與評述的環節。」所以在陳璽安看來，焦慮來自於今天我們的作者們「生產不出強度相當與這些思辨文本的文字。」他認為問題在於思考維度的廣泛性，而不是「事先限制在藝術批評的範疇內」。陳璽安的實踐則包括了和藝術家劉窗跨學科的寫作、展覽和讀書會。寫作者、藝術家和策展人身分的宋軼說：「批判資本主義和商品化沒有什麼意義，這已經是現實了。」他選擇作駐留、工作坊和影像小組來遠離體制。
長征計劃項目《行星馬克思》（Planet Marx）項目介紹文件截圖。（長征計劃提供）
最近常被熱議的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認為福柯的「規訓社會」被「功績社會」取代，功績社會中的主體不屈從於任何人，而只屈從於績效最大化這個終極目的。（註2）這種狀況可以解釋藝術內在的瓦解，在一個清晰的「績效指標」面前，美術館或者權威媒體的價值已經從內部開始失效，這種失效可以來自於任何一場內部會議或內部決策——價值逐步讓步於市場指標。當然北京的現狀是「功績社會」的狀況風頭正勁。而「規訓社會」也從未退場。
不論「規訓社會」還是「功績社會」，北京的藝術在此面前裸奔已經是一個現實，寫作者和批評家們的工作則更多的轉向現場，不論是基於藝術家個體或多種學科話語的整體研究。我們可以把這種方法理解為一種「動態批評」，她是著眼於對話、展覽現場這樣的活化語境，而不只是依附於媒體和文本，這是批評形態自身的拓展。比如韓馨逸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做的「新現場」表演講座系列（New Sites）、陳璽安在長征計劃做的「行星馬克思」系列讀書會等、也包括周婉京和郭錦紅的「七夜」。從今天的藝術內部的消解崩塌的狀況來看，這有點像是充滿求生欲的文化自救——從傾覆的巨輪中逃生者乘著救生艇四處飄落般各安天命。但無論如何，知識生產還在繼續，藝術家和研究者們也正學著在「裸奔的現場」找一個方式自我保護。
UCCA的「新現場」（New Sites）表演講座系列，胡向前的「赤手空拳①：超級巨星」。（UCCA提供）
註1：文中的藝術評論者、研究者引文均來自本文作者的採訪。
註2：韓炳哲，〈超越規訓社會〉，《倦怠社會》，大陸：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6月，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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