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史觀：伏藏——從性別論述到酷異美學

匱乏與多餘的源頭

走出二元化的性別社會，當代文化思想生產了性別、性向、陰性氣質與陽剛氣質的再書寫，也透過藝術實踐與大眾影視工廠的傳播，為跨性論述與酷異美學提供了蝶變與再生的過程。

1985 年成立於紐約的游擊隊女孩，是匿名的激進女性團體。為了保持匿名，成員們戴上大猩猩面具。她們認為隱蔽身分是因為議題比個人身分更重要。其第一個行動是對現代美術館1984 年舉辦的「近期畫作與雕塑的國際調查」展覽作出回應。之後，游擊隊女孩擴大目標，開始將種族主義納入抗議範圍。她們利用海報、書籍、布告欄及公眾演出，揭露藝術圈內的歧視與不實，這些內容成為1980 年代重要的性別與種族聲言。由於游擊隊（Guerrilla）與大猩猩（Gorilla）諧音，游擊隊女孩也因此被視為具有「男子氣慨」中的「猩猩氣慨」。

1990 年代，進入是性別運動和論述「蝶變」與「再創生」的年代。從異性藝術、女性藝術、同志藝術、陰性書寫到酷兒藝術，社會裡的性別位置和權力配置，為文化研究領域提供一條論述與行動的抗爭脈絡。在「性別和性」的議題，創作者不僅試圖從身分與認同的身體概念中胎變而出，女性藝術本身也開始出現異化現象。從順從到抗爭、從陰性到陽剛、從典範到酷異、從兩性到跨性，伴隨著視覺文化的展演，性別的迷覺過程也從非典的實踐行動，進入經典的論述形成期。

母型的蝶變與再生

回顧西方「性別與性」議題發展，從「藝術」與「女權」的革命到「酷兒美學」的誕生，其論述先重複了古代神話，有關鐵阿瑪的史詩過程：權力征戰、文本反覆、解體犧牲、形象曲扭、隱藏式供奉，並在其他文化的接力傳說中，回到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神譜》的典故，有了阿芙蘿黛蒂式的再生故事：弒權、閹割、拋棄、轉生。

父系社會神話取代母系社會神話後，母型的第一次蝶變，即是從「鐵阿瑪」形象過渡到「蓋婭」形象。蓋婭的父權顛覆方法，建立了陰性的戰鬥模式。而當父神的陰莖被拋在海中，愛欲之神從其泡沫誕生後，父神又用他的陰莖餘物顛覆了兩性的功能關係。阿芙蘿黛蒂成為父神自體繁衍的女兒，兼具性慾與情慾的雙重表徵。這段蓋婭的陰謀、烏拉諾斯的殘缺、阿芙蘿黛蒂的歧出，提供了一個被閹割的革命神話文本，也成為性權、繁衍、物慾、毀壞、拋棄、再生等詞的註腳。

母型的第二次蝶變，是鐵阿瑪的形象與行為被邪典化。進入地中海父系神話後，她被解構，其女祖地位亦被蓋婭所取代。長期以來，人們想像的鐵阿瑪形象，便如同大眾文化、電動遊戲中出現的巴比倫龍后——形體酷麗，帶著邪暴的暗黑能量。直至當代，在酷兒理論與其擴延的流行文化美學中，善於組裝的鐵阿瑪以其潛隱之姿，才逐漸又建構出一個文化區塊。

母型意識型態的第三次蝶變，來自現代性別文化論述上的辯證。在論述上，20 世紀前期，以佛洛伊德為主的精神分析，曾導致女性主義進入性別意識領域。在陽具中心論的版圖中，性別論述有了「匱乏」與「多餘」之說。

1960 年代末，基進女性主義曾主張找出女性壓迫、匱乏的根源。她們在性別角色、家庭角色、社會角色，還有愛情、生育、色情、身體、強暴等奠基於異性戀的社會領域尋找，以至於「女性」或「女人」的界定，還是來自過去社會授予的概念。

在創作上，德國藝術家尤妮卡．祖恩（Unica Zürn，1916 -1970），在1964年曾以個人與群體精神分裂症狀，素描了《甘迺迪之謀殺》（La Mort de Kennedy），呈現出女性創作與心理分析的互動關係。在論述上，綜合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析論，社會主義的1970 年代女性論者，更介入了經濟、社會與心理機制的改造主張。隨著基進女性主義發展，有關性╱性別與性慾取向的女同志理論（lesbian theory）逐漸形成。1975 年，美國女性主義文化人類學者、性和性別政治的活動家和理論家蓋兒．魯冰（Gayle Rubin，1949-），在《販賣婦女》中首先提出了「性╱性別系統」的概念。1984 年，她再以《思考性：性慾取向政治的基進理論筆記》，切入80 年代初的「性論戰」。該論文被廣泛認為是男女同性戀研究、性研究的奠基文章。魯冰撰寫系列主題包括了女權主義、施虐、受虐、賣淫、戀童癖、色情和女同性戀文學，以及人類學研究和城市背景下的「性亞文化」發展，將性別議題導向性行為的社會研究。作為同性認同的知識研究者，法國歷史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以歷史現實材料為根據，並以長達42 年出版期的四卷《性史》（L’Histoire de la sexité），用宏觀的學院色彩，進行了性行為與社會關係的譜系研究。其系譜學（genealogy）的研究方法，透過本體論及知識論的穿梭，將黑暗的《性史》與《瘋癲與文明》等議題，置於西方文明史的大框架中。

此西方為軸線的論述發展，一方面召喚了鐵阿瑪式的幻變與激烈抗爭身影，以及蓋婭式的機智與合謀抗爭模式；另一方面也使反西方中心論的地區面對一個新處境——在不同社會發展歷程中，性別議題是全球化還是地域性？有沒有一些傳說寓言、童話隱喻、文學陳述或現代神話， 可以詮釋這種差異性？ 愛蓮． 西蘇在1975 年的《梅杜莎的笑聲》（Le Rire de la Méduse）書中，即以譬喻方式提出「飛翔」是婦女的姿勢——她們要用語言飛翔，也讓語言飛翔。西蘇「陰性書寫」的概念，在於陰性族群想用自己的語言方式說話。此不合「邏各斯中心主義」語言系統的「陰性書寫」，涉及了書寫氣質理論與溝通方式。以下，再透過「梅杜莎的笑聲」、「閣樓上的瘋女人」、「百搭寓言體的進出」之詮釋發展過程，以陳述「非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陰性論述書」之進場與出場過程。

梅杜莎的笑聲

梅杜莎的笑聲——是一種從殘缺與不足中長出的威脅力量，沒有語言系統，只有音響。陰性書寫與酷異美學，均誕生於幽冥與黯語的空間。其組合是基因混合與性靈異變，並於主流系統之外，以半神、半殘、半魂與半獸的梅杜莎之笑聲，行走於世。

「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一詞，來自上述法國當代小說家、戲劇家和文學理論家的愛蓮．西蘇之觀點。它擾動了性別研究方法與書寫風格，並在分歧的論見發展中，產生了擴張場域的連結。具有認同困擾的西蘇，出生殖民地時期的阿爾及利亞，父親是一名猶太人。在1970 年代法國，西蘇因對社會體制中特權問題有特別感受，遂透過文學作品，探索家庭內部以及政治和學術領域裡的壓抑狀態。

她大量閱讀了古希臘、羅馬神話和西方文學，於1967 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上帝的名字》（Le Prénom de Dieu）。1968 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後，再發表了研究著作《詹姆斯．喬伊斯的流放》，開始視書寫文體為一種看待事物關係的社會態度。在1974 年評論佛洛伊德、愛倫坡、喬伊斯等人的論文集《人名》（Prénoms de Personne）中，西蘇批評男性作家將「女性」與「死亡」作了等同的想像，並用語言將女性限制在一個狹隘的經濟體系裡。

1975 年至1977 年間，她發表一系列以女性寫作為中心的論文和著作，試圖探索女性文本、女性氣質、女性寫作與女性解放等諸多問題。其書目包括《新誕生的青年女子》（1975）、《梅杜莎的笑聲》（1975）、《閹割還是斬首》（1976）、《談談寫作》（1977）等。她提出女人必須通過她們的身體來寫作，藉書寫情慾、自身覺醒、一些微小又巨大的騷動、某些無法攻破的語言，以便摧毀隔閡與戒律，得以擺脫監視與枷鎖。

1970 年代，「陰性書寫」被定義為由女人寫的、關於女人的、為女人寫的作品。其中，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1930-）所指的「陰性書寫」概念，多以女性作品為對象，但也認為在男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陰性書寫」的特徵，甚至，以男子口吻描寫女性的作品，也可以是研究對象。伊瑞葛來的《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即就佛洛伊德論「女性特質」的講稿，指出佛洛伊德多以生理結構決定心理，推論女性命運的因果。這種方式，是因為佛洛伊德遵從了傳統哲學對「同一」邏輯的預設。她試圖推翻「同一女性特質」之預設，指出傳統父權制度認可下的「女性特質」，是以男性期許下的同一形象為標準。以男性特質為常態模型，會只承認單一男性主體的合法存在性，以致女性被視為殘缺的變體。

全文未完，本文節錄書籍《抵抗的原力：性別藝術與酷異美學的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