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千惠專欄—文化刨丁】—牛肉的滋味，藝術與政治的關係距離？

編按：典藏ARTouch與《今藝術＆投資》於2024年2月起推出「回望當代’11~’20：藝術大事記」專題，編輯台特邀（按姓氏筆畫排序）吳思鋒、高千惠、高森信男、孫松榮與張寶成等專欄作者，從自身的觀察與經驗出發，書寫他們所關注的二十一世紀一〇年代當代藝術現場。

政黨輪不輪替會不會影響藝術社會生態？若會，是以那種方式影響？藝術界不斷要求政黨要端出文化政策的牛肉，但究竟想吃那種牛肉，土產牛或進口牛？要幾分熟才能達到口腹的滿意？牛肉的滋味想像，是否是藝術界與政治界的關係距離？當藝術社會遇見文化治理後，我們看到了什麼新的藝術生產線？

儘管一個世代的輪廓難以年度作斷代，但2024年之後，藝術界是期待「換檔」（shift）、「切換」（alt）、「暫停」（pause break），還是無法刪除下的「重啓」（reset）？有關「終結之始」（The beginning of end）的想像，已在過去多年的積累中，呈現出現實的輪迴景觀。以下以個人記憶中的大事件為回顧，「前太陽花學運期」、「文化元年之後」、「疫年封關期」、「後疫年症候群」，來看主客觀交錯認知下，那個行經過的平行時空。

前太陽花學運期：當「御宅族」開始上街頭

在2006年至2009年間，臺灣有兩條「區域的前衛」路線。一是對「全球政治藝術」的迫切接軌；二是對「新創作媒材」與「新媒體藝術」的物質性產生關注。另一方面，此「區域的前衛」路線，亦為2010年代新起的臺灣當代藝術之轉向－地域性與當代性的重探，作了前鋒上的前置鋪陳。個體與藝術的關係，原是可以「與神直接對話」，但神諭仲介與機構連結的渴望，使社會性、政治性、經濟效能的話語權成為藝術社會的重要形塑條件。

2010年代前期，因各種實驗網站的創立、電子科技藝術的浮現、邊緣噪音與音像文化的跨域展演崛興，臺灣當代藝術的主流聲量與話語權，曾放在「國際現實主義」與世代「頓挫藝術」兩支分歧的「當代性」上。儘管在地政治藝術的缺席一度成為前衛藝壇的焦慮，但在地方、城市與中央的資源下、文化行動主義與新類公共藝術，也成為此十年的重要發展軸線。

在世代背景上，80後的藝術工作者之養成與展露，正是2000年至2010年間—所謂的臺灣「80後－頓挫藝術」族群的形成期。此「80後」族群，多指臺灣三大藝術學院學生。在「前太陽花學運期」，他們在「去大敘述」、「輕且薄」、「頓挫」、「沉浸個人世界」、「走出現代主義脈絡」等詞的加被下，曾被視為從大我歷史意識反縮為小我日常世界的表現類型。另一方面，也開始有些學生介入了社會運動。在自覺、社會氛圍與政府補助方向下，2010年代興起的考古與返魅行動背後，呈現出一種資訊補遺的歷史焦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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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開始，直屬於文化部的國立臺灣美術館，出現以明顯島嶼地誌為名的雙年展——「台灣美術雙年展」。第一屆以「家」為題，第二至四屆以「台灣報到」為題，第五屆以「一座島嶼的可能性」為題，2018年第六屆以「野根莖」為題。改寫臺灣文化主體與地方藝術史的南方行動，成為文化機制的新補助潮流。田野、文史、靈異、原民等研究在此時期崛起，並逐漸成為文化時潮。這一階段，有關藝術教育、技術與勞動、生活與生存模式、能量與資訊來源、文化論述、文化機制、市場機制、媒體效益、評論生態等與藝術社會有關的現象，皆明顯進入「更新」的運作狀態。

文化元年之後：十全大補帖的相濡以沬

2011年，因文建會補助兩億多元給予《夢想家》，被視為當時文化治理的嚴重病徵。一群藝術文化工作者因而發起「文化元年」行動，促動要有國家文化政策方向。2012年，以「泥土化」、「國際化」、「雲端化」、「產值化」為「軟實力」，文建會轉型為文化部。文化與先鋒科技結合，創新產業生態、提升藝術經濟等推動，也成為官民雙向的共識。2012年至2024年，文化部經歷龍應台、洪孟啟、鄭麗君、李永得、史哲部長期。其個人背景、文化政策方向、親近人才與補助主流方向，均可以在網路中整理出「文化元年」之後，藝術文化工作者的夢想與文化政策的互動結果。

此階段，亦是藝術文字書寫從紙本轉向網路平台的年代。在藝術的穿透動能上，它轉向詮釋、推介、報導與傳播。在文化政策與大環境趨勢下，政府部門出現大量地方展覽空間、替代空間的補助方案。而替代空間、中小型畫廊、藝術雜誌擴張等年代現象，促使藝術書寫者與策展人進入了藝術產業鏈。越來越多補助案跟文化空間BOT出現，也使地區藝術界加速度地邁向專業化、產業化的更新。「策展學」與「藝術書寫」更成為具方法論的工具學科。

在「南向政策」鼓勵下，藝壇與東南亞、南島的交流成為國際對話主流。媒材上，錄像藝術成為田野實踐後的視覺再現語言。當地方創傷歷史、現代性中被排斥的非理性結構、以及亞洲式的泛靈論結合在一起，影像上昇為橋接與再顯的神鬼媒介。2014年之後，此再顯世界在官方認証下，因「在地性」而被視為一種文化新史觀的認知實踐。山海、島嶼、地景、宮廟、產物等成為藝術獎項中的文化與美學元素。金額較大的大地藝術祭形式，亦成為重要的策展圈地。這些相關整理，可能要封存許久才能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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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行動扶植，旨在於「培植」與「曝光」。「國家代表隊」的藝術國家化的概念自1990年代即存在，2010年中期更出現了加速版的年輕世代扶植行動，許多補助與獎助方案均年輕化。在世代界定上，亦逐漸從45歲下修到35歲。45歲以上最好已有團隊組織，否則都是個體戶的狀態。世代焦慮與世代仇視取代族群分離，資源分配中也隱藏著政治選票與文化路線的趨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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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土化」、「國際化」、「雲端化」、「產值化」下，藝術博覽會等文創產業自然也沒有被邊緣化。在無形政治與有形經濟的加持下，很多藝術工作者認為「藝術」可以成為一種知識與創意的「產業」。2017年至2023年，藝術界出現了「唐鳳現象」。（註1）跨領域、跨性別的數位藝術，在疫年時期更成為官方文化機構與民間媒體的新潮所在，數位科技與通靈之術成為藝壇兩極化的共在。從2011年的「夢想家事件」到2023年的「補風追擊」，這段十全大補帖的年代，終使「文化治理」與「文化資源」連結在一起。藝壇沒有文化之戰，只有資源之戰。

疫年封關期：例外狀態下的真空地區

疫年，無疑提供了一個檢視生命政治理論的歷史之鏡。（註2）「內卷式」的創作與「排他性」的文化論述在地方迷漫，說明所有強調生命政治理論的正義之聲，都有了「例外狀態」下的新價值觀，以及不可比擬或參照的「地方必要性」。

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在《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一書中提出，在20世紀西方政治史上，為應對戰爭、自然災害等緊急情況，國家會懸置法律和公民基本權利，通過強化國家權力來渡過危機，這種法律秩序被懸置的狀態就是例外狀態。2010年，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繁體中文版上市。（註3）阿甘本的「赤裸人」概念被引用甚多。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之際，阿甘本不改理念，在2020年2月25日的義大利《宣言報》發表了《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一文，持續以生命政治的理論視角，批評政府採取不合理且無根據的緊急措施，並以健康為名限制人身自由，擴大了例外狀態。

阿甘本指出，在疫情，歐洲各國通過「技術手段」取消生命的情感、交往、政治等非生物維度，以實現生命政治的目的。在阿甘本看來，無論是社交距離、口罩，還是線上教學、數位技術，每一項都並非中性的「技術途徑」，而是生命政治的「治理手段」。這些技術手段以保護生命健康之名，取消人們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其目的在於創造孤立的個體，阻礙真正共同體的建立，以實現生命政治的治理。

在阿甘本他看來，疫情暴發後，一些地區公民輕易地接受權力對於自由的限制，願意付出政治、文化、社會維度被取消的代價，是將「例外狀態」常態化的一種集體行動。人們進入了一個以健康為宗教的社會，可以不計代價去履行的社會行為。出於對死亡的恐懼，他們願意為了生物性的安全而犧牲一切。而當人們願意為生物性安全而犧牲自由時，他們將註定生活在長期的恐懼與不安中。阿甘本指出，當人們為了規避恐懼而願意犧牲法律、政治、社會身份時，這正是在為赤裸生命的生產創造條件。

此論見引發學界對阿甘本的贊同或批評。法國左翼學者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諷刺他對疫情事實的誤判和對現代醫學的恐懼，由此開啟了有關阿甘本對疫情中的生命政治視角和理論之批判。波蘭左翼社會批判理論家安傑伊．諾瓦克（Andrzej Nowak）亦指出，疫情中的關鍵問題不在於這些國家的生命政治暴力，而是在於這些國家在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失職。（註4）

疫苗出現後，阿甘本的贊成者逐漸增多。他們認為當前的發展態勢，表明阿甘本所擔憂的例外狀態常態化，並不是危言聳聽。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提示，危機之下的權力擴張，會出現惡果。正反兩方如果要有一個平衡點，乃在於持有權力者應該在危機時，更要避免因責任缺位而導致對於生命的更大的暴力。「管理者與執行者的系統」成為被檢討的對象。（註5）

在大疫年，臺灣從2019年到2022年之間的媒體新聞如果一一排列，可以發現「最美麗的風景」一詞也有了「例外狀態」。在例外狀態下的真空地區，「外來者」被視為真空包裝世界的「入侵病毒」。從無菌防堵的全民監督、拒打疫苗到搶打疫苗，造神的防疫英雄在二年內變成仇恨值升高的對象。沒有人知道怎麼了？如果群體記憶如此短暫，歷史又怎麼有真相？

以保護生命健康之名，與亡國滅族的想像，形成一個不能攻錯的結界。在想像真空的山海環境，藝術界再創一次地方奇蹟。在世界各地美術館、展覽空間在硬體上作休耕或改建，或加長加深研究計劃時間時，臺灣疫年的文藝活動仍然十分活躍。這些活動雖可能使用了與疫年有關的題目，但在內容與思想上卻也傾於真空情境，發揮了亂世即遁世的文人精神。人類世、非人、生態等議題成為年代的宏觀關鍵詞，在域內上山下海的田野行腳成為疫年封關中的文化行動。至於針對疫年種種身體、秩序、系統、人與人之間的異化，文化界幾乎都接受了政治正確的「治理手段」，在這方面幾乎是零思考。自然，在國家意識下，異議也如同他者的入侵。

後疫年症候群：面對入侵的正常與不正常

「他者」是誰？乃隨現實改變。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稱其「擁有最珍貴的書」，是一本數十頁厚的小書，封面是硬紙板，上方印有國家名字，可以控制人們能去哪裡、不能去哪裡。它關乎「身分證明」與「移動許可」，表徵了身分、自由、疆界、秩序的管控。2021年，疫苗接種卡一度成為新的「身體保證」與「移動許可證」。然而，當病毒流感化之後，人們也進入危機失憶期。

2022年有一篇境外文章，以反思角度介紹了南希的哲學「入侵者」(L’intrus 2000/2002），並將旅行者、入侵者與病毒作了互文比喻。（註6）文中指出疫年以來，旅行這件事即承載了不受歡迎的病毒經歷，並引發出哲學的思考。南希的闖入者是一顆移植的心臟，南希的身體對它產生了陌生感的排斥，身體相關系統對它產生了機制性的監視串連。在免疫系統陰影下，此狀態會一直存在。南希將此身體過程視為「外在的體驗」和「他者的體驗」。疫後的研究者則再將個人哲學反思與民族志的材料交織在一起，提出移動中的三個入侵主題：暴露的身體體驗、破碎的自我體驗，以及不確定的未來體驗。

繼2001年的911事件之後，大流年的另一恐懼即是「反－行旅者」的態度與行動。2022年，派屈克．畢克斯拜（Patrick Bixby）蒐羅從古到今與「護照」相關的文化軼事，亦出版了《旅行許可證－護照的文化史》（License to Travel－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assport）。此書在疫年晚期出版，對於疫年時期的身體移動者特別有即視感。解封後的「報復性旅行」同樣成為一種可供研究的行為。人們發現，當全世界多數人都打了疫苗或得過疾病，也正常化了這種「入侵關係」。

誰是入侵者？掠奪者？臺灣藝壇，在後疫年出現的「恐懼症候群」與病毒不再有關，而是不同「入侵關係」的對應。這些常態性的「入侵關係」包括「身份與認同的前後關係」、「Me Too事件的對等關係」、「權力與資源的鬥爭關係」、「世代的拉攏與淘汰關係」。輪替如輪迴，取而代之後，便是另一個人事結構的崛起。因疫年而延伸出的恐懼症候群，由隱而顯。許多以對抗為聲言的藝術社會菁英，面對權力與資源被刪除的恐懼，多呈現噤言、匿名或耳語的另類生存狀態，甚至有了「為藝術而藝術」的逃逸轉向。具批判性的評論亦多在獎項、資源、世代等領域打轉。「面對入侵」的選擇與「面對例外狀態」的調控，事實上也折射出藝壇意見領袖們的社會與藝術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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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史」一則是回到每個藝術工作者的認知現場，另一則是回到機構或機制話語權所主導的製造場。藝術，與牛肉無關；真正的藝術，是一個人的江湖。上述二種脈絡都是「當代藝術」背後分歧的政治生命。從2014年的「野草莓」世代，到2024年冒出的「小草」世代，說明世代概念關乎人類集體的生命時間軸。沒有一代不如一代，而世代輪替也多重複著權力的輪替之路。

註釋

註1　2017年唐鳳曾以政委身份參與藝術文化活動，如富邦講堂《開放政府：從奇點到眾點》，並運用虛擬實境遠距機器人導覽故宮南院的「日本美術之最」特展。2022年成為數位發展部首任部長後，數位藝術研發亦於此際成為文化政策的前瞻方向之一。

註2　參見李暘，王卓群：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命政治學、論辯與重塑 。

註3　作者Giorgio Agamben，譯者薛熙平，例外狀態，中譯本麥田出版社，2010年。

註4　同上

註5　參見Eoin Higgins, The Problem Is Systemic: Over 200 Artists and Scientists Dare World to Envision a Different Post-Covid Future, (2020/05/07)

註6　參見Ana María Munara and Adam Doering, COVID-19 the intruder: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with Jean-Luc Nancy into pandemic strangeness and tou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