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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代藝術之方言的書寫與實踐】重探台灣創作之土地感與批判的能動性

【台灣當代藝術之方言的書寫與實踐】重探台灣創作之土地感與批判的能動性

或許,藉由這個專題所描繪出來的研究路徑,再次地回頭來看台灣藝術史和在地的創作痕跡,我們將能夠不再糾結於「什麼不是本土」或「何者不屬於方言」的提問,而是轉為探求:本土可以是什麼?台灣當代藝術的「方言」,又可以是什麼?而今日的創作者和研究者們,又將如何在「方言」裡實踐真實生命,並在共享的土地感當中,孕生在地的倫理美學?
文學家鍾肇政今年5月辭世的消息,讓我們再一次清晰地意識到,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們是如何在殖民者的壓迫下,以堅毅不屈的精神,從這塊島嶼的方言中淬鍊出台灣文學深刻的內涵和獨特性。這條書寫方言的道路,在歷經二二八、白色恐怖,以及因「鄉土」和「邊疆」之稱所引起的一波波論戰之後,不僅串連起戰前台灣話文運動之方言抗爭的痕跡,也在當下和未來,持續拓展出擾動單語霸權的抵抗能量。那藝術呢?如果文學和藝術自19世紀以來,皆共同致力於創造人類與世界之間的感性連結,並同時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交疊的場域內相互滲透、影響著彼此,那麼在藝術創作中談「方言」,究竟意味著怎樣的意涵?尤其,面對今日全球化下看似多元的創作生態時,「方言」又將如何為台灣當代藝術開展相應的時空脈絡呢?
本次專題「台灣當代藝術之方言的書寫與實踐」,即是在上述的提問下,試圖將「方言」視為美學分析和創作實踐的重要研究路徑,並藉由這樣的論題,邀請七位長期關注在地創作之發展的藝評、學者與創作者,以每個月「接力」(王聖閎語)的方式,分別就台灣藝術史的脈絡和當今創作之在地語彙的這兩個面向,共同梳理和呈現出台灣當代藝術的「方言狀態」。然而,匯集這些寫者對創作之「方言狀態」的探究與解讀,並非是為了建立「方言藝術」的標籤或流派,而是期許這個如馬拉松般的帶狀專題,能夠在不同關鍵字與概念相互辯證、承接與呼應的狀態下,透過各個研究路徑的交織和延展,來進一步深化今日台灣創作之在地意涵與其批判的能動性。
「方言」在台灣藝術史中的辯證結構
從近幾年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來看,「方言」(dialect)這個詞彙,被直接從語言學的領域挪用至各種創作活動、評論和策展論述的過程中,其意涵在觸及創作實踐與多重感知層面的當下,不僅脫離了特定語言類別或言說系統的指稱,同時,也創生出豐富的在地美學語彙以及鮮明的批判特質。例如,自2019年開始,林煌迪於蕭壠文化園區所策劃的一系列「『請說方言』實驗室」的工作坊,雖然策畫者藉由標題和台羅拼音(註1)的並置,立即地在字面上宣示台語族群的文化主體與認同;但,在創作者實際與民眾和學生互動的工作坊現場裡,原本直白的「方言」表述,卻得以經由參與者個人敘事的探索、集體創作的活動和藝術教育的實驗,而轉化為創造出在地多元美感經驗的媒介。此時,與工作坊相互連結的地方教育環境與文化機構之生態,也在「方言」被反覆宣示、再造和深化的過程中,成為創作者與參與者共同解構和重構文化認同與主體性的實驗場。
如此以「方言」作為創作媒介,並孕生在地批判能量的方式,確實無法不讓人想起李俊賢一系列將自創的台語字融入「南方」島嶼色彩的畫作。尤其,早在其著手繪製《戳》的同一時期,李俊賢在2001年於屏東竹田策劃的展覽「土地辯證」,便已將「方言」在言說和藝術之雙重層面上的抵抗意涵,寄於其展覽論述所提及的「土地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各種生命情境的「辯證關係」當中。(註2)我們可以說,「土地辯證」不只延續了1990年代以來,專屬於「高雄黑畫」的一種惡雜、黏稠的在地批判(註3);其抵抗的美學語彙,更是源自於「本地/外來」、「都會/非都會」或「主流/非主流」等一系列辯證關係所形成的「土地感」。於是,一方面,這塊隨時在批判和辯證中翻攪的土地,在連結屏東與高雄等具體地理位置的同時,也確實突顯出不平衡的政經發展脈絡下,被剝削和被犧牲的「南方」土壤。然而,另一方面,從傷痕累累的南方沃土裡茁壯的「方言」和創作語彙,亦將重返「人與土地」間更為深層的多重生態關係中,修復斷裂的感性連結,並且讓原本的辯證在轉為「良性、健康」的模式下,創造出「台灣新藝術」之多元發展的契機。(註4)
由上述這兩個例子來看,在地創作的「方言狀態」,實際上涵納了「抵抗、批判」與「重構、修復」此一體兩面的辯證模式;而這雙重的辯證結構也讓我們進一步觀察到,歷史「經典化」(Canonization)機制(註5)在藝術史推展的進程裡,如海浪般一往、一返所形成的兩種運動。其一,「承先」:不管是「『請說方言』實驗室」,還是「土地辯證」,兩者論述與創作的「方言狀態」,皆於抵抗和在地認同的意義上,承接了過去「鄉土」、「本土」以及1990年代後期「台灣藝術主體性」分別對「正統」、「西方」和「國際」的辯證循環。但,相對於一脈相承或複製的概念,「承接」更多意味的是,在歷史未竟、伏流或遺忘之處,再造當下批判的能動性和差異化的潛能;其二,「啟後」:2006年,黃建宏以「換回失土的方言」來詮釋陳界仁《八德》的批判性影像時,其筆下的「失土」,透過創作和抗爭身體之「方言」所欲「換/喚回」的,已不再是被遺棄的「南方」土壤或斷裂的生命經驗,而是在雙重辯證之後,那片即將到來、或潛在的「專屬自身的領土」。(註6)如今,這塊由「家己ê腔口」所形成的潛在疆域,將必然在多重生態之感性連結的「方言狀態」中,藉由異質的在地創作語彙和田野經驗,開展出個人與他者共存、共享的「土地感」。諸如2018年的「南方以南」,以及2019年的「麻豆糖業大地藝術祭」「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等深入在地土壤的創作計劃,都是近期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說真話」的方言書寫與實踐
循著台灣藝術史承先啟後的脈絡,或許我們可以再更進一步地釐清,從過去的「本土」,到今日台灣當代藝術所聚焦的「在地」和「田野」,為何各種尋找「土地感」的創作實踐與論述,會在各自的「方言狀態」內形成雙重的辯證結構——亦即,既是殖民治理下被貶抑的批判,也是擺脫污名、再造感性連結的修復過程?而跟在地創作語彙緊密關聯的「方言」,若不僅僅作為指涉「土地感」和文化認同的媒介或符號,那我們又將如何深入雙重辯證的「方言狀態」,並探求藝術創作之「方言」的根本意涵?
1982到1984年間,傅柯(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最後三堂課裡(註7),將研究重點錨定在古希臘時代「說真話」(παρρησία)與主體建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當代倫理實踐的可能。他認為,「說真話」的核心意義在於,主體在敢言真實的當下,其自身在與他人互動和社會關係中所產生的流變與重構的動態過程。換言之,「說真話」即意味著,生命在勇於「言真」(le dire-vrai)的狀態下,其一連串主體化的過程;亦即,一種「真實生命」(ἀληθής βίος)的主體形構與實踐。但,此處「真實」的內涵,卻並非意指著由政治意識型態、文化認同和道德律法所預先給定的真理或價值信仰,而是敢於「說真話」的生命,在冒著爭鬥,或面臨被體制懲戒,甚至被噤聲的風險時,於抵抗他者治理的行動中所展現之「內在真實」的狀態。(註8)
以傅柯論述的脈絡來看,作為真實生命的主體形構與實踐,「說真話」確實也如同「方言」般,包含了兩種相互依存的辯證模式:一方面,勇於「言真」的實踐在權力的辯證裡,透過批判和抵抗行動創造差異,並形成「不被治理的藝術」(註9);而另一方面,真實生命在批判的同時,亦能夠從內在真實開展出重構主體的「自我技術」(Techniques de soi),進而擺脫體制的調控與規訓。也就是說,「說真話」藉由雙重辯證的結構,不僅指向了抗爭的藝術(τέχνη),更是在另一面自我重構和療癒的技術中,創生共存的倫理基礎(ἦθος)——亦即,共享的「土地感」。這,即是「方言」的根本意涵。
因此,不管是文學或藝術、評論或創作者,「方言」的書寫與實踐,即意味著「說真話」之真實生命的抗爭與再造。而「方言」作為揭示生命內在真實的實際行動(pragmatique),(註10)勢必將不再被權力機構的各種類分框架所宰制,也不再是強權治理下被永恆剝削的弱勢語群,而是在重返語言生成之場域的過程中,不斷創造抵抗的動能,同時,也在多重生態的感性連結裡,建構與他人共享的生命敘事。換言之,展現真實生命的「方言」,並無關乎語言類別、修辭技巧或創作語彙的界分與配置;它應是源自於創作實踐之「個人方言」(idiolect)與「隱語」的瘋狂書寫,(註11)也指向了倫理詩學的集體創作實踐(Éthopoïétique)。(註12)「台灣當代藝術之方言的書寫與實踐」,正是在這倫理層面的意義上,於不同主體及場域之多層次的動態關係與連結強度中,形塑出真實生命相互辯證、交流與共存的潛在疆域和生活方式。
或許,藉由這個專題所描繪出來的研究路徑,再次地回頭來看台灣藝術史和在地的創作痕跡,我們將能夠不再糾結於「什麼不是本土」或「何者不屬於方言」的提問,而是轉為探求:本土可以是什麼?台灣當代藝術的「方言」,又可以是什麼?而今日的創作者和研究者們,又將如何在「方言」裡實踐真實生命,並在共享的土地感當中,孕生在地的倫理美學?
形構台灣當代藝術的「方言」地圖
距今26年前,葉玉靜在《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裡,以藝術史的研究方法,彙編了1990年代初期,歷經22個月的美術本土化論戰的痕跡。她在導論開頭處提及,台灣因特殊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使得這塊島嶼一方面產生出某種不斷賡續的「逗點文化」,並形成「前文不對後語,鄉音混雜洋腔」的獨特拼貼文本;而另一方面,台灣文化也在承受數次的政治衝擊下,使得本土的自主性在被架空和「代代相剋」的狀態中,成為「不斷等待被填充、被接合」的文化載體。(註13)確實,台灣即便在解嚴後30幾年至今,群眾內在斷裂的生命經驗,仍是如此的深刻,而企圖彰顯本土文化主體的渴求感也依舊強烈;但「方言」卻恰恰是作為真實生命的伏流,在各種語類和符號之間,以及在體制的罅隙中,創造文化的共同記憶和「土地感」的深刻連結。
這即是說,與其急著為台灣當代藝術的在地特質定調,或者樹立當前創作與評論「方言化」的典型,本文期望能作為楔子,在此帶狀專題「接力」的模式中,以各種關鍵字和提問來串聯「方言」接下來的研究路徑,並同時透過後續不同的批判觀點,於未來開展出潛藏之創作實踐與脈絡生成的可能。於是,本專題敬邀的第一位寫者陳泰松,將首先於下個月,從病毒與免疫敘事的角度,處理評論書寫與創作語彙之間緊密的互動和張力;其次,鄭文琦將於8月,以日治時期的改編文本、或具有「陰性書寫」特質的表演文本為例,探索「方言」在當代藝術實踐裡的可能意涵;9月,林煌迪將延續「『請說方言』實驗室」的想法與計畫脈絡,並透過實際的創作經驗,深入探討「方言」於當前台灣在地文化中的意涵;接著,古睖.久古(Guleng Kiuko)將在10月時,評析創作者的原民身分,在「駐村」到「回部落」的此一當代藝術生產線之上(註14),其「主(族)語」的變異與構成;11月,蔡潔妮將以社會科學的視角,論述台灣創作當中的美學語彙(langage esthétique),在戰後本土文化與認同戰爭下所形成的歷史脈絡;而賴火旺則是在年底,藉著數位社交工具之「密語」及「新方言」的研究,分析集體精神空間和社會語境於數位介面上的轉變情形;最後,2021年1月,王聖閎將延伸史書美「離散」的概念,並從眾聲喧嘩的「方言狀態」,辨析創作實踐和論述生產之間的斷裂與連結。
上述這七個聚焦於「方言」的研究路徑,皆將在未來相互呼應與辯證的關係裡,於某種程度上展現出評論書寫與創作實踐彼此互為表裡的「方言狀態」。與此同時,這些研究路徑的生成、蔓延與鋪展,也將如語言學者在複雜的社會及地理環境中所繪製的「方言線」(isogloss)般,於不同分析脈絡的交疊下,形成層次繁複,且不斷形變的「方言」地圖。尤其,在面對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帝國、利維坦政府,以及集權與民粹敘事的治理和調控時,或許「方言」地圖,便能夠成為各種真實言說與生命抗爭之痕跡的索引,進而讓我們得以在其繁多的脈絡與路徑上,共同創造抵抗動能,並孕生自由和共生的土壤。這即是「台灣當代藝術之方言的書寫與實踐」,欲開展的核心意義之所在。
蔡宛璇的作品《經過一盞叫笠的燈》(2018)於「現實伏流」(2018)展覽中的局部照。(攝影/吳祥賓)
註1 “Chhiáⁿ Kóng Ka-ki ê Khiuⁿ-kháu” Si̍t-giam-sek.
註2 「土地感」與「辯證關係」的部分,請參見:屏東縣政府、米倉藝術家社區藝術家群,《2001土地辯證展覽專刊》,屏東市: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1。
註3 關於「高雄黑畫」,請參見南畫廊黃于玲及林殷因訪談李俊賢的逐字稿
註4 同註2。
註5 廖新田,〈尋常與例外:臺灣美術史書寫架構的因素與探討〉,《臺灣美術》第95期,頁6,2014。
註6 黃建宏,〈斷裂,以視線結構做為策略的影像:自陳界仁作品漫漶而出的影像經驗〉,《電影欣賞》第25期,頁46-47,2006。 
註7 請參見著作:Foucault, M.,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éd. F. Gros, Paris : Gallimard-Le Seuil, 2001. Foucault, 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éd. F. Gros, Paris : Gallimard-Le Seuil, 2008. Foucault, Le Courage de la Vérité. 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II.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4, éd. F. Gros, Paris : Gallimard-Le Seuil, 2009.
註8 此處「內在真實」的說法,衍生自法國政治哲學學者Jean Terrel對傅柯「說真話」的研究脈絡所做的評註。Terrel, J., Politiques de Foucault, Paris: PUF, p. 147, 2010.
註9 Foucault,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Critique et Aufklärung. Communication à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séance du 27 mai 1978”,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84e année, n°2, 1990.
註10 關於語言與實踐之間的關聯性,請參見:Deleuze, G. et Guattari, F., Mille Plateaux, Paris : Éditions de Minuit, p. 95-139, 1980.
註11 Foucault, “La Folie, l’Absence d’Œuvre”, in Dits et Écrits, t. I, Paris : Gallimard, p. 416, 1994.
註12 Foucault, “L’Écriture de Soi”, in Dits et Écrits, t. IV, Paris : Gallimard, p. 415-418, 1994.
註13 葉玉靜,〈導論:就戰爭裡的新和平——從九O年代美術論述風潮,看台灣當代美術本土化之前景與盲點〉,收錄於《台灣美術中的台灣意識》,葉玉靜主編,頁8。台北:雄獅圖書,1994。
註14 此處「當代藝術生產線」的說法,引自於:高千惠,《當代藝術生產線:創作實踐與社會介入的案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9。
吳祥賓( 5篇 )

現為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美學、藝術科學與科技博士候選人。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西歐與北美前衛藝術、台灣前衛藝術、藝術抗爭、當代美學論述以及東亞社會參與式的創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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