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台北故宮收藏17件書畫珍品的品第流變（下）

《石渠寶笈》的編纂以收藏宮殿名為綱，再以冊、卷、立軸不同的裝裱形式進行分類。在這三種傳統裝裱形式中，雖以冊頁居首位，但冊頁並不如想像中受到編者重視。在此著錄中，一套集冊都籠統地評為一個等第，而非逐頁詳細品鑑。然而，同一集冊其實有著品質不一的狀況，南宋馬和之（約1131～1189）〈古木流泉〉（圖11）與〈清泉鳴鶴〉（圖12）即是從所謂「次等」的〈歷朝名繪冊〉中，發掘出來的兩幅「國寶級」畫頁。兩件作品都是據《詩經》內容繪製，〈古木流泉〉取之《小雅．鴻雁之什．沔水》，詩中有作者憂亂畏讒的感嘆，如「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意在規勸君王應正視諸侯的肆意作為。另幅〈清泉鳴鶴〉取之《小雅．彤弓什．鶴鳴》，「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以鶴、魚比喻賢能人士，呼籲君王訪賢，亦帶有規勸深意。

關於馬和之〈詩經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渠初編》著錄中，收錄了由乾隆皇帝主導而繪製的〈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台北故宮文獻處藏）。從乾隆四年（1739）開始，直至乾隆十年（1745）始成，製作時間長達六年。整套30冊，由乾隆皇帝與詞臣書寫《詩經》305篇，並補笙詩六篇，合計310篇，並敕畫院諸臣規撫馬和之筆意繪圖。此外，在這套冊頁完成之後的同一年，乾隆皇帝又繼續繪製了一套〈御筆豳風圖並書〉，御筆繪人物、董邦達補樹石屋宇，雖僅是八開的冊頁，規模上小了很多，但從此冊頁的持續製作，顯現了清宮對《詩經》的重視。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甚至特別設立「學詩堂」，專門收藏內府所藏宋高宗書毛詩及馬和之所繪圖卷，可見「詩經圖」在宮中的重要性。或許，這兩開馬和之〈古木流泉〉、〈清泉鳴鶴〉，正因為夾雜〈歷朝名繪冊〉在冊頁中，才未被編者逐一地仔細評鑑。

宋人〈柳塘呼犢〉（圖13）也是隱藏在一套〈紈扇畫冊〉的瑰寶。〈紈扇畫冊〉與前述的〈歷朝名繪冊〉都存放於重華宮。這套集冊在進宮前，最後一位收藏者是安岐（1683～1745年以後），可能是在安岐手上匯集成冊，在《初編》凡例，特別強調「本朝雙峰閣、思原堂二家題識圖章蓋刪不錄，以其無關輕重，且春秋遺意也。」「思原堂」指的即是安岐，開宗明義就指名要刻意忽略安岐這位收藏家。因而，在這套冊頁中儘管匯集了多達20開山水、樓閣、人物、花鳥、畜獸等不同題材的作品，也只能粗略地審視，而給予全套次等的評價，也是必然的現象。

以上述及了立軸與冊頁形式的畫作，下面則進行兩件手卷的討論。第一位藝術家是明代吳派創始者沈周（1427～1509），其在吳中地區有深遠的影響，另一位是明代書史上最重要的書家祝允明（1460～1526），雖然這兩位蘇州文人都在中國藝術史上赫赫有名，然而他們的傑作無可避免地亦被列在御書房「書卷次等」。其中，沈周有兩件被列為「秋字號」與「冬字號」；而祝允明這位書壇巨擘，其被評為「冬字號」作品竟高達九件。前文已約略提過《石渠初編》的「千字文」編號原則，「千字文」中「秋收冬藏」之句意，似乎也巧合地符合了沈、祝作品被埋沒的意思。

就這兩件作品，首先來介紹被列為「次等秋二」的沈周〈化鬚疏〉（圖14）。此作用筆蒼勁沉著，體勢挺拔，線條屈伸有致，精神煥發，深得黃庭堅（1045～1105）書法神韻，而點畫用筆卻更加遲澀挺勁，自成一格，為沈周之傳世代表作。其文字內容緣起於沈周友人趙鳴玉沒有鬍子，姚存道請沈周作此疏，向美髯公周宗道勸募求助，希望他可以分給趙鳴玉十莖鬍子，以補其不足。沈周除了煞有其事地引經據典大做文章，還以精謹的大字行書抄寫，雖然名為疏文，內容卻充滿詼諧與戲謔，顯露出文人間的幽默感與深厚交情，令人讀來不覺莞薾。此件書作受到學界關注，首先在2007年，學者傅申便注意到此篇文字本身為書法史上少見的詼諧逗趣之作；接著吳剛毅則舉出沈周文中引用謝靈運（385～433）與崔諶掌故，來說明〈化鬚疏〉中所述乃是製作假鬍子，並非植髮。繼之又有何炎泉認為此作從「疏」文體的選擇到內容的引經據典，都足以說是開晚明戲謔經典之濫觴，具有文化史的重要意義。

再來要看的是，在《石渠初編》中有九件被列入「冬字號」次級品書家，卻隱藏了一件書史上標竿性的書作，它是千字文編號「次等冬八」的祝允明〈雜書詩帖卷〉（圖15）。此卷抄錄曹植古詩〈箜篌引〉、〈美女篇〉、〈白馬篇〉、〈名都篇〉四首。全卷率意自然，不加修飾，狂放的外觀下卻有著嚴謹的法度與高度的掌控，憑藉著收放自如的書寫技巧與豐富的書學修為，確實達到了神融筆暢的書寫境界。此作不僅為祝允明生平傑作，也代表吳門書派與明代草書的最高成就，具有特殊藝術性及書法史研究價值。儘管祝允明頗為自負於此作，在卷尾寫下豪語「冬日烈風下寫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誰也」，但「不知知者誰也」似乎預言了往後的《石渠初編》編者不懂欣賞其書法，而給予無情的「次等」評價，同時「冬日烈風下寫此」一語所傳達出孤寂的意象，竟也意外地與其千字文編號「冬」字相合，莫非天意！

最後談一個有趣的現象，亦即照理說應該是很重要的畫才會被選為「清宮仿古畫」的摹本，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本文的課題中就有兩幅被評為次等，卻又成為清朝皇帝敕命宮廷畫家摹古的對象。

宋人無款〈人物〉（圖16）收錄在一套共28幅的〈歷代畫幅集冊〉中，整套冊頁均屬「次等」。然而，這件在著錄中僅簡略記載「第一幅，著色人物畫」八個字的小畫頁，在乾隆朝卻曾被當成母本，據此製作成多幅仿古畫，稱之為〈是一是二圖〉。特別的是，這一系列〈是一是二圖〉中的人物，甚至被改換為乾隆帝本人的肖像，而畫中的瓷器、青銅器、玉器、家具也都換上了清宮實際的器用或藏品，例如畫中出現的一件〈新莽嘉量〉，現藏於台北故宮，也是列為「國寶」。

仇英（約1494～1552）〈漢宮春曉〉（圖17）曾為明代鑑藏家項元汴（1525～1590）收藏，卷首有千字文「慮」字編號。項元汴往往在書畫藏品上繫有千字文，不過《石渠初編》中的「千字文」編號卻是用在書畫家身上，例如仇英在此被編為「露結為霜」的「霜」字號畫家。這件手卷在近軸心處，有項氏手書「子孫永保，值價貳佰金」一行小字，很遺憾地不但未能如其所願「子孫永保」，此作甚至在輾轉流入清宮後，在《石渠初編》中的等第還僅是「次等」。此作果真那麼差嗎？事實上，以當前學界的共識，此畫精湛的筆墨、妍雅的設色，毫無疑問已被視為仇英最經典的代表作之一。在台北故宮還藏有兩件〈漢宮春曉〉的仿本，其中一本有明確紀年，乃是康熙四十二年冷枚奉敕繪製。最為諷刺的是，在康熙朝曾一度有仿本的〈漢宮春曉〉原作，到了乾隆時期反倒不受青睞，被《石渠初編》評為「次等」，但冷枚的仿本反倒被評為「上等」。而另外一件於乾隆時期製作的〈漢宮春曉〉仿古畫，則是改以另一幅白描畫作為底本（遼寧省博物館藏），雖然這件白描畫亦非真蹟，而是託名仇英之作，但現存以其為仿古對象的畫作竟然至少三件，而且通通被評為「上等」，也算是十分奇特的現象！

以上介紹了一批原在《石渠初編》被打入冷宮的「次等」之作，後經專家逐年分批審定，而躍升為「國寶級」文物的例子。雖筆者目前無法全面深究這個問題，但從這樣等第變遷的過程中，可見唯有皇室祕藏變為全民共有，藝術史的研究才能逐步展開，並且還原作品真正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

（本文原發表於2015年北京故宮所舉辦之《石渠寶笈》國際學術研討會，內容經作者刪節後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