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如果文物有履歷──談書畫「著錄」的重要性

如果文物有履歷──談書畫「著錄」的重要性

If Artifacts Had Resumes - The Importance of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s” i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今年七月,一批私人藏品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倜儻筆墨.大師與大師的內心世界」展出,其品質參差,頗具爭議性。國史館為國內最高史政機關,直屬總統府,層級甚高,若在此展出並將響亮的名頭印入畫冊,即可形成一項著錄,公家機關不可不慎。在引發輿論質疑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緊急關閉展覽,宣稱僅是租借場地,國史館並要求主辦方「不得利用文獻館名銜行使商業交易等活動、不得將本次展覽列入展覽經歷」,企圖亡羊補牢。藉此事件,可談談著錄在藝術世界的重要性。

在拍賣預展或圖錄中,往往可見到「出版」、「著錄」的特殊區塊,列著如參考書目般的書籍資料,記錄作品刊載的年份與頁數,有時更不吝附上發黃的書影。著錄對藝術品為何重要?它們就如文物的履歷─沒有人喜歡任用來歷不明的應徵者,名校畢業證書、權威推薦信、在大公司的工作證明、參與展演的紀錄,皆是錄取的加分項目。對應於文物,「著錄」可以反映遞藏史、展出經歷、學術研究,對於作品有一定的佐證性,因此受到學界與業界重視。

「著錄」的範圍廣大,形式多元,它可以是帳目、筆記、書畫記、圖錄甚至拍賣紀錄,其意義有二:首先是時間性,無論古書畫或近現代作品,皆有後世造假的疑慮,若有著錄可茲證明,即使不保證一定為真蹟,至少可確保其時代性。例如一幅八大山人的作品,若曾刊載於民初的出版品,至少可避免是新近製作的「現代藝術」。其二,理想的著錄當具有權威性,為公眾所接受,包括畫家本人或其家屬認證、權威學者研究、審核機制受肯定的刊物、於公家博物館舉辦或公認重要的展覽出版,這些著錄形同背書,提昇作品的可信度。由於間接保證了作品真實性與品質,良好的著錄極受市場歡迎,誇張一點來說,即使是平凡的作品,若有可信的著錄,也可能因此創出高價,這便是著錄在市場上的魔力。

今年七月,一批私人藏品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倜儻筆墨.大師與大師的內心世界」展出,其品質參差,頗具爭議性。國史館為國內最高史政機關,直屬總統府,層級甚高,若在此展出並將響亮的名頭印入畫冊,即可形成一項著錄,公家機關不可不慎。在引發輿論質疑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緊急關閉展覽,宣稱僅是租借場地,國史館並要求主辦方「不得利用文獻館名銜行使商業交易等活動、不得將本次展覽列入展覽經歷」,企圖亡羊補牢。藉此事件,可談談著錄在藝術世界的重要性。

古代著錄

著錄的源流甚早,鼎鼎有名的《宣和畫譜》即是宋徽宗時期內府藏畫的譜錄,將作品分門別類,見證了宋代宮廷收藏盛況。日本則有由足利義政幕僚能阿彌編纂的〈御物御畫目錄〉及《君台觀左右帳記》,記載了室町幕府所收藏的「東山御物」,意義非同小可,至今殘存的東山御物大多都被指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

室町時代〈御物御畫目錄〉局部,17.7×280.2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取自ColBase。

除了皇室紀錄,民間亦輯有私家藏畫著錄,如宋末元初周密《雲煙過眼錄》,記載了當時收藏家趙與懃、王芝、郭佑之、趙孟頫、莊肅等人所藏歷代名畫;明代朱存理《鐵珊瑚網》、汪砢玉《珊瑚網》、嚴嵩被沒家財列冊《天水冰山錄》及《鈐山堂書畫記》、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顧復《平生壯觀》、安歧《墨緣彙觀》等⋯⋯皆是明清著名的私家書畫著錄。

宋元以及明代前期的書畫錄形式較為單純,最簡單的只有作者及作品名的條目,有些簡單記述了畫面,有些也收錄題跋者和鈐印的資訊。隨著賞鑑文化的成熟,著錄逐步完善化,至清初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彙考》時,已經集齊了題跋、形制、印章、質地、尺幅幾個要素,可謂書畫著錄的理想範本,對後世影響極大,清宮御藏目錄《石渠寶笈》便參考了它的形式。對現今研究者來說,這些古代著錄固然是重要線索,但仍不夠全面,如只有文字而無圖的情況,充斥模糊地帶,無法準確核對。

國寶 南宋 梁楷〈出山釋迦圖〉,絹本水墨淡彩,117.6×52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般認為即〈御物御畫目錄〉中記載的「出山釋迦 梁楷」。圖取自ColBase。

清宮認證的《石渠寶笈》

現今古書畫市場上,《石渠寶笈》如雷貫耳,無疑是最被推崇的「寶典」。乾隆盛世間,內府書畫收藏充盈,既有承接自明代內府的藏品,又有購買、臣民進獻、籍沒充公的作品,繁浩龐雜,令乾隆興起整理的念頭。乾隆九年(1744)皇帝旨諭:「內府所儲歷代書畫積至萬有餘種,籍軸既繁,不無真贗。頃釋道二典,已編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並宜詳加別白,遴其佳者薈萃成編。」《石渠寶笈》由此開編。《石渠寶笈》共有三編,初編成於乾隆十年(1745),續編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編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據學者統計,共收錄作品7757 件,可謂集歷代收藏之大成。

《石渠寶笈》之編列有固定體例,按時代先後編錄歷代名品與本朝臣工書畫,作品並依真蹟、贗品、臨本、筆墨區分為「上等」、「次等」。「上等」的作品收錄特別詳盡,涵蓋品名、材質、尺幅、書體、作者款識及印章、他人題跋與印章、繪畫內容與風格,甚至有畫家小傳和評語。

由於《石渠寶笈》對作品已有初步梳理又分好等級,對書畫藏家來說是一本清楚的指南,方便按圖索驥。要注意的是,收錄於《石渠寶笈》並非真蹟保證,由現今眼光觀之,皇帝看走眼的案例不在少數,最有名的是將〈富春山居圖〉子明卷誤以為真,還有許多仇英款的蘇州片魚目混珠。雖然《石渠寶笈》不保真,但保證了作品的「下限」是在乾嘉年代:就算是偽作,好歹是清代的!

隨著書畫市場升溫,《石渠寶笈》成為一個明確的購買標的,除了品質和時間性的一定保證,清宮的皇室氣息也很討喜,遂成為市場追捧的對象。2010年前後,中國興起一陣石渠熱,著錄其中的作品屢創市場高價,頻頻破億,包括吳彬〈十八應真圖卷〉(北京保利2009,人民幣1億6912萬元)、王羲之草書〈平安帖〉(中國嘉德2010,人民幣3億800萬元)、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中貿聖佳2009,人民幣1億3440萬元)⋯⋯不只市場狂熱,連北京故宮博物院都在2015年舉辦《石渠寶笈》特展,蔚為風潮。十年過去,即使稍有退燒,《石渠寶笈》仍是市場鍾愛的標誌,在每年古書畫十大高價總能見其身影。

明 吳彬〈十八應真圖卷〉局部,紙本設色,31×571公分,北京保利2009秋拍,成交價人民幣1億6912萬元。此作錄於《石渠寶笈》,但有一說認為與吳彬風格有差距。

偽畫大全《寶繪錄》

有商機就有犯罪動機,與《石渠寶笈》等正面教材相反,古代也不乏造假的著錄,就如今日有野雞雜誌、野雞大學文憑。明代中晚期古董交易蓬勃,面對廣大的市場需求,造假產業應運而生,除了蘇州片一類的作坊,還有專門的假畫著錄,晚明張泰階所輯的《寶繪錄》便是經典負面教材。

張泰階是松江人,出身官宦之家,曾考中進士,歸里後經營刻書舖。他號稱家有「寶繪樓」,富藏歷代名蹟,在《寶繪錄》中先煞有介事地寫了一段虛實相參的畫史,羅列所謂的歷代名家,當中有許多可疑處,例如人物畫家閻立本、以花鳥著稱的黃筌都被歸為山水畫家,與現今知識悖離。在建立收藏脈絡後,張泰階洋洋灑灑將三百餘件作品登記在後,年代早的有晉唐古畫,包含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等「傳說級」畫家,還動輒搬出宣和御筆、御印,裝作宋代內府收藏。元畫在全書占最多,頻見元代趙孟頫、黃公望、俞和、柯九思、倪瓚、吳鎮的題跋與相互唱和,捏造動人流傳故事,但漏洞頗多,如落款年份竟比畫家卒年還晚,經不起推敲。《寶繪錄》所反映的品味,傾向吳門引領、以元畫為尚的觀點,也大量偽造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的題跋為作品加值,符合當時的市場喜好。可想見,張泰階作此書的動機,脫不開鬻畫目的,亦有藉此虛張收藏、拉抬身價的企圖。

王蒙(款)〈天香書屋圖〉,紙本設色,35×137.3公分,程十髮藝術館藏。此為《寶繪錄》收錄作品,後柯九思、文徵明跋亦與書中紀錄一致。

明代晚期到清代前期,受限於資訊不流通,《寶繪錄》尚被時人採信,至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時,館臣已忍不住指出此書的可疑之處,在存目提要寫道:「自言多得名畫真跡,操論甚高。然如曹不興畫,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已僅見其一龍首,不知泰階何緣得其〈海戍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累累,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閻立本、吳道元、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廁名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歷代諸家跋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也。」其論點是書中收錄太多前所未見的古畫,違背常理,且跋語格套感強烈。到了20世紀初,研究者更紛紛揭露《寶繪錄》的造假實情,如今成為公論。

引領高價的張大千著錄

在近現代書畫領域,偽作時有所見,著錄的重要性不亞於古代,藝術家在世時親自編選、公立博物館展覽出版的著錄類型,受人倚賴。以現在市場寵愛的張大千為例,張大千生前即非常活躍地舉辦近作展,展覽目次、圖錄便成為有力佐證。值得一提的是,張大千近作展展銷合一,往往於展覽目錄中明確標示價格,昭示了作品在畫家心中所費成本與精彩程度,成為後世的拍賣價格的一項指標。大千近作展中,以1946和1947年在上海成都路中國畫苑舉辦畫展尤為重要,至今不時可在拍場見到當中作品。例如於1947年近作展標價最高、舊幣800萬元的〈臨北苑江隄晚景〉,後於中國嘉德2017年秋拍寫下人民幣1億3225元成交價。

1947年張大千近作展覽目次,明列作品售價。

張大千晚年則有一次全面性且學術的回顧大展「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1972年於美國舊金山砥昂博物館亞洲藝術中心(今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舉辦,展覽以呈現完整的藝術生涯面貌為目標,張大千親自挑選1928至1970年共54幅代表作,並出版精美的中英文圖錄。這批可謂張大千畢生精選的作品,更具代表性與限定性,在往後成為頂尖藏家的購藏目標,如大千贈高嶺梅伉儷的〈嘉耦圖〉, 2011年於香港蘇富比以1億9100萬港元成交,創下當時張大千最高拍賣紀錄。

張大千1946年作〈江堤晚景〉,紙本設色,187.5×120公分。1947年「張大千近作展」售價舊幣800萬元;2017年中國嘉德成交價人民幣1億3225萬元。

一般認為,公立博物館具有一定的審核機制,有把關之效,因而較受信賴。例如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早年採邀請制,「非有卓越的獨創精神與蔚然成家的風格,不邀請展出」,品質有保證。 張大千百年冥誕之際,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張大千百年紀念大展」(1998),除故宮藏品,更招集海內外重要藏家參與,精選123件具代表性的作品。重要的是,此次展覽圖錄由鑑定專家傅申執筆,為每幅作品詳加分析導讀,賦予了高度學術價值(傅申曾策展「血戰古人─張大千回顧展」,為研究張大千書畫的權威)。見載於圖錄的作品,後續亦有釋出拍場。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國內書畫藝術的最高殿堂,其著錄絕對有鍍金之效,為避免圖利藏家之嫌,近年故宮向私人借展的態度趨於謹慎,此類官民合作大展遂從視野逐漸淡去。

著錄早是藝術生態的一環,為藝術品可見的流動軌跡,藝術家藉此為作品留痕、學者據以考究、藏家為之競逐。然而著錄也潛藏若干危險性,舉例來說,純文字而無圖的著錄,讓後人有機可乘,可依文字捏造圖像;過度看重著錄,也容易因此忽略作品真正的品質。說到底,著錄是藝術史上的輔助性材料,是助力而非絕對,沉溺於著錄的迷思,終究不如直面作品,眼見為憑。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薛永年〈《石渠寶笈》與書畫鑑藏〉,《藝術史研究》總第145期,2015年第8期,頁73-82。
高明一〈《寶繪錄》─晚明蘇州偽作古畫的收藏著錄〉,《故宮文物月刊》422期,2018年5月,頁18-28。
姚雨〈由《寶繪錄》看晚明書畫的贗品消費現象〉,江蘇大學碩士論文,2023。
傅申《張大千百年紀念大展》,臺北:羲之堂文化出版,1998。


【雜誌購買連結】

典藏官網
蝦皮

【更多古美術最新消息】

FaceBook
Instagram

江采蘋( 51篇 )

《典藏.古美術》編輯,古文明愛好者,關注書畫藝術活動,秉持幽默看藝術。

查看評論 (0)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