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台北雙年展搶先問：專訪策展人吳瑪悧、范切斯科．馬納克達

本年度台北雙年展以「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簡稱「後自然」）為題，開門見山地在環境生態議題、美術館與雙年展之間形塑緊密連結的結構，並且透過積極且大量引入跨域的參與式計畫、大膽連結美術館內外場域，搭建起一個非典型的雙年展平台。在開幕前的佈展間隙，兩位策展人吳瑪悧、范切斯科．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述說從理念到實務的重要觀點。

馬納克達：最初與吳瑪悧開始討論時，就試著尋找一同工作的共識範圍，我們確定以「後自然」作為最終展題，也就是說，自然不應與人文世界割裂開來。那種將自然隔絕於戶外、僅透過將花草綠植放在室內來「接觸自然」的觀念，在人與非人之間形成了對立。我們都想要排除這種觀念，而推廣的是一種更為開放的「相互依存」觀念：我們依存於自然、自然依存於我們，因而地球才得以永續。生態系統的概念也因此產生，在生態系統裡，一切都在互相改變之中，人類施加影響於自然，自然也會有反作用於人類，人類需要繼續回應，一如面對現在的氣候變遷。由此，我們將之視為一種隱喻，思考其如何適用於一次雙年展，如何以視覺化的藝術展示來呈現。而討論更加深入時，我們意識到需要將美術館本身納入這一系統，凸顯美術館與環境的連結。美術館的建築一旦完工，通常就將環境隔離於戶外，隨後將藝術品置於美術館中時，就需要安裝空調系統、緊閉窗戶、隔絕外界聲響……我們想說，或許美術館也需要朝外部世界打開，恰如人類應當朝向自然打開自己。這就是我們透過生態系統的隱喻、將這次雙年展作為一種原型（prototype）的最初構想。

吳瑪悧（簡稱「吳」）：一直以來，我自己都投身於社會參與性藝術。社會參與性藝術通常也被認為是一種美術館批判型藝術，因為一般來說美術館主要面向藝術從業人員、而非廣泛大眾。因此我想，這或許可以成為改變雙年展的一次契機。台北雙年展在國際與本地都具有相當的聲譽，然而一些對藝術並沒有太大興趣的人對之並沒有多少了解。因此與一般大眾間的連結之薄弱，也是台北雙年展一貫以來的問題。這次「後自然」就特別針對廣泛大眾來製作，因此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採用了多元方法論，從而讓一般大眾都得以真正參與其中。同時，生態議題並非僅是與藝術世界、而是與所有人都緊密相關，這也是我們以此為主題的原因。

馬納克達：舉例來說，在我們策展之初，NGO團體還並不被認為需要作為藝術家出現在創作者名單中，但我們覺得NGO、環境運動人士、作家、生態學家等，皆是這個彼此依存、彼此對話的生態體系中的重要隱喻。這次進行委任創作的許多藝術家都與機構、科學家合作，譬如亨利克．赫肯森（Henrik Håkansson）以繭和蝴蝶、飛蛾創作，趙仁輝以鳥來創作等。這樣的對話以裝置或影像等形式蘊藏於創作之中，我們則想要讓它們公諸於眾，因而邀請了許多人來與藝術家進行對話，大家透過各自的工作，以多種形式來推廣理念，他們都成為整個展覽所發出聲音的一部分。

吳：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邀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景觀設計系教授侯志仁來與各地學生一同執行工作坊計畫，他們透過城市周邊努力存活的植物，來觀測城市發展中的環境變遷。

馬納克達：還有很重要的是，我們邀請的NGO、環境團體也在美術館框架內進行他們的計畫，不僅僅是陳列文件，而隨時間進程而不斷演化，這種非靜止的運動過程，也是一個活生生的生態系統的重要隱喻。有別於通常意義上、開幕後便趨於靜態的藝術展覽，我們希望這次雙年展在四個月的展期中不斷生長。

吳：另一方面來看，美術館中的視覺呈現是相當重要的部分，但如果想要真正檢視我們的生態環境中發生了什麼，聲音、嗅覺和觸覺同樣也非常重要。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們邀請觀眾真正親身參與到展覽中，而非僅僅透過視覺來展示，而是在參與工作坊等活動中時，才能真正獲取完整的資訊。除了作為展覽重要部分的工作坊，我們也安排了講座與論壇，都是雙年展有機結構中的組成部分。

馬納克達：這些都打破了「美術館應當是什麼樣」的規範，如果美術館與社會之間以生態系統的方式互動，就不應當設立唯有藝術品才能進入美術館內的框架，這就是我們想要呈現的理念。

吳：也因此，我們想要以「創造性實踐者」取代「藝術家」來稱呼他們。

馬納克達：我不覺得有什麼區別。他們到這裡成為主持者，獲得與公眾一起工作的契機，或許這裡涉及的更多是來觀看藝術展覽的公眾，有別於他們通常工作現場中面對的公眾。但我並不覺得他們的活動本身會有什麼差別。

吳：通常NGO舉辦活動時會知道面對的公眾是什麼樣的，因此會為那樣的公眾設計特別的內容。譬如原轉小教室在美術館內呈現了一部他們在凱達格蘭大道的紀錄片，同時也推出一系列講座和工作坊，談論土地正義等議題。我覺得這是他們日常行動的一種延續，而在美術館中他們也必然採取不同的策略來連結不同的受眾。
 

馬納克達：例如MAS微建築研究室主持的教室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座生態友善的美術館有哪些可能，無論是學生還是專業建築師都可以帶來他們的想法。這些創作者都會意識到此時面對的是不同的受眾，但我覺得就觀念和精神而言，與他們的日常工作沒有差別。

吳：了解其中的方法論也尤為重要。譬如MAS微建築研究室在美術館屋頂上安置了氣象站，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記錄這一地區的天氣變化數據。為什麼我們請他們來蒐集這些數據？因為包括美術館在內任何建築的建造規劃，都必須先了解建造地包含光線、熱能在內的氣候條件，才可以著手進行設計。但北美館建於30年前，當時的現代主義建築師們不在意環境關係，這是台灣現代主義建築的一個通病。而今日我們採取的是截然不同的面對環境的方式，因此未來如果美術館需要改造，MAS微建築研究室所搜集的數據就會派上用場。我們不是說當下就要改變美術館，而是種下了改變美術館之未來的可能。

馬納克達：其實並不會。這些機構、組織帶來的他們認為與藝術同樣重要的東西，我們展示它們，而不會去改變它們的內涵，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將他們提供的內容平等展示的平台。我們經常看到會有些理論家、行動者受邀在藝術展、雙年展上演講或舉辦活動，但他們鮮有被同等列為參與者的。時常看到藝術家名單與活動參與者名單彼此獨立的狀況。我們想要表達的是，我們邀請來自各行各業的聲音加入，而他們的位置是對等的。同時他們也不會為藝術系統所框限，他們仍然可以是社會行動者，可以具有其日常活動相同的政治性、參與性與困難度；而美術館面對多元的活動也應當更為開放，這些非藝術行業的聲音，只會讓美術館文化變得更為豐富。

吳：我覺得他們在美術館內或外進行活動時，美術館內部可以提供不同的功能結構，因為美術館這一場域可以令人更加聚焦於觀念。如果我們參與任何NGO主辦的活動，我們會感受到活動所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價值；但在美術館中，我們會更加聚焦於他們的方法。譬如我們這次邀請了范欽慧帶來她在台灣推動的「寂靜山徑」理念，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政治行動，也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因為她邀請我們去聽、去了解、進而意識到我們的環境正遭受的一切。范欽慧展示了郭雪湖1928年的作品《圓山附近》，藉由畫作上那在今天都可辨識的風景，她邀請大家來想像，如果90年前我們走在那片風景中，耳邊會是怎樣的聲景？藉由這種邀請，以及她試圖再製的昔日聲景，我們可以就同一地點在不同時期的風貌進行比較想像，也思考我們所處的世界所經歷的東西。她沒有提供任何答案，只是一種邀請。另一個例子是台灣千里步道協會，通常他們會先針對一個地區的文化背景進行研究。在修復古道時，會在組織活動前先開設工作坊，因此他們所做的，並不僅僅是修繕古道而已，而是要讓整個文化背景、語言乃至聲響都重新變得鮮活，譬如使用石材時的特殊工具所發出的聲音，都是這些研究的組成部分。我覺得在美術館內，人們可以更加聚焦於認識不同藝術家所採取的不同方法與策略。

馬納克達：我與吳瑪悧一起研究了很多藝術家的創作，一旦確定了藝術家名單，我們就看是否有哪些已完成的作品或計畫適合這次雙年展的主題，否則就會主動邀請藝術家來創作新的作品。我們試著盡可能多地委託藝術家來創作，請藝術家實地考察後做出提案，我們再針對提案與他們討論，作出必要的建議和調整後再付諸實施。對某些藝術家，我們會給出具體的建議，針對他們創作方向上的某一方面來創作；而對其他一些藝術家則保持開放態度，請他們自由創作。但我們都會請他們先閱讀策展論述，許多藝術家就會針對那一文本、在各自立場上發展不同想法。因此整體上看，比起選擇適合我們觀念的作品，我們更希望朝向一個具有對話性的有機發展結構。

馬納克達：我們從一開始就確立了某些想要確保在雙年展中有所表達的領域，同時也在討論中刪減了一些部分內容，比如農業、非人類觀點、自然元素（如水）等。我們也平衡了一下參展作品的媒介分布，想要在展覽中呈現不同元素。我們的一個價值衡量標準，是藝術家如何推進有趣的觀點，無論是傳遞政治性聲明、塑造原型，還是點明某種環境現狀、針對某一特定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抑或對人類與非人類間的平衡關係提出具有未來性的觀點……但很重要的，還是落在藝術家創作的方法上，譬如薇薇安．蘇特（Vivian Sutter）透過將自己的畫作置於自然環境中、藉由自然元素的作用來完成作品，這種「極端」的合作形式是我們想要納入展覽中的角度之一。這次雙年展並沒有區分成明顯不同的區塊，因為我們想要整個「生態系統」呈現彼此平衡的狀態，而非不同區塊有各自特定的關注領域。它們全都混雜在一起，希望可以藉此產生對話。
 

吳：有時很難明確說某一區塊針對某一特定課題，因為大多數藝術家所處理的都是非常複雜的議題，甚至同一件作品中就包含了不止一個方向上的內容。

馬納克達：如果我們試著說出那些不同的內容，可能就會失去某些層次的東西。因此我們更多地是任那些不同層次流淌出來，看看會產生什麼樣的連結。

吳：因為我對台灣以及東南亞地區更為熟悉，我就更多地負責這些區域的內容。譬如殖民史對於這些地區而言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所謂的自然史的一部分。通常當我們談論環境藝術時，重點都放在當下，而很少有人會回溯歷史。這次雙年展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同國家的歷史時序，不僅是在作品中，在論壇裡也會涉及到這些議題。歷史問題很重要，因為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最近、或者過去這2、30年才發生的，而是應當回溯至更早、譬如上百年前就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我們需要往回看，需要回顧人類的歷史。今天談論生態藝術時，我們的視野和結構應當比我們所預想的，或是我們通常在藝術作品中看到的要更廣闊。因此我覺得這次雙年展可以為我們好好上一堂課，一方面關於藝術家們的創作手法，另一方面是在視野層面上，了解如何看待生態藝術中的生態環境。

馬納克達：在達成理念上的一致後，我們更多地就是分別負責與藝術家的溝通工作。

吳：就我的觀點來看，當我們談論生態藝術時，就一定會思考永續性的問題；而如果美術館同時也能改變那就很好，但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為美術館處於一個體制中。我們一年前才受邀成為雙年展策展人，準備時間很短，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另一則是工作方式。如果我們真的要推動所謂的新美術館、後美術館理念，或許美術館內部的部門結構應該有更為靈活的運作形式，推動跨部門的合作。

馬納克達：確實，我覺得與這樣規模的機構合作，最挑戰性的是面對許多流程、許多難以動搖的行政體制等。但同時我得說，館方從館長到工作人員都對我們非常坦誠，清楚說明何種狀況對於美術館體系而言是難以消化的，譬如如果我們想要在展覽中置入昆蟲這樣的活體，可能就會置美術館於風險之中，因為可能會影響到建築、作品與典藏等，因此，許多美術館無法配合的事，並非沒有理由。

吳：我提出的是一個普遍層面上的博物館批判的課題。《非人類博物館》的藝術家古斯塔夫松和哈波亞（Gustafsson & Haapoja）說，他們的作品是「為博物館解殖」，因為博物館理念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直至今日我們都還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工作。而這需要改變，尤其是當我們有了這樣的主題——「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理想狀況下，生態系是處於不斷變化中的，但作為美術館的外部合作者，我們不了解其中的狀況。

馬納克達：我覺得現在存在一種風潮，不僅是2014年的台北雙年展、也是廣泛意義上當我們引入「人類世」概念時，對於我們當下所處世界的理解。2014年的雙年展關注諸如「思辨唯實論」（Speculative Realism）、「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這樣的理論，檢驗的是我們以人為中心出發的價值觀，是如何阻礙了非人類之權益。那一屆雙年展的焦點在於考察科技加速時代如何改變人與物的關係，並在理解世界的價值觀系統中，將人「去中心化」。這其中包含了自然的議題，但又不只是關於自然，策展人尼可拉斯．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也在展覽中納入了許多與科技有關的作品。這次我們在人與非人之間選擇了一個特殊角度，但重點是放在有機生命體上，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談論像是椅子、木材等這樣的非生命體。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分界問題在於，人類權益是什麼，而同樣處於生態系統中、我們卻沒有加以保護的非人世界權益又是什麼？那一屆雙年展聚焦於「加速度」（acceleration），而我們則關注「壽命」（longevity）：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自然的權益，那我們至少要在40個世代的範圍內去思考——我們如何保證在40個世代裡，人與非人都能過著美好而豐裕的生活？因此我會說，這兩次雙年展在對系統的觀念、對人周遭環境的觀念上分享類似的關注焦點，但採取的是截然不同的視角。

吳：我覺得本屆雙年展上大多數作品或計畫，對於大眾而言會是更容易理解的。那一屆雙年展則在一個非常哲學性層面上展開，如果沒有閱讀論述文本，或許會難以理解許多的作品——現在很多雙年展也都傾向如此。

馬納克達：這也是「生態系統」概念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我們想要將世界容納進來，藝術創作可以是非常接近於人的東西。布西歐的台北雙年展上有許多很棒的作品，我們需要藉助科技來破解其中的意涵。而我們為這次雙年展選擇的作品，則可以直接為許多人帶來靈感，譬如澳洲藝術家尼古拉斯．曼甘（Nicholas Mangan）調研了白蟻蟻丘的建築結構，以此映射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互動的可能形式。這件作品更容易為普羅大眾所理解，而無需太多哲學性思考介入。

馬納克達：我覺得藝術家可以做的事有很多，除了傳遞訊息、喚醒意識外，還可以推進生態思考，也可以創造原型、針對某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採用與科學家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幻想未來的世界，也就是說不用一味提醒大家我們做了多麼糟糕的事，而是對未來作出可能的提案。比如菌絲網絡社會（Mycelium Network Society）在這次菌菇種植計畫中，記錄和播放菌菇的聲音，菌菇之間彼此結構、聚合的方式可以與大腦神經網絡、植物繁殖等有機結構形成類比，這些菌絲體內部結構和生長方式，同樣也可以為我們學習在環境、社會中共生提供參照。

吳：既然我們談到菌絲體的話題，一個有趣的點是菌菇的生長方式是網狀的且具有很強的相連性，真菌學者保羅．史塔曼茲（Paul Stamets）說：「蘑菇可以拯救世界」，也成為生態系統、生態藝術的一種隱喻。

馬納克達：如果我們真正想要在整個展覽製作過程中做到更加環境友善，那就需要更充裕的準備時間，並且現有的流程中有許多標準化作業是難以改變的。但我們還是有一些措施，比如盡可能減少運輸，以及我們的設計師規劃了減少用墨、僅使用再生紙等印刷策略等。

2018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Post-Nature: A Museum as an Ecosystem）
展期｜2018.11.17-2019.03.10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