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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卡專欄】蒸發了的「巔峰之夜」

【卞卡專欄】蒸發了的「巔峰之夜」

今日,中國的現實總是充滿了盤根錯節的倫理關係,因為有太多不能言說的話語,公理正義不可能被放到檯面上來談論。當AAC藝術中國這個獎項幾近葬送的時刻,我們不能幸災樂禍,也無法將一個還在嘗試著文化上有所建樹的商人置於道德的審判台之上,雅昌既是一個文化的保守者和獲利者,顯然也是受害者。
5月在北京的一個名為「緩存空間」的獨立機構裡舉辦了一場半公開的對談,話題是關於1970年代,北京的一些文藝青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氛下,是如何通過研讀海外的文藝著作,展開獨立思考和文藝創作的。主持討論會的是親歷那段青蔥歲月的攝影師徐勇和學者徐曉。在徐曉談論到「文革」結束後創立的《今天》雜誌時提到,當時這是一份強調「文學性」的刊物,沒有政治訴求,然後徐曉又感嘆道:「誰又能完全的擺脫政治呢?」她進一步解釋道,即便是如此自覺地遠離政治,但在40年後的今天,當創辦者希望紀念這本雜誌而舉辦活動的時候,你只能在香港進行(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然後很多參與者甚至無法獲得通行證進入香港。「我們一直在強調文學,那麼文學到底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文學最終能不能勝利呢?這是我40年後的問題。」徐曉困惑地說道。
1978年由北島等人創刊的民間詩歌刊物《今天》雜誌創刊號,強調著重文學性、沒有政治訴求的刊物,後來卻遭中國政府查禁。(© Qindianchen,CC BY-SA 4.0)
「AAC藝術中國」已屆第13屆,而每年的頒獎典禮「巔峰之夜」也都於北京故宮建福宮花園舉行。(AAC藝術中國提供)
這場談話涉及的範圍很小,除親歷者外鮮有人問津,看起來和幾周之後由雅昌藝術網(簡稱雅昌)在故宮舉辦的「AAC藝術中國」(簡稱AAC)的年度頒獎盛典遙不可及,好像在任何層面都不會被放在一起討論。雅昌的AAC頒獎典禮被主辦者冠以「巔峰之夜」的稱號,卻因為一位年輕藝術家的一番話讓這個夜晚從所有的中國媒體上蒸發,這個高朋滿座的盛典像從未發生過一樣。這一時刻,雅昌這個全文化產業鏈平台和已經消亡的《今天》雜誌一樣,被自己避之不及的「政治」迎頭痛擊,甚至有人認為AAC會就此停擺。
原本已經公告於雅昌藝術網上的第13屆「AAC藝術中國:巔峰之夜」典禮新聞,後續也無法在搜尋到。(擷取自網頁)
雅昌是一個賺文化錢的企業,至於這個平台有多少的藝術含量,其實藝術業內是比較寬容的,畢竟過分執著於藝術恐怕賺不到錢,大家也比較理解雅昌的藝術項目或明或暗地綁定其企業業務板塊的做法。「AAC藝術中國」大獎近些年在雅昌的藝術專案序列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企業越做越大,是有必要精心雕琢品牌形象了。北京故宮這樣具有權力意味的頒獎典禮選址,也蘊含著其引領藝術權力的雄心,「巔峰之夜」成了雅昌品牌的年度社交秀。
已屆第13年的「AAC藝術中國:巔峰之夜」於北京故宮建福宮花園舉辦盛大的授獎儀式,圖為上一屆(第12屆)頒獎典禮現場。(AAC藝術中國提供)
固然對藝術圈內部而言,AAC並非是趨之若鶩、眾星拱月的繆斯,對於多數局外人來說也許就是一份「權力的遊戲」和飯後的談資。相較於Hyundai Blue Prize、華宇青年獎、或者烏裡.希克(Uli Sigg)創辦的中國當代藝術獎(CCAA)這些藝術獎項,他們的投資主體遠離藝術產業,符合藝術贊助人的角色設定,而雅昌畢竟是藝術產業鏈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所以這個獎項品牌比較容易被看作是一枚商業操盤的棋子。但如果我們認真去審視這個獎項十多年來的發展,還是可以看到她自身的成長軌跡和逐步具備的公信力色彩。翻看早年的獲獎名單以及評審團隊,多數獲獎者也是市場的翹楚,這給世人一些「太過商業化」的口實。但從最近幾年評審和提名名單來看,她的範圍在逐步拓寬,特別是今年,這個獎項顯得更嚴肅和嚴謹了。
當然雅昌依然是那個老成世故的商人,市場是優先的選項。但是在藝術市場乏力的今天,商業自身乏善可陳,整個行業都覺得需要製造一些活力,AAC也許算是「商業選擇」送給了「學術選擇」的一個順水人情,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激進的趙趙和張玥可以獲獎。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裡,商人必須百分之百地守規矩。像雅昌那樣賺文化的錢,那就更加需要懂得當局的界限在哪裡。如果誰不符合意識形態,那生意肯定沒得做了,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關於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八佰》被取消暑期檔上映,投資方損失慘重。而相對於來自權力的審查,更無奈的是被規訓的文化人和文化商人們的自我審查,這才是自由意志最大的敵人。每當臨近6月,在北京的政治高壓之下,人們只能選擇道路以目,當張玥在北京故宮公開對審查說「不」的時候,既是某一瞬間的自我解放,也幾乎帶給了AAC這個經營多年的獎項滅頂之災。
今日,中國的現實總是充滿了盤根錯節的倫理關係,因為有太多不能言說的話語,公理正義不可能被放到檯面上來談論。當AAC這個獎項幾近葬送的時刻,我們不能幸災樂禍,也無法將一個還在嘗試著文化上有所建樹的商人置於道德的審判台之上,雅昌既是一個文化的保守者和獲利者,顯然也是受害者。雅昌和他AAC以及更多的文化產業經營者一樣,他們認為在意識形態的限定之內,可以建立起一個中國藝術話語的本土範式,並可以去勾勒符合「盛世中國」的虛幻圖景。我們不能要求一個文化企業如同鬥士一般走在抵抗的前線,值得討論的話題是:「能不能遠離當下的現實/政治語境,然後建立起文化的話語。」ARTFORUM中文網於5月刊載的一篇題為〈應對挑戰:政治時機的藝術〉一文,談及政治與藝術家的工作關聯,文章一方面指出了與現實保持距離的可能性:「長久以來,藝術家們都認為他們應該遠離時事而追求永恆,對當下事物的回應只能是間接的。」;另一方面,又談及介入現實/政治的技巧:「藝術家們也可以像政客們一樣思考——利用他們的狡猾和眼光來吸引注意力,並且創造出能夠如病毒般快速傳播的姿態,觸及最廣大的觀眾……」這種「二選一」是良性的文化語境下的狀況,當今中國的現實是人們無法作出選擇——必須遠離現實/政治。這是藝術獨立意志的桎梏,也是文化企業的囹圄。文化話語只能淪為話術。
張玥的個展「山鷹之歌」展覽現場。(© 楊畫廊)
張玥的個展「山鷹之歌」展覽現場。(© 楊畫廊)
相對於整個當代藝術系統,類似雅昌這樣的文化企業通常安於保守,多數時候他們都經營著諸如書畫買賣相關的老實生意,也可以相當富足。但當AAC試著一步步讓自己變得更開放的時候,卻倒楣地觸碰了「政治」的禁地。如果AAC這個獎項可以繼續保留,那之前僅存的那些在藝術上嚴肅思考的努力,必須要與其撇清關係,還是直接的犬儒來得靠譜,這恐怕也實屬無奈。未來整個行業的操盤者們會更加的謹小慎微、聽政府的話,自我審查的潛規則將更進一步的成為藝術產業的必修課。2018年初張玥的個展「山鷹之歌」被北京畫廊週評為最佳展覽,這樣的事情也許不會再發生了。
卞卡( 33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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