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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譴.劫難.疾病:臺灣的瘟神信仰與圖像

天譴.劫難.疾病:臺灣的瘟神信仰與圖像

Curses, Disasters, Diseases: Taiwanese Belief and Iconography of Plague Gods

古人認為瘟疫是「有鬼行疫」,瘟神散播瘟疫導致爆發疾病,瘟疫的發生是人與人、人與超自然在秩序失序後的天譴、劫數,這符合急性傳染病具有區域性、爆發性、傳染性的特徵。
樹林濟安宮遣舟送武漢肺炎。(作者提供)
2003年SARS肆虐期間,隨著新聞那頭不斷報導確診病例增加,不少生命因患病而死亡,病毒與死亡的恐懼如影隨形,人人惶惶不安。當時曾文溪沿岸許多廟宇正好辦理迎王祭典, 儀式過程喚醒了斯土斯民關於瘟疫的歷史記憶。有散播瘟疫的神,人們畏懼祂又怕得罪祂,因此設享席演戲祭拜,並隆重的用船將祂送走。
清朝康熙年間陳夢林纂修的《諸羅縣志》記載有這麼一段故事:「相傳,昔有荷蘭人,夜遇船於海洋,疑為賊艘,舉炮攻擊,往來閃爍。至天明,望見滿船皆紙糊神像,眾大駭,不數日,疫死過半。」荷蘭人所遇到的不知名船隻,就是民間所稱的「王船」。船上裝載著來自疫區的疫癘,因而接觸到的荷蘭人隨之發病。這種王船若是洄泊岸側,則附近民眾要建醮禳之,不然會罹災患病。祭拜後推王船入水,任其揚帆漂去,人們相信這樣做可以把疫癘帶往他方。
經歷三、四百年的社會變遷,瘟疫成為共同的記憶,只要瘟疫未能絕跡,驅瘟禳災的儀式就會再次上演。初民社會認為萬事萬物都有靈魂,包含了讓人生病的鬼神。尤其是傳染力強、致死率高的疾病,往往認為是鬼神的作祟,東漢劉熙撰寫的《釋名.釋天》提到:「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鬼神導致疾病流行之說,是民間疫鬼神話的反映,顯見疾病與鬼神信仰早在漢代就已相結合,千百年來成為人們對於疾病生成的理解。
古人認為瘟疫是「有鬼行疫」,瘟神散播瘟疫導致爆發疾病,瘟疫的發生是人與人、人與超自然在秩序失序後的天譴、劫數,這符合急性傳染病具有區域性、爆發性、傳染性的特徵。因此瘟神被視為天帝委派的使者,負責執行獎善罰惡,具有較强的地方性,不同地區所信仰的瘟神並不相同。
保西代天府奉請糊紙王爺神像登上王船。(作者提供)
瘟疫是上天的譴責
瘟疫有專職鬼神的概念,文獻記載首見於漢代成書的《禮緯.稽命征》:「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為小鬼。」文中所載「瘧鬼」,正是瘧疾的象徵。先民落腳臺灣,他們經歷重重生死關限,還要面臨臺灣嚴苛的自然環境,因而臺灣歷史文獻不乏瘧疾的記錄。
臺灣的氣候悶熱潮濕,時常發生瘟疫疾病,面對急性致命的傳染病,生存上飽受威脅,關於瘟疫的傳說也就廣泛流傳。清康熙年間高拱乾纂輯的《臺灣府志.災祥》收錄明鄭時期的瘟疫傳說:「辛酉年,疫。先是,有神曰『天行使者』,來居陳永華宅,永華與相酬接。自是,鄭之主臣、眷屬,凋喪殆盡。」這類瘟疫傳說,是人們無法得知為何會發生瘟疫,深覺人命之渺小,惟有訴諸鬼神。
若由道教來看瘟神信仰,《女青鬼律》是目前所知道教信仰最早一部闡述瘟疫思想的典籍。《女青鬼律》強調:「若能知瘟鬼名字,鬼不敢加害。三呼其名,其鬼自滅。」列出五方鬼主、五方瘟鬼、十二值月瘟鬼、十二值日瘟鬼、九種蠱毒鬼的名字。如五方鬼主是按照五個方位、顏色所列出鬼主姓名,東方鬼主劉元達,領萬鬼行使惡風之病,南方鬼主張元伯,領萬鬼行使熱毒之病,西方鬼主趙公明,領萬鬼行使注炁之病,北方鬼主鍾士季,領萬鬼行使惡毒、霍亂、心腹絞痛之病,中央鬼主史文業,領萬鬼行使惡瘡、癰腫之病。
《女青鬼律》確立了五瘟作為瘟神的代表,而對於瘟神信仰影響深遠的《太上洞淵神咒經》,更進一步列出瘟神的神譜,指出瘟疫是上天派遣使者對人間的懲罰,若能虔誠懺悔,請道士念誦經典修齋行道,遣送瘟神,即使瘟疫消彌。《太上洞淵神咒經》建立了道教在行瘟與送瘟的宗教思想體系,繁瑣地列出諸位魔王、鬼王的姓名,大體延續《女青鬼律》所列的五方鬼主,但另外多增加了李公仲、少都符二位。
屏東市東隆宮欽點五毒大神家將。(作者提供)
從散播到驅逐瘟疫
約成書於明朝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傳》,是一本敘述神祇事跡的通俗書籍,對了解明代的民間信仰有一定參考價值。當中的〈五瘟使者〉提到:「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空三五丈,…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為五鬼,在地為五瘟。名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鐘仕貴,總管中瘟史文業。如現之者,主國民有瘟疫之疾,此為天行時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張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無法而治之。』於是,其年國人病死者甚重。」顯示從漢代至明代悠久的發展歷程,已然確立五瘟使者作為主要行使瘟疫的觀念。
民間對於五瘟使者的想像與道教典籍描述的不同,閩臺流傳「五福大帝」的傳說,講述有五位出身福州的書生,分別名叫張元伯、鍾士秀(或說鍾士成)、劉元達、史文業、趙光明,他們五人見到有瘟鬼於井中投放瘟毒,本欲將此事宣告居民,卻惟恐所說之事不被採信,於是決意犧牲自己,留書示警,投井受毒。人們感念其捨身相救,在福州建廟祀之,尊稱為顯靈公張部、應靈公鍾部、宣靈公劉部、揚靈公史部、振靈公趙部。
道教典籍認為五瘟使者是受太上老君之命,來到人間散播瘟疫達成懲惡任務,而民間認為五福大帝是為了人們免於瘟疫苦難,凸顯民間對於瘟疫的懼怕,強調的是防止瘟疫而非受到懲罰。與五福大帝同樣講述著投井以身試毒,還有五毒大神與溫元帥,從人類文明進化史考察,人類的生活史其實也就是與疾病不斷對抗的歷史,那些選擇犧牲自己示警瘟疫的人,成為了人們心中瘟神的形象,寄託祂們能繼續抗疫驅瘟。
從福建移植到臺灣的瘟神信仰,反映著民間信仰的瘟疫觀念,五福大帝、五毒大神、溫元帥的敘事都可以追溯到中國南方關於瘟疫的共同記憶。傳說故事的細節或有差異,不變的是都講述祂們因故死亡,獲得封賞成為王爺,享有遊遍天下、受人供養,「遊府吃府,遊縣吃縣」的尊榮。但更多時候,臺灣人並非把王爺當作散播瘟疫的瘟神,而是認為王爺可以驅逐瘟疫。
《三教源流搜神大傳》收錄的五瘟使者圖像。(作者提供)
畏之而造像祭之
宗教信仰與圖像之間有緊密的關係,藉由圖像藝術,表現人們建構對於神靈世界的想像,使人們更加認識神祇。因為人們懼怕瘟疫,「民人聽天由命,端賴鬼神庇祐,以冀禪災」,供奉瘟神祈求能保佑百姓少遭瘟疫之苦,成為治療瘟疫、防避瘟疫的良方。瘟神的圖像創作,除了參閱宗教典籍將文字轉化成圖像,更有畫師的師承傳統與個人創造。道教典籍對於五瘟使者形象的描述甚少,因而在畫師的圖像創作中,對於五瘟神的想像更為自由,顯示畫師豐富的想像力。
山西省稷山青龍寺元代水陸壁畫局部。(網路圖片)
現今傳世最古老的五瘟使者圖像,見於稷山青龍寺的元代水陸壁畫,畫面「五瘟使者眾」共繪五身,其中一人為人首人身,其餘四身為獸首人身,畫面可以辨識出虎首與烏鴉手,四身分別手持勺、槌與鑿、蕉葉等物。獸首人身的形象也見於山西保寧寺水陸畫軸,畫面「右第四十四主病鬼王五瘟使者眾」共繪七身,畫面上層是二身主病鬼王,分別手持斧、鉞,畫面下層為五身五瘟使者,一位是人首人身,手持水桶與漏斗,其餘四身皆為獸首人身,其中馬首者手捧葫蘆,烏鴉首者身上背著葫蘆,手握長劍,雞首者手持槌與鑿,虎首者人手握蕉葉。河北石家莊毗盧寺水陸壁畫,畫面「主病鬼王五瘟使者眾」共繪五身,一位是人首人身,手握鞭,其餘四身皆為獸首人身,其中馬首者手握勺,牛首者手握蕉葉,雞首者手持錘,虎首者身背葫蘆。
山西省保寧寺水陸畫軸。(網路圖片)
從元明兩代的圖像,可見到五瘟使者的形象為獸首人身,顯示獸首人身是古老的圖像傳統,被畫師所遵循,但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傳》中是以人的相貌呈現,書中對於五瘟使者的穿著與持物有詳細描述:「身披五色袍,各執一物。一人執杓子並罐子;一人持皮袋並劍;一人執扇;一人執鎚;一人執火壺。」器物傳達瘟疫的散播與取人性命,提供我們了解明代常民社會對於神祇形象的想像。
閩臺供奉的五福大帝多是以人的相貌呈現,神像分別繪畫象徵五方(東、南、西、北、中)的青、紅、白、黑、黃色,臺南元和宮全臺白龍庵供奉的應靈公鍾部,神像造型為人面鳥喙,相傳是祂服毒而導致嘴腫。而馬祖的午沙境五福天仙府,所供奉的五福大帝姓名與其他廟宇不同,分別是張風、徐超、趙基、劉幸、鍾忪,劉幸的神像造型表現為人面鳥喙,趙基的神像造型表現為虎首,五福大帝神像有著動物的特徵,是元明以來五瘟使者的圖像傳統。
馬祖午沙境五福天仙府趙基神像為虎首。(作者提供)
五毒大神也是採用象徵五方的五色,一手握羽扇或拂塵,一手分別持葫蘆、水盂、珠子,這些具有潑灑、散發功能的器物,將瘟疫的傳染加以具象化,但人們更冀望神祇能收服瘟疫,解讀扇子與拂塵是要掃去瘟疫,水盂是用來清淨化污,珠子可以鎮壓住瘟疫,葫蘆在於吸收瘟疫。
臺灣俗語「也要人,也要神」,即使是在醫療發達的現在社會,面對流行性、猛爆性的疾病,看不見的病菌,威脅的不僅是身體,更考驗人心。在動盪不明的狀態人們如何自處,只能無語問蒼天了。2020年臺灣再次籠罩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的風暴中,整個社會人人自危。人們在經歷SARS之後,再次陷入瘟疫流行的夢魘中。臺灣許多廟宇舉辦驅瘟禳災的儀式,燒化神舟遣送瘟神,在疫情猶未平息之際,這些信仰活動,是人們面對生存危機下的心靈重建,重新建構彼此的關係秩序。
張靖委( 6篇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民俗亂彈」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