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總專題】文化政策的難題與實驗 伊卡魯斯、傻子伊凡還是愛德華．愛立克？

「實驗」這個過往被歸屬於科技與科學領域深處的實作空間與活動，在最近幾年成為了人文與藝術場域裡方興未艾的流行名詞。或許是因為21世紀以來，如MIT多媒體實驗室、加州聖塔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等跨領域研究機構及其成果發表的瀰因化，（註1）以及，生物藝術、科技藝術乃至於各類資訊視覺化甚或美學化技術的發展與流行，讓過往史諾（CBE，Charles Percy Snow）的「兩種文化」，（註2）在新世紀裡以一種快速彌合的姿態重新出現於世人眼前。亦或許是法國哲學裡那恣意浪漫地運用科學名詞的風尚，讓「科學」及「科技」社群文化的特徵，成為了人文與藝術領域的新異國情調繆思。

無論如何，「實驗」開始成為人文與藝術裡對於摸索、嘗試新事物的一個鏗鏘有力的「理由」。從某個角度上看，以「實驗」為名進行全新的摸索與嘗試，對於促進新事物、新觀念在藝術與人文範疇內的增長與發生，本質上是正面而積極的態度。然而，真正重要的並非「實驗」的態度，而是具備明確的實驗架構、設計、方法與目標。恰恰是後者構成了以「實驗」為名的文化想像及規劃最大的難題與障礙。更有甚者，如果說「試錯」（trial and error）是「實驗」或者說科學及科技成長與創新的特徵之一，那麼實驗中可能出現的錯誤、失敗，也就成為了人文與藝術對於新的嘗試和摸索，必要的心理準備。明確化每一個錯誤或者失敗的因子，藉以成為未來修正、調整並完成明確目標的基礎，實際上一直是「實驗」或者說「試錯」的重要基礎。要言之，一個科學化的「實驗」絕非是亂槍打鳥或者醉漢漫步的隨機現象，而毋寧是針對一個明確問題，進行持續步驟除錯及克服技術或觀念障礙的過程。

或許真正重要的並非是否支持「實驗」與否，而更在於「什麼實驗？」、「怎麼實驗？」、「為何實驗？」等問題必須具備明確的定義與規劃。對於一個持續爭論著文化、藝術「何物？」、「何用？」乃至於「為何？」的社會環境，「實驗」或許給出了一個重新回應社會大眾問題的新方向。而我們該問的是，究竟想像的實驗是：伊卡魯斯（Icarus）的翅膀還是傻子伊凡（Ivan the Fool）的荒地？抑或是愛德華．愛立克（Edward Elric）的賢者之石？三者，其實對應著不同的實驗態度與目標，當然真正的成敗意義也截然有別，但無論如何都彌足珍貴。

從某個角度上看，伊卡魯斯的神話可以視為是古希臘時代技術科幻故事（Technology Sic-Fi）的重要創作。故事中伊卡魯斯穿上的蠟製翅膀，在烈日的曝曬下逐漸融化，從而由天空墜落大海。撇開故事的悲劇結局，代達魯斯（Daedalus）的飛行之夢與實驗，實則指出了「實驗」的重要特質：夢想。若非對於飛行有著夢想與期待，代達魯斯便不會嘗試製作翅膀以飛行的方式逃離米洛斯王的迷宮。誠然飛行之夢在烈日前融化墜落，然而這個故事裡真正重要的教訓並非失敗，而是超越尋常思想維度的視野與夢想。若從這個角度上看伊卡魯斯，那麼恰是這個華麗的失敗，引領著未來的世代，持續著人類的飛行之夢，直到從夢想變為實際。

類似伊卡魯斯的翅膀般的嘗試，從當代的科學歷史上看，那麼或許成立於1985年的聖塔菲研究所便顯露出相同的夢想與視野，從機構創設者之一史蒂芬．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在著作《一種新科學》（A New Kind of Science）對於研究所成立前的願景及討論的回憶中可以看見：「……這個研究所會匯聚物理學與考古學、語言學、宇宙學等學科……：『處理高度複雜並且互動的系統的科學研究正處於快速發展之中，亟需討論在傳授和研究這些領域時所採取的非傳統方法的嶄新概念』……」，可以確定的是，當時「複雜性科學」（science of complexity）這個領域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群嘗試著跳脫既有認知框架的研究者，嘗試開拓出一個更為全面的新知識視野及學術領域。

這些知識界的先行者，在多數人尚未想像新的學術視野前，便開始了一趟朝向不可知的思想實驗之旅，又或者說朝向明確的夢想的失敗。而今，「複雜系統」、「遞迴（歸）函數」、「非線性」等等，成為了某種文化時尚的知識名詞，充斥在各領域的用語裡，聖塔菲當時的想像，成為了如今的真實與超真實。一如數學家烏拉姆（Stanislaw Marcin Ulam）的評論：「在科學領域裡使用『非線性科學』這個詞，就如同把動物學裡大部分的研究對象稱作『非大象動物』一樣可笑。」

從伊卡魯斯到聖塔菲，「實驗」的真正價值是夢想與視野的脫俗與不凡，那超群的夢想與視野，將引領著未來世代持續的投入，直到看見夢想成真。從這個角度上，衡量文化上的實驗，真正該問的是誰有能力辨識及認證：什麼是超脫凡俗的視野與夢想？歷史案例明確地告訴我們，「先知」永遠是孤獨而寂寞的，而他們只能踽踽獨行直到世人跟得上腳步。 文化政策上的實驗的第一道難題，或許便是超卓的夢想與跳脫框架的視野，難以辨識並取得理解與支持。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的著作等身，然而或許《傻子伊凡》是文豪一生中最為暖心的作品。從某個面向上看「傻子伊凡」的工作狀態，或許更為精確地勾勒了絕大多數時候「實驗」的真實面貌。那日復一日的持續著枯燥、重複、繁瑣，甚至一成不變的程序，只為了一個明確的目的，對於伊凡是那個充滿礫石的耕地，對屠呦呦而言是從青蒿中提取抗瘧疾藥物。

傻子伊凡的故事，實則是「實驗」的第二個重要特質：對於枯燥、沉悶、一成不變甚至毫不起眼也無人聞問的工作，充滿自信與堅持。事實上，相較於伊卡魯斯的超卓夢想，傻子伊凡或許才更鮮明、精準地勾勒出實驗的面孔。甚且，從科學史上看，「傻」才是改變的力量。「實驗」精神的正身恰是傻子伊凡流汗的背影。

以屠呦呦發現青蒿素為例，屠呦呦和她的團隊，查閱大量古代醫學典籍、民間藥方以及拜訪各地老中醫後，其後通過仔細的統計、分析各藥方裡交集最多的藥用植物，最終方鎖定從青蒿中提取抗瘧疾藥，而這一切的完成才只是實驗的開始而已。在嘗試許多許多次失敗以後，方才成功萃取了高純度的青蒿素。

從這個角度上看，文化藝術政策的以「實驗」為名的另一個障礙是：如何挑選傻子伊凡的困境。畢竟人文、藝術需要許多華麗的詞藻與身姿來顯現那高雅與玄妙的思想厚度和美感，而這些對於「實驗」卻是毫無任何重要性的裝飾。文化、藝術給人的想像身姿是風流倜儻的顧曲周郎，而不是滿頭亂髮，鏡片還有裂痕的阿宅。恰是這個先入為主的印象，構成了文化藝術的第一個「路徑依賴效應」的必然，（註3）也因此文化行政部門及首長，最先接觸也最容易信任的，絕非真正理解「實驗」且拙於言辭卻敏於實踐的伊凡，而是擅長左翼後現代哲學的知識菁英，亦或者文字與詞藻華麗且充滿視覺想像性的文人。諷刺的是，阿宅這群風流倜儻的邊緣人，卻真正地打造了一個當代文化的環境與風潮，「遊戲」、「動畫」、「卡漫」這些簡稱為ACG文化的當代文化特性，恰是阿宅無心插柳柳橙汁的結果。

如果說，ACG文化現象的締造始於毫無打造和建構文化藝術雄心的阿宅，那麼伊凡的故事還告訴了我們另一個重要啟示：「實驗」一開始都是從不起眼的小處和一小群人開始的，車庫和學生宿舍足以打造科技帝國。這個卑微不起眼而且沒人在乎的實驗起點，同樣是藝術文化政策以「實驗」為名的主要魔咒，國家政策宣示及執行不可能以一種靜悄悄無人聞問的方式進行（獵殺賓拉登、007不算）。 過度醒目、難以挑選伊凡這些先天障礙，讓「實驗」高度不適合用於文化的政策及實踐。

如果說，現代科學實驗的嚴謹和沉悶、枯燥與無聊，不適合風雅的文化、藝術社群，那麼或許稍微另類的實驗方式與方法，或許有益於探討文化、藝術政策該如何以「實驗」為名進行。事實上這個古典的方式，還真的締造了文藝復興、巴洛克及現代科學及實驗方法的誕生，以結果而論這個方法構成最為豐碩的成果。

這個古典卻又高度具備創意和想像的方法和愛德華．愛立克以及他弟弟阿爾馮斯（Alphonse Elric）的「賢者之石」有關。「煉金術」作為前科學時期的一種知識論方法，若不討論其科學成果上的正確及錯誤，從「實驗」的角度看「煉金術」及密契知識（Hermeticism），（註4）或許是結果錯誤最多卻又成果和影響最為豐碩的一種「實驗」。在煉金術式的實驗中，或許可以說最具價值的永遠是「意外」，要言之煉製「賢者之石」是一個永恆的失敗，但是期間產生的種種意外結果，卻構成了日後詮釋學、心理學（註5）、化學（註6）等學門的雛形。從「實驗」作為一種社會擾動的模式，歷史上也許再難以找到比「賢者之石」這個失敗更具整體文化豐碩成果的「實驗」了。

煉金術的真正難題卻是如何思考「意外」。舉例而言，珀西．斯賓塞（Percy Lebaron Spencer）原本是一位無線電專家，卻在磁控管的實驗中發現了微波加熱現象，從而誕生了「微波爐」。從歷史上看，「實驗」中的不可預期性，時常構成了重要的進步與轉變；然而發現有價值的「意外」本身並非意外，而是存在於從煉金術士開始裡便一直存在的實驗工作文化基因。而這個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e）（註7）恰是文化政策中難以進行「實驗」的再一重障礙，畢竟那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個人知識，讓他人難以真正地掌握有價值的「意外」，特別是當每天失敗都在持續而意外各自不同時。即使是猶如煉金術一般，高度自由且充滿想像的實驗模式，對於文化、藝術政策以「實驗」為名，都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障礙；甚至這個內部性的默會知識恰是最為困難的部分，畢竟這是上述各類問題中唯一無法外部化的問題。

撇開方法和知識論上的辯證，「實驗」始終存在著必然的個體獨立性，然而「政策」卻永遠具備著群體性格。或許恰是這個邏輯基礎上的必然衝突，因此從納粹、共產蘇聯、共產中國等等集體主義極權的文化實驗等，人類歷史上以實驗為名的文化政策全部以巨大而悲慘的方式失敗了。可以確定的是，被霸佔的文化及藝術詮釋，即使再激進、再具備革命與創新性，終將在獨佔論述的環境中，走向單維化的停滯與僵化。從伊卡魯斯、傻子伊凡到愛德華．艾力克，這三個故事人物指涉了三種文化與藝術的生成，而這一切都不在政府主導的生產過程中。然而，諷刺的是在台灣文化、藝術政策唯一沒做過的實驗是退出藝術產業環境「絕對主導」地位的實驗。當行政與產業及機構脫鉤時，產業與機構的專業更得自由地成長與發展，（註8）與此同時文化政策基本的「法規」架構或許能更為超然、客觀地支持整體環境的成長。而或許，這個「退出主導」的實驗，將更有助於各類型文化藝術生產的成長與創新。

註1    聖塔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是一間位於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市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該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複雜系統科學。

註2    查爾斯．珀西．斯諾（CBE，Charles Percy Snow）為英國科學家、小說家。《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為史諾於1959年在劍橋大學瑞德講座第一部分的標題。作者認為當時「整個西方社會知識份子的生活」被名義上分成兩種文化，即科學和人文，而這鮮明的分野和疏離對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註3    路徑依賴，意指某個決策或者選擇，一旦進入某一路徑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從而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

註4    密契知識又稱為赫密士主義（Hermeticism，或Hermetism），是個深深的影響西方文化歷史發展的神秘主義知識方法。對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時期有著極大的重要性。密契知識將整個宇宙智慧分為三個部份，分別是煉金術（化學）、占星術（天文、物理）與神通術（心理及精神科學），他們分別成為了各類現代科學學門的前身。

註5    現代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Carl Gustav Jung）認為，古代的煉金術實際上是一種人以自己的心靈發展為參照，對自然界現象的投射行為。

註6    在歐洲通過煉金術，積累了化學實驗的經驗，發明多種實驗器具，認識許多天然礦物，成為現代化學產生和發展的基礎。

註7    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在其1958年名著《個體知識》（Personal Knowledge）中提出。默會知識，是對傳統實證主義將知識看成是完全客觀的、靜態的一種挑戰。相對於顯性知識而言，「默會的知識」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是一種經常使用卻又不能通過語言文字元號予以清晰表達或直接傳遞的知識。

註8    切勿忘記，當文建會尚未成為主導台灣文化的那個時代，文化與藝術的創造力與生命力具有著高度的自我醒覺、破壞及創造力，且在文化、藝術各個面向上都具備也完成了初階的專業化與實驗性組織。諸如表演團體、畫廊、劇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