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之路」：除了「永懷　領袖」的標準答案之外

國史館在2015年與中正紀念堂合作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12巨冊，頁數近萬，鉅細靡遺記載蔣中正一生事蹟，而最後一則條目是1975年5月15日，行政院會核定「紀念總統蔣公有關事項」七項，包含把清明節訂為「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將蔣公豐功偉業編入教材、各地興建蔣公銅像、懸掛蔣公遺像以及「由政府統籌在台北市興建中正紀念堂一座」，行政院隨即成立籌建小組，公開徵求建築構圖，1976年10月31日舉行動土典禮，並於蔣中正逝世五週年的1980年4月5日啟用。這座位於台北市中心精華地段的紀念堂，不僅佔據了一個地理空間，其「轉型」之路也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見證。

2017年12月，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設置獨立機關落實包含政治檔案開放、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保存不義遺址以及清除威權象徵等目標，關於「清除威權象徵」這一項，部分媒體將篇幅給了新台幣要不要改版、中正路／中正國小要不要改名、蔣公銅像要不要移除等問題上，而標題的起手式就是「要花費多少公帑」、「不便民」、「撕裂族群」的基調，顯然把「去除威權象徵」的內涵過度簡化。而中正紀念堂作為最大的「威權象徵」標的無疑是這一波轉型正義工程無可迴避的「燙手山芋」。

早在2007年，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就發動一波對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工程，引發與在野黨的衝突。先是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拋出處理紀念堂圍牆的議題，國民黨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火速將紀念堂列為「暫定古蹟」，警告中央「不得破壞一磚一瓦」。民進黨政府則以廢止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頒佈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來反制。5月19日，時任總統陳水扁、行政院長蘇貞昌、教育部長杜正勝共同在「中正紀念堂」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並以「野百合」為該館標誌。並以維修名義，技巧性地將「中正紀念堂」牌匾遮住，建物兩側掛上巨幅「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布幔。同日，「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特展開幕，展出蔣中正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相關的檔案，陳水扁總統致詞時，將這次的「轉型」定調為破除「黨國體制」、「個人崇拜」遺緒，強調歷史功過可以討論，但「緬懷、追思一位迫害人權的獨裁者、劊子手，這絕對是不適當的」。

在立法院居多數優勢的國民黨，則以凍結民主紀念館預算反制。民進黨政府再將「台灣民主紀念園區」公告為國定古蹟，突破「暫訂古蹟」、「不得破壞一磚一瓦」的限制。同年12月，「大中至正」門的「大中至正」四字匾被卸除，換上「自由廣場」，而主建築物上的「中正紀念堂」匾額也換上「台灣民主紀念館」，至此，完成了相當形式化的「轉型」，因為，中正紀念堂的內涵本質不會因為一個短期的展覽而產生質變。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把民進黨政府對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再「轉型」回來，「中正紀念堂」重新「掛牌」，「台灣民主紀念館」牌匾成為「古蹟」。之後更將「辦理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典藏、展覽及藝文推廣」明訂在紀念堂的組織法中，成為當前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法律障礙」。

關於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問題已經延續數十年，每當此議題被提及時，就會有人提出以下論點：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應「功過並陳」，一昧地「去蔣化」，甚至是拆除中正紀念堂都不是妥適的做法。筆者同意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不能只談他的某一個面向而忽視其他面向。讓參觀者理解歷史人物的多重面向，本就是一個紀念館應該做到的。然而，中正紀念堂從成立之初到今日，即便民進黨政府第一次執政時發動「轉型」工程，也未改變其「軟體呈現」。「銅像大廳」不消說，依然是各國觀光客參觀的重點，參觀者關心的是如何取景才能將銅像攝入，「儀隊交接」時能否卡到拍照的好位置。

最有機會做改變的是在主堂體一樓的「永懷　領袖文物展示室」，最早規劃時，是由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委秦孝儀一手主導，「永懷　領袖」四個字已經為展示內容定調。當今展場雖運用新科技，試圖拉近參觀者與歷史間的距離感，但內容仍以「緬懷偉人」為主軸，「革命」、「抗戰」與「內戰」是主旋律，而來台後的篇章，強調保衛台灣，力抗中共侵略，推展地方自治、土地改革、九年國民教育等，無一不是正面讚揚的字句，「有功無過」是這個常設展所給出的標準答案，離「功過並陳」顯然有一大段距離。

偌大的紀念堂空間，長年也提供給各種藝文或商業展覽之用，但這些展覽屬特展性質，一定時間後就撤展，且內容多與「中正紀念」無關，因此，恐龍與海綿寶寶便有機會與「蔣公」並存於同一空間。2007年的「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特展，與2017年的「後解嚴：想像紀念堂」，是極少數試圖顛覆中正紀念堂的「法統論述」的展覽，設展的時間點反映出現實政治與這座古蹟間的長年拉鋸，展示內容與方式雖具批判性與創意性，但始終未能撼動常設展所設下的「標準答案」。

威權造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中正紀念堂作為一個「時代產物」自然也必須跟著轉型，並非是因為2017年《促轉條例立法》後才展開。事實上，時代早已驅動其轉型。2007年朝野對於中正紀念堂「文資身分」的攻防，固然不脫政治鬥爭，但也為其轉型達成意外的共識，而非如普遍印象所停留的「去蔣與否」層次。民進黨政府選擇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除了是要向所有為台灣民主運動犧牲奉獻的前輩致敬外，更強調「空間解嚴」，陳水扁總統在揭牌儀式致詞時指出：

「自由廣場」牌匾與「民主廣場」、「民主大道」名稱的訂定，都強調了這個場域早已不再是只能抱著崇敬心情來「緬懷偉人」的空間，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的色彩，是一個可以拿來上至挑戰權威，下至藝文休閒活動的空間。而在北市府將中正紀念堂指定為「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時，理由中同樣強調，廣場部分多年來為重要集會或民主運動抗議表達場所，從學運到燈會以及選舉造勢晚會等，與民眾集體記憶及認同意義深遠。雙方不約而同強調中正紀念堂見證台灣民主發展，構成市民共同記憶。如何將這段難得的朝野共識，融入整體中正紀念堂的展示上，應該是未來「轉型」的重要參考。

雖然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早從1990年代台灣政治民主運動最劇烈變動的時代就已悄悄展開，但「轉型正義」視角下的「轉型」仍有待努力，過去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的「正名」，由於手法過於粗糙，與「轉型正義」關係不大。轉型正義要處理的是「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促轉條例中固然規定「威權象徵」應予「清除」，但把威權象徵給移除是否能達到轉型正義的其他目標：追求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

從中正紀念堂興建的緣由觀之，其屬於「威權統治象徵」殆無疑義，站在轉型正義的視角，首要處理的課題是如何讓社會大眾理解到蔣中正與戰後台灣威權統治間的關係，尤其是「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作為。許多研究都已指出，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間的高度關係，而蔣中正長年統治下對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等面向上的正反深刻影響，長年來也因為「紀念」二字而通通被導向「正面評價」，當前中正紀念堂的困境在於，蔣中正依然位居神壇之上，轉型正義的工作，也不過是讓蔣中正長久以來被掩蓋的一面浮出檯面，「移除」簡單省事，但卻無法讓全民更加了解蔣中正這個人，對於中正紀念堂本身的脈絡也就無法深入掌握，如此，不僅無助於歷史真相的探究，更不利於創造社會和解的環境。

回顧中正紀念堂啟用迄今38年來，從最初作為「威權崇拜」的祭壇到1990年代「挑戰權威」的民主運動聖地，一路以來，台灣社會以其充沛的社會力不斷解構中正紀念堂的本質，但台灣社會仍有股力量想要維繫住「紀念中正」的主軸，彼此間的拉鋸不僅造就了其最年輕的國定古蹟身分，也意外讓中正紀念堂的「空間解嚴」成為朝野難得的「共識」。而「轉型正義」的大旗下，移除此一威權象徵固然省事，但卻也失去社會對話的難得契機，完整呈現蔣中正的一生，以及中正紀念堂與台灣社會發展的互動過程，在此過程中促進不同立場者的對話，將會是其「轉型」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