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專欄
退潮後的裸泳者和臨界時刻
年初，時值春節假期，藝術家莫倪健、黃奎和友人在香格納畫廊（ShanghART Gallery）的一處空間裡度過了半個多月時間。畫廊位於上海西岸的一個小型高端商業街區，入口還配備有迎賓的門童。隨後由黃奎作為策展人，呈現了莫倪健的個展「Afterparty」。這也是香格納畫廊在這裡的最後一個展覽，畫廊入駐街區僅一年多就將搬遷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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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為什麽失敗：悖論裡的中國私人美術館（下）
時常有人談論文化政策的弊病，比如歐美讚助藝術的免稅政策之類的「拿來主義」。但這種想法今天看來其實是無稽之談，美術館不是新能源車企，也不是人工智能科創項目，想拿國家財政退稅補貼，在目前的環境下無異於癡人說夢。談及國家文化政策之下私人美術館的運營困境，以制度缺失解釋一切問題，這是非常容易獲得的結論，也是今天多數從業者的直接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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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話題： 悖論裡的中國私人美術館（上）
不管宏觀經濟和文化政策如何的不友好，其實多數美術館還是一直在努力地活著的，也都各有各的辦法續命。在缺乏商業機會的時候，美術館「藝術的回歸」可以理解為一種權宜之計，但也可以被視作一次自我重構的契機。關於生存命題的悖論是：美術館首先是一個基於知識構建的主體？還是一個資本實體？是不是說只要美術館還能發得出工資、交得起房租，它就還在「生存」？物理現實的危機使人痛苦，但也揭示出問題所在。我們一度認為美術館的問題只就是「錢」的問題，但當潮水退去，問題就暴露在沙灘之上——生存危機促使我們意識到文化上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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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藝術與商場的「羅曼蒂克消亡史」
今天的商業體與藝術在充滿現實感的績效指標中彼此需要，藝術需要生存空間、資金、需要在更廣泛的場域兌現價值；商業體對藝術充滿想像，期待借助藝術的溢價去換取商業增值和流量青睞。雙方都會懷揣著低成本套利的心思，又有各自難以逾越的底線。因此為了達成某個目標，就難免要傷筋動骨。今天的社會現實的進逼也意味著不論是藝術或者商業，雙方的容錯率都是極低的，這種外表光鮮，內在激烈又黏稠的博弈關係，像極了程耳執導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所呈現出情愛的錯位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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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時刻、自我觀看、療癒
今年八月我曾造訪在北京751藝術區的藝術家王光樂工作室，有幸提前得知王光樂的新作將與李禹煥、馬克．羅斯科雙人展於斐列茲首爾期間，在佩斯畫廊的首爾空間同步呈現。三位來自不同背景的藝術家的並置和對照，確實構建了一個極簡表徵的場域。在某時某刻的首爾，抽象的修辭可以應和同在東北亞的另一片土地上人們的心境——匱乏和空無，有時也是針對普遍困境的療癒。在被抽空的「美術館」現場裡，沒有藝術品，只有人——只能觀看和審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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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未曾發生的1990年代：關於「人間指南」中的文獻與作品
90年代的藝術家自命為社會菁英和時代先鋒，有一種回應現實和批判現實的使命感，他們的作品總是清晰地展現出時代性表徵和文化訴求。這使得「人間指南」的兩個部分可以借助藝術家來敘事，作品本身即是時代的文獻，説明觀眾理解和認識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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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療法，封控政策之下藝術的一線生機
最近十多年藝術變得越來越匱乏，一團和氣的氛圍早已讓從業者們感到厭倦疲乏。某種程度上，清零政策像「黑天鵝」一樣中斷了藝術滑向自我墮落的軌跡，並形成藝術家、研究者們共同的危機時刻。這也許可以被視為針對今天的藝術慢性病的猛藥——休克療法，並在一定限度內為新的藝術滋生提供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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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想像一下末世情境吧
社交媒體的割裂的源頭是關於威權政治下官僚系統的合法性爭議。「末世情境」的模型假設的效用在於直接性，針對當下的制度頑症，折射包括藝術家在內的共同體在危機時刻的真正立場，這裡無關道德糾葛，而是關於主體認知。今天的危機為想像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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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裸奔，批評求生和作者們的聲音
藝術評論家總是善於進入藝術的內部，他們和藝術家一樣虔誠，從局部到整體來解決藝術問題。但是今天的評論家們突然發現，好像一夜之間藝術的思考和評論變得無足輕重。早些年很多作者靠寫「推廣軟文」發了財，但現在這種道德審判也失效了，因為連「賣身賣藝」的機會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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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發了的「巔峰之夜」
今日，中國的現實總是充滿了盤根錯節的倫理關係，因為有太多不能言說的話語，公理正義不可能被放到檯面上來談論。當AAC藝術中國這個獎項幾近葬送的時刻，我們不能幸災樂禍，也無法將一個還在嘗試著文化上有所建樹的商人置於道德的審判台之上，雅昌既是一個文化的保守者和獲利者，顯然也是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