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我是：席琳狄翁》（I am：Celine Dion）產生的力量之大，就如同近期臺北午後的天氣，閃電暴雨之勢直逼我心底。影片一開始席琳．狄翁（Celine Dion）就以完全的素顏，雙人臉對臉直視的最近距離，讓你直視她，同時也是她直視著我，我幾乎可以看到她眼中攝影機的輪廓正轉換成我的臉。她直言無諱地挑明了近兩年的傳言是真的，她生病了。
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起伏、歡喜與困難，訴說與聆聽是一種最珍貴的交換，也是不同生命體之間最奇妙的力量。特別是在傾聽過親近的好友或者親人生活中的為難時，也正是自我省視的時刻；特別是在這個各種裁剪、複製轉貼便利的社交工具發達年代，以致誰也沒實意地感受到誰，在社交平台上準確姿態之下各自孤獨至死，而席琳．狄翁看似一反表演工作者的規則：人前完美，不自戀或乞憐地說著自己的病情和自己力不能及之年，反而才是一種接近完美的面對生命態度。不禁讓我想起去年此時從李玟（CoCo Lee）的意外起，這一年幾位至親密友以各種不同原因的離世，一次次挑戰了我對生命存在的意義上思考，也讓我在面對情緒和情感自理上有了較多的調整。
同時，我也想起了，1996年的夏天。那時我剛簽約索尼音樂（Sony Music），因為法律旋轉門的緣故，讓我有機會暫停了三個月不工作。新東家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禮物，就是讓我在這三個月期間自由選擇去拜訪全球索尼唱片各國分公司。於是我買了一張環球機票（Round-the-World ticket），一路往西飛倫敦、巴黎、多倫多、紐約、東京，拜訪了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日本各辦公室，也拜訪了當地的管理者與音樂人。而加拿大公司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他們在多倫多偏城郊的住宅區，分部門各有一大平房的房屋互相串聯而成、沒有大招牌，如果不挑明你會以為是衆多兄弟妯娌相鄰而居的大家族，雖然屋內充滿了和睦的家庭氣氛，卻機能十足：有著自己的錄音室、壓片厰、包裝厰等1990年代唱片業所需的各種需求的產能，特別是公司不張揚的入口處，就像是一個人口多的家庭裡的大客廳，放著各種居家可用的傢俱和電器；拜訪那天是11月，屋內剛佈置好聖誕樹、幾座沙發上還擺著雜誌、咖啡機冒著氣，屋外開始大雪紛飛。那天加拿大管理者特別興奮地分享我一個好消息，他們法語區的一位受歡迎的年輕女歌手，已經正式加入了美國索尼，隔年將會在全世界發行她的英語專輯；她是席琳．狄翁。同一年，我進入了索尼臺灣，與李玟簽下了合約。
然而在索尼音樂唱片工作的期間，我並沒有與席琳．狄翁有太多直接的交集，不過我總是對等地觀摩她的近況和音樂。因為當我在多倫多那天與加拿大公司管理者聊天時，已經知道她有一個很好的經紀人，很棒的唱片公司團隊，當然還有她那讓人嫉妒的天分和才華。在我心裡她與李玟是同時打開了我對音樂豐富的想像和生命新目標。然而近30年後，看著《我是：席琳狄翁》這部紀錄片，聽著她述說著這一年來，這段時間她面臨身體上的痛苦時，同時腦中不斷閃入去年七月初的一些畫面，打斷了我的影片觀看。這一年來我常常懊惱著自己，如果那天我給李玟的留言能提早幾小時，是不是事情會改變。想了一年，不會有答案的，我知道。
也許《我是：席琳狄翁》這片子是來提醒我的，痛苦存在的意義，和繼續不停的探索和思考。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4年8月號38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