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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的「挑戰」】成為庖丁:觀察式書寫與新時/世代藝評人的評論戰鬥

【評論的「挑戰」】成為庖丁:觀察式書寫與新時/世代藝評人的評論戰鬥

上下世代的評論意識,是從「改裝」到「組裝」的過程。過去「台灣評論」的主體焦慮、知識焦慮,現在都變成是「台灣評論人」的主體焦慮、定位焦慮。但要說新時/世代評論人的主體,偏偏又是複數的——我該如何從各種文字工作經驗中湊齊七顆龍珠,以召喚出名為「評論」的神龍?我這個筆者,將以過去在不同藝術領域中擔任不同委託單位、不同邀稿之書寫取向的「觀察人」、「觀察員」或「陪伴者」相關身分經驗,提出個人對觀察式書寫的若干反思,兼談自身作為新時/世代評論人,在加速時代下如何思索自處之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莊子.養生主》

當代藝評書寫,注定需要因應當代藝術生產的策略轉向而有所嶄新的應對方式。在各種觀演經驗及其評論反饋的閱聽演練下,現在的觀眾及讀者已變得越來越聰明,再怎麼生僻或學院式的詞彙都能被理解。反之,成為群眾的讀者常常更擅長從作者繁複的語言叢林中指出作者的不足與未盡之處,並加以批判甚至挑釁。讀者期盼讀到的,都可能不再滿足於一種知識的單純交換。評論的策略轉向除了是藝術作品生成方式的趨勢變化所致,也跟機構與生態機制緊密扣合。前者從過往遵循作品的整體構成,轉為發展中的藝術田野、計劃型創作等;後者則以委託製作、市場買賣與成就交換,都使得「作品」從名詞質變成有時態變化的動詞或形容詞。綜合各種情態而採取通用名稱之「階段性創作」——然而評論書寫對此的回應角色,以及在藝術生態當中的戰鬥位置究竟該如何精準判斷?

過去總是位處末端的評議者、評價者,在因應轉向需求逐漸變成中介者、倡議者的「評論人」——我這個筆者,將以過去在不同藝術領域中擔任不同委託單位、不同邀稿之書寫取向的「觀察人」、「觀察員」或「陪伴者」相關身份經驗,提出個人對觀察式書寫的若干反思,兼談自身作為新時/世代評論人,在加速時代下如何思索自處之道。

「未完成」的「半成品」:三種藝術領域的「階段性」功能差異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三種領域對階段性創作的共通功能,最常見的無非是作為補助資金方案下的階段呈現,以及長期計畫發展中用作試驗的里程碑式展演。三者之中,就屬影視產業最深諳其道。作品尚在籌措資金的前期製作期,往往需要藉由短片作品、長片試拍、預告片試拍等,交出試驗性成果來說服資方,製作時程的鋪張也為三者中最長遠。表演藝術也不例外,除了是委託製作的場館、單位必須驗收或評估演出的可行性,或是往計劃型展演語匯方向滑動與合謀的當代表演創作,也講求作品生產過程的可視化。這常常也招致觀眾的困惑——一方面好奇創作者的最新動態,另一方面卻又因為看了一場「未完成」的「半成品」,而無法確認對所發表展演的明確想法與評價。崇尚親密經濟與觀眾參與體驗的時代,觀眾被動地攪入作品生產情境當中、成為生產過程的一環,卻也常常被要求主動參與成為促進生產的一員,共同盼見作品誕生的時刻。這對典型的時基藝術(time-based art)特性創作而言,觀眾從觀看作品內部的完整型態,如今都溢出於作品時間以外的生產時間軸。

在當代藝術領域中討論「階段性」是三者中最為複雜;倒不如說,對觀眾端而言幾乎不會構成太大問題。視覺藝術雖然也會有需要交代作品製作進度的對象(如藝術獎項審核或補助機制),但創作者往往比表演藝術與電影領域擁有更多掌握獨立作業、自身期許、模樣與進度的空間,並在每一次不同場域的展出中作出相對適切的版本。無人在乎靈光消逝與否的年代,過去的作品從「唯一」與「在場」,現在都因為媒介形式的出走、網狀化與擴散性,以及藝術田野與計劃型創作的大幅興起,都改變了藝術生產的樣態。

綜合各種情態而採取通用名稱之「階段性創作」——然而評論書寫對此的回應角色,以及在藝術生態當中的戰鬥位置究竟該如何精準判斷?(繪圖/阮永翰)

「作者已死」已死:觀察式書寫的行動式與相簿式存參

既然創作機制的變化讓「最終成品」轉向「生產過程」的高度關注,藝評當然也在逐步修正自身對創作計畫的開放性理解與書寫評述性的尺度拿捏。加速時代讓觀眾更快看見事件的發生與構思的組成,但階段性創作很可能因為題材想法與形式的不斷更新,讓評論人好不容易建立起對藝術計畫的想法整理,隨時都會因為計畫變更和替代方案而被槓掉,嚴重時更需打掉重練。這情況在藝術家有著結案壓力之下,或是廣納各方參與觀眾交換意見之後更為顯著。其中尤以我投入大型機構之補助計畫觀察者的經驗中,實際接觸了不少有著大幅度計畫變動的藝術家,更加體會「觀察式書寫」之難。

如何在短暫的計畫期程內完成書寫,並針對個別創作計畫提出若干見解,都極為考驗觀察者的理解能力、掌握速度。如果面對到不甚配合的藝術家,甚至考驗評論人的讀心與通靈能力。藝術家忘記上個月分享過的「核心概念」這等狀況也頗為常見。此外,觀察者不一定全盤了解藝術家進行中的新計畫及其知識系統,而且計畫還在路上,以至於觀察者勢必發展出一套屬於自身的「行動式書寫」——必須行走至藝術家運行的跑道與軌跡上,找出他們目前的所在位置,適時像個記者般詢問他們當前運動的身心狀態以及前往方向。畢竟我們終究不可能再是安坐在終點站旁檢驗成績並給予運動表現評核的「評論人」;反倒是需要走向藝術家的第一行動現場,觀察並報導他們的肌群結構、訓練方法。

然而,正在發展中的藝術家未必會對闖進跑道的觀察者完整透露計畫的真實想法;尤其越資深的藝術家往往更擅於採取「展場入口式說明」來做對話應答。藝術家的配合度與討論深度,都成為觀察者對創作過程的透明度、知情權限,並影響對創作計畫有效性的判斷。吾等觀察者畢竟不是台新提名觀察委員,資歷深淺成為公信力的背書,也是對新世代藝評人的一大考核。於是,觀察者的「行動書寫」偶爾更需具備某種身分表演或是知識外曝手段,以求取得藝術家的信任來換取資訊的深度揭露。當然,這也得端視觀察者與藝術家雙方是否願意交換一定程度的信任或友誼關係。尤其對新世代評論人而言,能否進入這個「關係局」,可能都取決於自身對藝術圈黏著度的高低。觀察的政治與觀察者的位階無所遁形;機構或單位能否為所委託觀察者的身分背書,並促進這一局的生成,也就至關重要。

當計畫來到「階段性結束」,觀察者如何拿捏個人喜好與創作成效的表態,文章就會寫得心驚膽戰。過去評論大可宣稱「作者已死」;但在這句老話都顯得極具歷史感的今天,書寫者更需對創作者的動態擁有高度掌握。樂觀來看,抑或許觀察式書寫,就如同為一隻成長中的愛犬做攝影紀錄,每一幀照片都記載著斷代的長相。對象的身形與眼神變化,透過不同階段時期的照片得以體現出來,最終成為相簿式的存參以供作成長史的憑證,留給未來愛他的人得以找出階段性差異與成長的幅度。這都成為對現象的「書寫」,而不是研究型、批評(critic)式的「評論」了。若真如此,往後除了「藝評人」以外,是否還要添加守備範圍更廣泛的「藝寫人」(藝術書寫人)此一選項?

「機構網絡」中的評論變身,及「評論場」的妄想

我曾多次開一個玩笑:「當文化與藝術有個那麼大的實驗場,那會不會有個『臺灣當代評論實驗場』呢?」曾幾何時,我也希望有一個屬於評論人的社群,能夠定期聚首促膝長談、組織成一股應對未來藝術圈發展的書寫力量集散地;但這句玩笑話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得不重新檢驗此一理想的有效性。

不似藝術創作有輔導機制,常常獨立作業的評論工作從未妄想過有個輔導機制。這當然是因為長期缺乏評論教育的系統建制,以及評論人社群的連結零落。尤其當書寫發表平台也成為機構一環,並與其他藝術生產機構相伴結盟;甚至包括評論人在藝術圈內的人際網絡,共構出龐大的「機構網絡」時。各種意義上的甲方與乙方,如何有效雙向溝通書寫介面的深淺,都一再考驗評論人的尺度進退。

現今的新時/世代評論人,已再難從單純專注於評論書寫而獲得一戰成名,反倒需要借助外於評論的書寫工作(報導、訪談、文案、企劃案等,甚至策展)來換取進入機構網絡的機會,評論人因此更廣泛地成為了中性的「文字工作者」、「自由工作者」。恰好也正因為攀附於滿怖零工經濟的大機構網絡,比起過往「直腸直肚」、「手起刀落」式的大砲型批判,今日的評論人可能更難採取過度直接的口吻,或是明刀明槍的褒貶。雖然未必嚴重到說是「明哲保身」,但對新世代評論人而言,如何不因為自己的言辭,而遭致自身無法成熟應對的責難、後果、生涯折損,都必定是慎重考量過的。期許打開的評論戰場趨向軟性與韌性,但又不想被指責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的書寫憂患;亦考慮到與其在「評論場」中奮力與他人做光譜磨合的社群理想,不如終究只能獨自開疆闢土、走入屬於個人的「無患戰場」。

上世代評論人寫作的參照較少,在面對新型態來臨的藝術生態,必須疾呼離開西方、從過往舶來理論中的架構基底去改造成為新的在地評論文體和語言。新世代評論人繼承了上世代的遺產,從中直接習得在地評論語言以後,也較為遠離重探西方理論根基的重責大任,反倒必須更快速掌握評論的國際語言,知識系統模組也隨著趨勢行進過程中逐步自我優化。來到今天,愈加訴諸技術美學的VR與XR、數位藝術與新媒體藝術、藝術田野與計劃型創作、元宇宙與NFT……,過去只需要用眼睛看的作品,如今都被要求還要五感交錯體驗,甚至摸索各種形上學與區塊鏈的論述與概念。在全球藝術語言範式時代的全面沉浸,評論人社群的分工根本沒有平均分佈在各種藝術形式領域的戰場上,致使新世代評論人已再難好好把持住從上一代交接過來的接力棒,而必須隨時在形式場域的各種新舊跑道中來回切換賽道與路徑,甚至接下不斷空投下來的各種任務與指令。

既然評論書寫體制欠奉,也就容易讓新世代藝評人逐漸淡化對於學院式評論教育系統訓練的想象,而更傾向於自我培力。當然,至今大專院校的學子們仍然大量吸收西方與全球理論,但消化過程與輸出渠道注定不會跟上世代一模一樣了。意即,以前對舶來理論的學舌與轉化是「寫中學」;現在是對在地文體的意識繼承、同時朝向國際語言範式的「學中寫」,同時還得借助其他力量的加乘(如人際網絡、機構網絡經驗等以促進知情權限)。

上下世代的評論意識,是從「改裝」到「組裝」的過程。過去「台灣評論」的主體焦慮、知識焦慮,現在都變成是「台灣評論人」的主體焦慮、定位焦慮。在今天想要書寫更有創造性,可能都還得先讓「筆者」更有主體性。但要說新時/世代評論人的主體,偏偏又是複數的——我該如何從各種文字工作經驗中湊齊七顆龍珠,以召喚出名為「評論」的神龍?

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母親與小孩(分離)》(Mother and Child (Divided)), 「透納獎:回顧1984-2006」展覽現場,泰德美術館(Tate Britain),2007。(© 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

體乏神傷的時代,愈要在「無患戰場」中游刃有餘

如果註定無法迴避階段性展演的春筍叢生,或只能在單一時程事件中,針對交付對象去觀察、書寫——那有沒有可能發展一種「生涯觀察者」,真正落實對藝術家從過去、現在直到未來,其脈絡路徑做長效性的觀察,才有可能促成觀察式書寫更加具備效力?可要談長效性,追蹤藝術家生產過程的黏著度又必然與新時/世代評論人的生存模式相違背;行事歷滿檔已是常態的我,何以在時代加速之餘還要加好、加滿?網狀化的藝術計畫如藤蔓般在時間軸上綿延生長,閱聽經驗就不得不取代讀書量;擔心沒蒐集到一塊拼圖就無法拼出完整脈絡——無法專注的事實也印證了如前所述:難不成好好思考理論原點如宿命般艱難?還不如自行組裝知識?這到底會是本末倒置,還是將錯就錯?

一如本文開頭假掰地引渡莊子所言:人的生命與時間有限,然而知識與世界卻正在無限滋生中。未免過度體乏神傷,新世代藝評人從上一世代評論人手中接棒,戰鬥位置的順應能力就算沒有「斷裂」如此嚴重,我也該思索自身是否真的準備好從「知識轉型」變為「戰場轉型」和「身分轉型」的決心?

每位評論人何嘗不希望自己成為獨當一面、言論鏗鏘有力的立論者?但本文欲強調的是,作為新世代評論人的我,究竟想不想、能不能體認到,在成為理想的書寫者以前,時代給予的門檻就是「評論人身份的未竟」?面對台灣藝術界儼然已是一座龐大的機構網絡,想著要怎麼特立獨行都幾乎是徒勞與枉然。離開自身對「評論主體」的焦慮,意味著站在今日的風頭浪尖上,如何不再惱於加速時代、如何縱使已然遁入快速運轉的體制機器當中,仍然能把守與穩住自身節奏,才能在「無患戰場」中安身立命?不想憂患,並不表示評論人放下身段屈身於機構網絡的犬儒式生存法則;反倒像是李小龍的那句曠世名言,能否在結構賦予你的每一次形狀中,仍能姿然流動?在自媒體比傳統書寫平台更容易成為戰場的今天,成為在前線衝鋒陷陣的魏惠王何其容易,但要成為通透世故的庖丁卻何其艱難。上個世代留下的提問,下個世代依舊無從解套,反倒已成慣習。於此,新世代評論人要面對的,恐怕是台灣評論史上從過去到現在,所有問題的積累、全部挑戰的加乘。

在全球性藝術語言範式的機制裡,怎麼在失控的牛圈中成為耐心解牛的庖丁、在機構網絡中游刃有餘,是一門從「學習書寫技術」上升到「掌握書寫藝術」的「評論之道」。如何下刀不見血、悠若聽雅樂——若遵從藝術生態並以此為順應事物的常法,也就可以保身,亦可全生了。

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母親與小孩(分離)》(Mother and Child (Divided)),「To Be With Art Is All We Ask」展覽現場,阿斯楚普費恩利現代藝術博物館(Astrup Fearnley Museum),2012。(攝影/Vegard K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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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鎮逸( 4篇 )
旅台馬來西亞人,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文字工作者;亦為跨領域自由評論人。畢業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戲劇與影像系、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現就讀於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 E-mail: yizaise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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