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轉型能否靠藝術溝通？「後解嚴：想像紀念堂」所撐開的威權建築解構

去年為台灣解嚴30周年，同年底由文化部指導、中正紀念堂主辦的「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企圖藉由這個歷史時刻來展開中正紀念堂空間轉換的思考，透過藝術創作與動畫、建築專業與多場開放性講座及工作坊，提供多元角度與溝通場域，觸發民眾藉此共同思考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未來。

展覽策展人吳達坤談到此展空間的建構是相當關鍵，尤其紀念堂本身的空間屬性，即是一位過往威權領導者的紀念場域，要如何思考這樣的背景、歷史，以當代藝術創造性的手法，開始為這個場域帶來一些性格上的軟化與破除。「這個部分是此次展覽裡相當重要的課題。」館方提到過去中正紀念堂的展覽比重，約60%為藝術相關展覽，但和當代藝術的範疇相距甚遠，多數為商業特展，抑或較傳統文化表現的書畫展覽。因此「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在這個場域以當代藝術的視野、方法論、議題討論的方式去導入，和過往紀念堂的展覽質地是很不一樣的。

解構中正紀念堂「建築體」濃厚的象徵個性，是「後解嚴：想像紀念堂」一展從最外部最先著手發想的，當時紀念堂外牆恰好有工程，也觸發吳達坤體會到當堂體外觀以鷹架圍起，即能明顯感受到建築的象徵詮釋被更動。面對堂體內宮廷感十足的挑高11米高度，及天花板繁華富麗的雕花，因此他也思索此展是否能從堂體內部也以模擬改建的工程感，來暗示展覽提出未來想像的期許。最終他決定以「鷹架」來做這個空間翻轉的可能，另一部分也基於物理的現實，鷹架本身的輕巧特性可以搭建至6公尺高左右的高度，也能讓展示區在形象與傳達上，能抵抗住紀念堂本身強烈的象徵意涵，達到翻轉、擾動這樣空間的可能。「鷹架本身就有它結構體、遮覆隱藏的意涵，並有非常多的使用方法與空間搭配，其實展覽的外觀就如同一個實驗建築體，也像一個裝置作品般，我是藉這樣內外交錯、整理來思考。」

而展覽的主視覺設計，也是與視覺設計李激娘所共同討論發想，如八角形的邊角，即是俯視紀念堂的建築結構所得，而八角形內簡寫「Imagining Memorial」成為「IM」，也具有藉由重新想像而去提問「何為我？」，最終獲得理解何為我們所處的土地與歷史的「I’m」，都是扣合展覽核心的設計配置。

然而，為何文化部有意透過「後解嚴：想像紀念堂」達成重新想像威權意涵的可能，但卻將此展安排於中央通廊，而非從場域精神的常設展來更動。吳達坤也以實際策展實務的經驗進行闡釋，其實紀念堂其他空間早在一年前就被預定下來，紀念堂本身也有營收和自籌款的壓力，所已相當比例的展間是作為租借使用。

而面對常設展他也認為非一昧只考慮移除，因其保留文物仍具有歷史的代表意義存在，也必須顧及這社會上仍有一部分的民眾對於過去的歷史人物，有其敬仰、情感存在，這些都必須相互尊重。吳達坤認為其策展並非要去論斷功過，而是希望提醒民眾思考在歷經這樣的時代，我們如何反省去守護民主與自由的言論，思考如何透過談論這些歷史狀態，留給下個世代新的價值。因此展覽才會邀請陳擎耀透過與蔣中正文物、常設展的互動，以藝術家扮演蔣經國在作品的手勢重新詮釋反轉威權美學、物件和歷史。雖然中正紀念堂象徵的是過去黨國體制的法統觀點，但吳達坤相信不同的人加入詮釋就會有不同的角度，而歷史本來就有多種縫隙與不同詮釋的角度，「我們必須思考怎麼透過展示，將這些不同的詮釋梳理出來。」

雖然展覽最終只能在中央通廊舉行，但此地卻反而是過去館方部分政策宣導展示的所在地，有其原初的場域功能與作用，但其本身並非一般展示的白盒子空間，並不容易使用，所以吳達坤在展覽策略上必須思考如何將人群駐留下來。因此，展覽前後端都有很巨大的主視覺，吸引人流進入。除了展示，展期內也規劃非常多持續性的活動，包括邀請藝術家、政治學者、文學作家、建築師等進行講座或論壇，每一場都有清晰的目的和原因，也是展覽企圖達成與廣泛領域、民眾溝通的設定。

「後解嚴：想像紀念堂」無疑是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展開討論的契機之一，開始以多重層面討論一個位於市中心的場域，只存在紀念威權體制下領導人的功能是否合適？無論文化部抑或中正紀念堂都期許透過展示，展開與民眾的對話，除了目前開放公共參與是相當具政治正確的選項外，也是希望暢通諮詢管道，不論是正名或是空間的翻轉等效應，希望藉由廣泛的討論讓場域的公共性能夠照顧更多的族群。如目前在中央通廊展示的「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以當代藝術策展的方法論圍繞新住民、移工等議題，吳達坤也表達藝術工作者相較其他領域，本身就擅長以因地制宜的方法來做展覽，他也認同館方持續觸碰、梳理這類更具在地性的展覽。但他也提醒「除了去做轉型新住民、原住民的展覽，館方也需對於自身未來的定位思考清楚，畢竟這裡不是新住民文化、 南洋移工會館，未來轉型後怎麼思考屬於館方自主獨特的策展方向，或是服務的群眾是最重要的。」

最後，他仍呼籲文化界應正視「轉型正義」在台灣的意義，在韓國無論「光州事件」、「濟州島事件」都有電影、文學等文化界的人對其進行梳理，相較台灣目前這股風氣並沒有起來，對於史料的重新詮釋案例有限。他提及尤其是電影形式，韓國包括《華麗的假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導演們都企圖還原、正視這些民主化過程的歷史事件。教育、博物館政策在許多與轉型正義相關的博物館，通常免費提供大眾參觀，藉由展示反覆討論這些歷史課題，「台灣的人權相關博物館有沒有做這些策展設計，思考如何串連基礎教育？我們社會到底有沒有準備好面對轉型正義？」吳達坤觀察目前多數轉型正義的活動，還是多屬選舉議題或是短利的政治操作提款機，而非為了產生更宏觀的歷史視野。

訪談最末，吳達坤以近期進駐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工作經驗，來思考藝術與文化對於社會的作用，當一般大眾都認為藝術指向一種無用論，文化實驗場卻試著以當代藝術作為方法，試圖幫社會與文化圈提出新的路徑，這些可能包括社會創新、老年長照、展示科技、新科技的創新應用甚至到論述的產出與知識積累等各方面，企圖以更創造性的方法去介入、革新。他列舉歐洲很多類型的實驗室在解決國家層級的問題，如與海爭地、創新能源等，過去我們以為這類議題多數由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處理，但在歐洲有相當比例的研究室都有藝術家進駐參與，「台灣的未來有沒有透過當代藝術來跨學科地解決社會課題，是需要眾人一起努力。這也讓我們過去只將藝術定義為軟性的溝通方式，有了新的理解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