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強調合作與聯盟,在柏林市中心打造一座兼具多樣性, 包容性和永續性的美術館」專訪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館長法爾拉特

「強調合作與聯盟,在柏林市中心打造一座兼具多樣性, 包容性和永續性的美術館」專訪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館長法爾拉特

A Divers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Art Museum in the Heart of Berlin with a Focus on Collaborations and Alliances Alliances: Interview with Till Fellrath, Co-Director of Hamburger Bahnhof - Nationalgalerie der Gegenwart

分別出身德國和黎巴嫩的法爾拉特及巴塔維爾,自2009年成立跨領域策展平台「藝術重新定位」(artReoriented)以來,以充滿活力且富詩意的策展模式,與世界各地數十個機構合作,其中不乏大美術館如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利物浦泰特美術館(Tate Liverpool)等,持續實踐他們所堅信的開放、包容和多樣的藝術史觀。採訪雖然聚焦里昂雙年展,不免也提到了他們對漢堡火車站的藍圖和規劃。

上一次在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 (以下簡稱漢堡火車站美術館)採訪法爾拉特(Till Fellrath),是為了2022年里昂雙年展—他和長期合作夥伴巴塔維爾(Sam Bardaouil)構思擘劃了第16屆里昂雙年展「脆弱的宣言」—當時他們甫上任僅半年多,這不僅是該美術館首次任命雙館長,放眼德國乃至全球亦屬罕見。「當然,薪水只有一份,兩人共享;辦公室也只有一個,但有兩張桌子!」法爾拉特爽朗地笑著說。

圖為柏林漢堡火車站美術館館長法爾拉特(Till Fellrath)與巴塔維爾(Sam Bardaouil)。(攝影/David von Becker,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提供)

兩年後再次回到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就美術館的定位和運營進行採訪,赫然發現,法爾拉特先前所提的願景果真一一落實了!中央大廳正舉行著羅馬尼亞藝術家皮里奇(Alexandra Pirici)個展,諾大空曠的空間一側堆積了一座小沙丘,一群年輕舞者穿梭於空間進行著演出;對永久典藏做的重新詮釋和陳列,令人耳目一新;新成立的「論壇」(Forum)區,以物件和檔案資料講述著漢堡火車站曲折豐富的歷史;館內光線明亮,穿梭在各個展廳、迴廊和樓梯之間不時可眺望窗外的自然風景或城市建築——我以前怎從未注意過?不時在室內或戶外的一隅與某件永久典藏品邂逅;各式座椅任人使用,或休息或與人閒聊。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擔任佔地超過1萬3,000平方公尺的漢堡火車站美術館館長的工作已很忙碌,但兩人精力充沛,似乎滿腦子還有許多想法需要實現,並未停止在世界各地策展,持續發展他們對於當代藝術的討論和研究:除了上文所提的里昂雙年展,同年也策劃了威尼斯雙年展法國館(並獲得特別獎),以及即將於今年11月登場的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此次專訪仍是法爾拉特單獨出面——雖然席間巴塔維爾也來打了聲招呼。我首先詢問他是否代表兩人發言,法爾拉特思索了幾秒鐘,說:「我們是兩個獨立的個體,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說話,然而我和Sam長期合作,之所以同時擔任漢堡火車站美術館館長也是因為我們對事物有相同的理解和看法⋯⋯」

余小蕙(以下簡稱「余」):上次採訪時,你們剛上任幾個月,也談及了一些規劃。兩年後的今天,我發現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已展現全新面貌。您還記得當初上任時最核心的願景是什麼嗎?

法爾拉特:我們在擔任館長前就對漢堡火車站美術館相當熟悉,每年總會來這兒兩三次看展。在(應徵館長職位的)面試時,我們強調美術館火車站前身所意涵的移動、旅程、邂逅、交流、相聚等隱喻,提出了一些關於如何從歷史、建築、場域、多樣性和原創等深度改造機構的建議,自上任第一天起,我們便著手推動,包括空間配置、動線安排、展覽與活動的整體規劃,皆進行重新界定與設計。

我們首先明確界定漢堡火車站美術館作為當代美術館的身分,並據此展開溝通與推廣。漢堡火車站美術館隸屬德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galerie),和另外兩個姐妹機構分職不同時期的藝術:舊國家美術館(Alte Nationalgalerie)鎖定19世紀;新國家美術館(Neue Nationalgalerie)聚焦20世紀;儘管有一些例外,但漢堡火車站致力於21世紀,亦即德國統一後的藝術。這三個機構各自獨立運作,但共構成「國家美術館」及其收藏。長期以來,大眾對漢堡火車站和國家美術館以及其他兩個機構之間的關係一直未能有清楚的概念和認識。我們希望透過對典藏的重點介紹,說明這個美術館的定位和意涵,有哪些重要作品等等,藉以探索當代藝術博物館不斷演變的角色,以及該如何回應現在與未來的挑戰。

余:我確實注意到美術館的全名從「漢堡火車站—柏林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Gegenwart – Berlin)改成了「漢堡火車站-國家當代藝術美術館 」(Nationalgalerie der Gegenwart)。請問你們計畫如何敘述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典藏的故事?

法爾拉特:例如「國家美術館:二十一世紀的收藏」展,探索1989年兩德統一至今柏林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多層次互動,如何體現在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地理、社會的藝術家的圖像、敘事、姿態和藝術實踐上,藉以呈現在柏林生活的涵義與狀態。其次,我們也對漢堡火車站美術館擁有的15件波伊斯(Joseph Beuys)重要藏品做了重新詮釋和展示。(註1)與此同時,我們也透過特展引介較年輕、尤其是女性藝術家的創作,與波伊斯的作品展開對話,形式有時是潛意識層面的呼應,有時則是直接的對峙與回應。例如以色列的查巴爾(Naama Tsabar)受波伊斯社會雕塑概念的啟發,將展廳化為一座巨大的音樂廳,觀眾可以觸摸甚至擁抱作品。(註2)接下來的「變動中的美術館:二十一世紀的收藏」,透過近25年來的10件作品,聚焦大型雕塑、裝置和媒體藝術,包括數件新近典藏,首次公開亮相,對當代美術館的未來進行探討。大約每兩年會有三個典藏展。

余:你們在空間配置和活動規劃上做了不少調整和創新,能否詳細說明?

法爾拉特:我們特別規劃了兩個完全免費的展區:「論壇」和「無盡的展覽」(Infinite Exhibition),前者旨在梳理漢堡火車站豐富歷史,通過四個相互關聯的主題(美術館、收藏、建築和社區),探索漢堡火車站美術館作為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的過去與未來。我們希望觀眾能理解:為何會有這座藝術機構,以及我們的收藏從何而來?後者由分布於美術館各個角落的永久典藏品構成,每年將新增一件為特定空間量身打造的作品,並以女性藝術家為主。首位參與者為柏林藝術家朱迪絲.霍普(Judith Hopf),第二位則是同樣來自柏林的克勞迪婭.維瑟(Claudia Wieser)。(註3)此外,每年規劃約八到九檔以藝術家個展為主的特展,並搭配幾項重點企劃。例如「開放美術館」(Open House),開放參觀一些平時不對外開放的辦公室(包括館長辦公室)或工作區;在花園舉行的「柏林節拍」(Berlin Beats),邀請活躍的DJ舉辦電子音樂會;或是針對有孩童的家庭設計的家庭日,都是比較短暫、事件性的活動。漢堡火車站的典藏根植於歷史,但邁向未來。我們目標在透過一系列和柏林,及此前不同社群相呼應的展覽與活動,強調漢堡火車站美術館作為一座開放而包容的機構與典藏。

圖為「柏林節拍」展覽期間,柏林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外觀一景,攝於 2024 年 6 月 7 日。 (攝影/Alexander Rentsch,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提供)

賦權給觀眾

余:美術館的整體氛圍給人一種極其輕鬆、溫馨的感受,能否請您說明這是如何達成的?

法爾拉特:具包容性(inclusive)對我們來說格外重要。我們處在一個詭異的時刻,不論德國或全世界,兩極化的現象愈來愈顯著,我們希望重申美術館作為一個面向所有人的自由、開放和包容的空間。尤其漢堡火車站美術館的存在來自納稅人的貢獻,我們希望每位柏林居民都能認同:「這是我的美術館,是我的國家美術館!」至於觀眾是否喜歡某場展覽,是否提出批評,當然都沒問題,但我們不希望存在任何障礙,阻擾某個群體的人來此的意願,因此,我們透過免門票、設置大量座椅、打開窗戶等方式,讓人感覺舒適與自在。展覽介紹文字也是如此,我們規定:不要深奧或優美的詞句,而是能幫助觀眾了解展覽內容和意圖,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告訴觀眾如何思考、該理解什麼,文字不該是專斷的。我們希望詮釋的權力在觀眾手中,這也是我們主動賦權給觀眾的方式。截至目前為止,效果很好。觀眾不斷增加,而且面貌煥然一新,許多從未踏入過美術館的人,如今成為這裡的常客。

余:你們上任以來遇到的最大挑戰有哪些?

法爾拉特:有趣的是,作為獨立策展人多年,一切都靠自己—獨立策展人的思維和心理狀態其實與創業者相仿,大小事都自己來:財務和預算管理、找合作夥伴、找機會做計畫、化解各式各樣的問題和矛盾等等—我們明顯意識到自己或許比長期在美術館工作的人具備了更多運營美術館的資格和能力。跳脫體制內的思考模式,以及一切自己想辦法解決的工作習慣,對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很有幫助,因為我們經常能找到一些解決辦法,可以說,我們有很多應付官僚的「小秘方」。此外,我們有一個很棒的團隊,比方說副館長克納帕斯坦(Gabriele Knapstein)已在此工作超過20年,能提供一些我們欠缺的觀點,彼此之間相輔相成。至於挑戰,這和我們至今所有計畫一樣,最大的關鍵在於必須找到錢,找到合作夥伴。(註4)

余:今天藝術界關切的環保和永續發展如何體現在漢堡火車站美術館的運營上?

法爾拉特:正因如此,我們決定將特展從一般的三、四個月延長為六至七個月,典藏展也不會經常更換。其次,關於運輸,因為我們不論收藏或展覽都聚焦和柏林相關的藝術家,多數展覽都是就地製作,藝術家也多半住在柏林,因此不需要太多運輸。事實上,這次李禹煥的個展,為德國首次大規模呈現屬於他這個世代的亞洲藝術家,其創作提供了漢堡火車站美術館的低限主義藝術收藏之外的另一個光譜,他以另一種方式達到抽象的構圖—多數作品來自法國,少數來自韓國,藝術家也在現場重新製作。在減少運輸的大原則下,我們對做每一個展覽,以及基於哪些原因非從遠處運輸作品不可的理由,都必須非常明確。一般而言,一個展覽大約有15%的作品需要運輸。第三點涉及空調;造成能量消耗的溫度、光線和濕度的調控,是減少碳排量的重要環節。我們計畫不再永久地為中央大廳和 Rieckhallen 展覽館提供空調,只有在極冷或極熱時會偶爾進行調節。威尼斯雙年展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館或軍械庫的任何一個展廳用到空調,不也沒什麼大問題?某些作品確實不需要空調,但有些作品對溫度和濕度的要求很高;就這點來看,我們要為未來做什麼的收藏?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策略問題。

圖為當代羅馬尼亞藝術家亞歷山德拉.皮里奇(Alexandra Pirici)個展「Attune」現場一景,一座沙丘靜置於展場一側,舞者於其中穿梭演出。2024 年。 (攝影/Eduard Constantin,© Alexandra Pirici,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提供)

事實上,我認為最大癥結並不在此,而是作為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美術館,我們和觀眾的關係是什麼?我們要不要努力爭取觀眾?我認為需要對這個問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幾乎所有美術館都努力提升自己的國際能見度,試圖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這自然會刺激全球性的文化旅遊,導致碳排量增加,甚至比每六個月運輸一個貨櫃的藝術作品更多。這難道不是一個悖論?按這個邏輯推理下去,為了減碳,是否需要繼續舉辦威尼斯雙年展,導致全球藝術專業人士的遷徙?(笑)然而旅行是重要的,人們應該能放眼天下,而非閉關自守,需要旅行和更多的交流,藝術家亦然。我們是否能找到以其他科技來解決飛機旅行的問題?總之,我認為美術館必須持續扮演促進交流、對話的角色。

余:當前的全球地緣政治,例如烏克蘭戰爭或以巴衝突,是否影響到你們的展覽規劃?有些藝術家因為德國政府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立場而杯葛德國文化機構,包括撤出展覽。漢堡火車站美術館發生過類似情況嗎?

法爾拉特:的確,德國政府對以巴糾紛採取一個非常清楚明確的立場,但我認為在國際議題上,把政府的立場和人民劃上等號,這是很有問題的。在威尼斯雙年展上,我們不會認為美國藝術家就代表美國政府的聲音。我們要對死板的,非此即彼的兩極分化保持警惕。雖然我們至今尚未發生有藝術家杯葛的情況,但確實和藝術家及觀眾進行了很多這方面的討論。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藝術家真的要攻擊和破壞美術館這個捍衛自由表達的空間嗎?比方說,抗議俄國侵略烏克蘭難道就應該攻擊俄國藝術家或典藏包括俄國藝術家的藝術機構?作為一個公立機構,我們的任務在於通過當代藝術進行關於重要社會議題的對話;但美術館的角色不在對政治做出評論,而是持續提供一個尊重和容納各種不同聲音的平等、開放和多樣化的空間。文化機構、美術館、大學,是社會僅存的自由空間,如果還對之作出攻擊,導致政治人物撤掉經費,情況不是更糟?

余:在展覽規劃上通常考慮哪些因素?

法爾拉特: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在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展覽必須和美術館及柏林語境產生連結。因此,可能是住在柏林或與柏林關係密切的藝術家,例如皮里奇,她出身羅馬尼亞,目前住在慕尼黑,但曾在柏林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對我們而言,她是目前最有意思的藝術家之一,體現了在美術館語境中將戲劇、視覺藝術和表演性等元素結合在一起,在不同藝術型類之間建立了不同凡響的聯繫,這是為什麼我們把她的展出設在中央大廳的原因。有時我們邀請的藝術家是因為他們的創作是我們典藏所欠缺,抑或我們認為值得增添的,又或者是本地觀眾可能平時無法欣賞到如此規模的展出。以行為藝術為例,通常都是在開幕當天或像威尼斯雙年展這種大型國際活動的三天專業預展期間實現,每次就只有那麼幾百位貴賓看到,但這次我們做一個六個月的展覽,這段期間可以接觸到20萬名觀眾!我們的願景是讓更多本地觀眾能切身體會到何謂行為藝術,並在美術館裡和表演者邂逅。

我們感興趣的是跨越不同領域並與當代社會和生活的複雜性相呼應的藝術實踐,展覽規劃更多側重在某個領域或媒介創造突破(或正在創造突破)的藝術家。我們通常會對是否做一個展覽展開許許多多的討論,這取決於許多考量,更多是一個「可行性」的問題 :經費或技術上來說,是否能夠落實一項計畫?其次是找到一個平衡點,地理、年齡、創作媒介等等。例如我們做李禹煥的個展,因為他儘管年事已高,仍堅持創作,他的繪畫和雕塑也為在其他展廳展出的行為藝術提供了一個平衡的力量。又如土耳其藝術家貝爾克索依(Semiha Berksoy),曾在柏林生活多年,創作介於音樂和繪畫之間。這有如在煮一鍋湯,需要有各種不同香料,此外還得因應不同展廳的整修工程,所以是挺複雜的一個過程。

圖為土耳其藝術家貝爾克索依(Semiha Berksoy)展覽《塞米哈.貝爾克索依:全彩歌聲》(Semiha Berksoy. Singing in Full Colour)於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展出現場。展期為 2024 年 12 月 6 日至 2025 年 5 月 11 日。(攝影/Jacopo LaForgia,© Courtesy der Nachlass Semiha Berksoy & GALERIST, Istanbul / Nationalgalerie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提供)

余:您如何看待國際合作?能否談談你們和歐洲或亞洲同仁的交流與合作?

法爾拉特: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地!我們更著力於在柏林建立更多密切的網絡交流和合作。柏林的不同機構之間不存在競爭,對本地或國際觀眾來說,我們共同代表了柏林藝術場景,因此我們應該支持一切倡議,分享彼此的經驗,攜手合作來推廣多樣性和在地性,促成柏林藝術場景的發展。對於這點,我們非常清楚。例如:我們支持和參加柏林雙年展(作為展場之一)、柏林畫廊週末等活動。其次,我們也和許多國際同仁交流或共同組織巡展,但這在組織和物流等方面比較複雜;很多時候雖然有合作的意願和想法,但最後不能實現,這是因為合作未能帶來利益,例如不能分擔運費。因此,除了幾個巡展計畫,國際合作更多是同儕之間的交流,大家交換意見和彼此遇到的問題,建立一個全球藝術專業人士的交流網絡。比方說,我們每兩年都會去威尼斯開一次「同學會」(笑)。

余:你們在漢堡火車站的任期是八年,希望任期結束時漢堡火車站在柏林、德國、歐洲甚至全球的藝術版圖上佔有什麼樣的位置?

法爾拉特:倫敦有泰特,巴黎有龐畢度,紐約有MoMA;而在柏林,若人們想了解柏林當代藝術可以去哪?柏林缺少一個具代表性的當代藝術收藏的大型美術館,我認為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可以扮演這個角色。這裡必須成為柏林藝術社群的核心樞紐,支持這座城市的藝術場景、新的藝術實踐和生產,透過典藏為未來建立當下藝術實踐的文獻,讓人日後可以看到柏林的藝術發展面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這是美術館典藏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

儘管也有國際觀眾,但我們努力耕耘的是柏林本地的觀眾,希望他們能夠不斷多次造訪。因此我們針對本地居民規劃了許多活動,如「柏林節拍」、「開放美術館」,一個週末就吸引了三萬名觀眾。藝術不應是某種神聖之物,而是成為日常會話和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邀請觀眾以不同方式來使用漢堡火車站這棟建築物;它不僅僅是欣賞藝術的地方,也是人們流連駐足,創造和分享經驗之處。

圖為「論壇」(Forum)展區一景,透過物件與檔案資料勾勒漢堡火車站的歷史軌跡,2023 年。 (攝影/Jacopo La Forgia,漢堡火車站–國立當代藝術美術館提供)

註1  包括《二十世紀的結束》(1982)以及收藏家馬克思(Erich Marx)2020年去世後家屬捐贈的《電車站。未來紀念碑》(1976)和《資本論,1970-1977》(1982)。

註2  今年七月,哥倫比亞藝術家莫雷洛斯(Delcy Morelos)將介入展覽空間的造型、光線、氣候、聲音和氛圍,與波依斯的作品進行對話。

註3  2025年是以聲音裝置著稱蘇格蘭藝術家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z),「無盡的展覽」至今包括21件雕塑、行為介入和裝置,永久成為漢堡火車站室內或戶外空間的組成元素和美術館典藏。觀眾可以通過網路app 和導覽小冊穿梭在美術館建築的不同展廳和空間,將美術館的收藏、歷史、建築和社區連結起來。

註4  2023年10月成立「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國際夥伴協會」(Hamburger Bahnhof International Companions e. V),由位於各地贊助人組成,旨在推廣多樣性和包容性,2024年提供300萬歐元贊助展覽、活動、出版和典藏;住在柏林的香港藝術家莊偉的行為攝影裝置於2024年為漢堡火車站收藏。2025年初宣布了一項和香奈兒文化基金的三年合作計畫,每年贊助漢堡火車站美術館委約藝術家創作,「賦權藝術家去實現具野心的大型計畫」。此外,為強調與在地社群和不同機構連結的重要性,去年宣布與聯邦藝術收藏簽署長期策略聯盟,在漢堡火車站展出不常公開展出的聯邦收藏。

余小蕙( 41篇 )
查看評論 (0)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