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誌白色恐怖不義遺址：一個非典型紀念物的藝術提案

現今台灣因國家主體不明確、人權議題始終不被大眾廣泛理解的尷尬處境中，轉型正義的推動一直處在窒礙難行的狀態。要如何用當代藝術，去介入思考開啟藝術與歷史的溝通橋樑，並從中去理解白色恐怖？

當我們回到「紀念物」（Memorial）的想像根本，並重新思考其定義時，「如何透過歷史場域的保存或有形的設計與標誌，使觀者能感知地方記憶並且與歷史對話？」相信這是會引發我們思考的首要問題。簡單來說，位於景美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簡稱人權博物館），舉辦這次「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展」，本身的建築就是一個大型的「紀念物」，這整座作為歷史建築保存的人權文化園區，前身為軍法學校，設立於1957年6月，1967年因軍法學校併入政工幹部學校而遷離。1968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以及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遷入，也於現址設立軍事法庭，是過去白色恐怖時期對政治受難者進行羈押、起訴、審判及監禁的場域。因為是歷史事件的實際發生地點，除了完整保存作為紀念園區之外，亦讓後續的研究者，在學術研究與歷史調查中能有對應的場地與空間情境。

賈茜茹的《貓眼》以門上的貓眼為發想，讓觀者在窺探時，可閱讀到一份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文本，進而深入了解貓眼設置處的不義遺址歷史。（攝影／陳飛豪）

也因此，與另一個轉型成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的前空軍總司令部不同，國家人權博物館更肩負了協助推動轉型正義、梳理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歷史的重要任務，而在當代藝術積極介入各類台灣史議題蔚為風潮的當下，藝術家可以扮演怎樣的媒介與第三方的介入角色？則是值得我們觀察的重點，今年6月舉辦的「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徵選」與後續的展出計畫，或許是國家人權博物館這類非美術主題的博物館機構，與藝術創作開啟溝通橋梁的新鮮嘗試。

人權博物館這次的策劃並非只是單純設計比賽的獎項徵件與展覽，首先由館方發揮歷史研究的專長，調查出全台各地共45處的不義遺址，讓入選的藝術家或視覺設計師，各選擇五處台灣白色恐怖不義遺址進行現場紀念物示範設計，過程中創作者們亦須參與工作坊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深度訪談接觸，並透過實際的歷史踏查事件發生地，進而在激盪的討論中，對白色恐怖歷史能有更加全面性的想像。標誌形式亦不限於一般常見的紀念碑、立牌或雕塑等，反而希望透過更具實驗性的藝術理念，或者說翻轉既定的紀念物想像，藉此喚醒觀者對白色恐怖與不義遺址的重視。

田倧源《Going Up》，在不義遺址上的新建築，以鮮紅色的建築裝置延伸連結至屋頂等，大樓的失落空間。（攝影／陳飛豪）

溫淨淳《日日》，以西本願寺（現今為獅子林商業大樓）的範例設計。（攝影／陳飛豪）

11月28日開幕的展出呈現中，展出了包括詹喬鈞、張博傑、陳德芩、陳臻、陳儀霏、陳怡璇、周武翰、鐘雯齡、黃建達、太認真（郭柏俞、佘文瑛）、黃郁慈、賈茜茹、李佳泓、林怡君、林盈潔、呂嘉萍、阮永翰、田倧源、溫淨淳、楊乃甄，共20位藝術創作者的不義遺址標誌提案，並由長期定居台南，關注城市記憶與台灣歷史發展的草埕藝術工作室策展人賴依欣擔任策畫。縱觀次此的設計提案，或許是因為人權博物館位於北部的地緣關係，創作者所選擇的地點大多集中於大台北地區，最常被納入選擇的有東本願寺（現為獅子林商業大樓）、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目前為喜來登大飯店一帶）與華山車站等。東本願寺是其中最接近市中心生活商圈，且是最具獨特性的歷史據點，戰前為台灣少見的日本印度風格佛寺，戰後卻從佛門清淨地轉變成了監禁受難者的人間地獄，兩個時代極具落差與對照的使用狀態，在西門町亦是口耳相傳的地方記憶之一。與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相同的是，它們都在相關軍法機構遷出後均被售予民間。相較於人權館有明確的建築場域，在大型商場與飯店等新建築的大型量體佔據之下，難以令人察覺過去白色恐怖留下的痕跡。

因此，在此次的提案設計之中，如何在最低限的狀態之下點出過去的歷史狀態，成了創作者努力解決與探討的課題。而策展人賴依欣則是從「身體感知」、「反紀念碑」以及「異托邦」三個主要概念，思考此次的參展作品。首先，「身體感知」的部分，以阮永翰與林盈潔合作的《寫生門》為例，提案並非是具象的視覺設計，而是類似工作坊的民眾參與式寫生計畫，在這個計畫當中，每位參與者會得到一組六色的受難者紀念人形蠟筆以及圖畫紙，參與每個據點的導覽與解說後，畫出一幅幅想像不義遺址的寫生，人形蠟筆在繪畫過程的中當然會磨損，也象徵著受難者在此白色恐怖中受過的磨難，以及這份生命經驗透過第三者刻畫在畫紙上的視覺狀態。另外一個「反紀念碑」的部分，則是以黃建達的《圈》為代表，破除傳統厚重的雕塑型紀念碑形式，透過一條大型的織帶，先由民眾參與的形式，在織帶的布料上寫下對這不義遺址的看法，最後集結成一個可圈畫出此建築的軟性紀念碑。

黃建達的《圈》透過軟性織物圍框住遺址建築，解構傳統雕塑式的紀念碑想像。（攝影／陳飛豪）

第三個「異托邦」中的田倧源的《Going Up》與太認真團隊的《來自地底的一則新訊息》則分別從城市的異質與失落空間著手。其中太認真團隊將視角放置於街道中的人孔蓋，將過去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書置設計在孔蓋下的地下檔案室，並且透過隨機的手機訊息發射系統，讓接近不義遺址的的群眾收到這些家書與遺書訊息，意識到此地的過往歷史。不過相較於太認真團隊的「向下發展」，田倧源則從不義遺址上新建建築的屋頂等處著手，另建通往屋頂的通道，以「going up」的思維，反向思考普遍的「遺址深掘」概念，從另一個制高點重新觀覽城市與歷史軌跡。

田倧源《Going Up》計畫中，以獅子林商業大樓為範例的設計。（攝影／陳飛豪）

太認真團隊《來自地底的一則新訊息》，將空間裝置設置於人孔蓋下，延伸了街道與歷史的想像。（攝影／陳飛豪）

在現今，台灣因國家主體不明確，與人權議題始終不被大眾廣泛理解的尷尬處境中，轉型正義的推動一直處在窒礙難行的狀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主體與大眾媒體無所不在的「拼經濟」與「發大財」，而不願直面歷史傷痛的鴕鳥心態之下，城市治理與其文化脈絡延伸出的想像建構與思考，一直不被正面關注。在現實的考量中，不義遺址的標誌某種程度也難以推動。不過藉由此次不義遺址的標誌示範設計展，不僅破除了對於傳統紀念碑或紀念物的想像，更透過當代藝術的實驗性與相對輕盈的操作設計，反而有更大的延伸與發揮空間，遺址蘊含的想像彷彿也透過了不同時空與媒材的遞延，有了最大化且廣為傳遞的多維度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