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典藏ARTouch與《今藝術＆投資》於2024年2月起推出「回望當代’11~’20：藝術大事記」專題，編輯台特邀（按姓氏筆畫排序）吳思鋒、高千惠、高森信男、孫松榮與張寶成等專欄作者，從自身的觀察與經驗出發，書寫他們所關注的二十一世紀一〇年代當代藝術現場。
筆者先前已於上期專欄中論及2010年代時，東南亞諸國藝壇如何從具備草根游擊的特質，逐步走向建制化的情境。在建制化的過程之中，我們可將新加坡視為相當關鍵的角色。新加坡雖理所當然地身為東南亞的一份子，但其社會結構及藝術制度皆可視為不同於多數東南亞國家的體制典範。除此之外，在「南向」思維中常與東南亞混為一談的南亞次大陸，又呈現了何種不同的生態系統？本期專欄將會以重回2010年代的視角，淺談新加坡及南亞藝壇過去十年的變化，及其與臺灣之間的藝術交流關係。
新加坡：藝術及資本的旋轉門
不論從何種角度開啟討論，新加坡皆是一座獨特的島城。新加坡過去雖喜歡自比為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間的交匯之處，但21世紀初的新加坡更像是東亞世界、東南亞世界及南亞世界之間的「旋轉門」。旅客、資金及貨品在馬來半島的最南端快速的撞擊、交易，並在短時間內被傳送至另一座政治及思想文化皆截然不同的世界。市儈的新加坡人從不諱言星島於上述情境中的優勢，而市儈的國際旅客、國際投資客／避稅客們對於新加坡所能提供及所不能提供之事更是瞭若指掌。
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人們不太會把新加坡與當代藝術進行聯想。在亞洲，新加坡事實上是藝術領域的後段班。新加坡美術館（SAM，Singapore Art Museum）遲至1996年開館，首屆新加坡雙年展（Singapore Biennale）則於2006年開展。即使以東南亞的標準來比較，新加坡於當代藝術領域的發展仍稍嫌晚近。然而，不同於其他東南亞國家，新加坡將「持續在熱帶／開發中亞洲的環境之下維持國際標準」視作最重要的國策原則之一。也因此，新加坡的藝術機構及雙年展既便晚來了一些，卻能在此種精神下即刻發揮「接軌國際」的功效。
2010年代的新加坡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內部藝術體系的建構，並成功奪取東南亞藝術樞紐的頭銜。新加坡或許市儈，但得利於其商貿經驗及其長期與周邊國家交流的基礎，新加坡在2010年代便不諱言地將自身視為東南亞藝術的中心。除了2012年起的新加坡雙年展明確朝東南亞內部探勘的路線發展外，2015年開館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亦承載起建構東南亞藝術史敘述的責任。在面對東南亞區域外的交流時，新加坡機構透過掌握東南亞的詮釋權，進而推出由整個東南亞所排列組合而成的展覽內容。在國家美術館開館的同一年，新加坡於2015年同時投資位於巴黎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及里昂當代美術館（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Lyon）的東南亞當代藝術大展。
2017年，當國際現當代美術館專業委員會（CiMAM）年會於新加坡召開時，新加坡主辦單位則同時籌辦前往越南及印尼的藝術旅行。筆者亦報名參加前往印尼的貴賓參訪團，當時除了文化部官員前來樟宜機場送機外，抵達雅加達後更是採用外交規格通關。從印尼警方派出的前導車，到行程中每一個細節的精心安排，筆者皆可透過這些活動策畫過程中的細節，看到新加坡政府如何對準目標拳拳入魂。在201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各機構為了在短時間內贏得國際主流藝壇的認同，除了資金的投入外，亦不惜動用大量行政／外交資源。
但當我們討論新加坡藝壇時，若僅是如同臺灣許多政客只愛講述新加坡的優點，卻從未提及這些優點是犧牲什麼才能換來的？那不免過於天真。新加坡藝壇的優點及其缺點，事實上互為表裡。依靠政府所快速建構起來的藝術生態，亦可能在政府決定退場之後迅速坍塌。2020年代的新加坡隨著香港崩塌及東南亞／南亞的崛起，在可見的下個10年內依舊經濟前景看好。但相對於新加坡經濟的發展，新加坡政府對於藝術投資的興趣似乎衰退不少。不少跡象顯示，精於算計、強調須看到投資效益的新加坡政府，似乎正對藝術市場的扶植逐漸失去耐心。若考量藝術機構及雙年展對於觀光財的磁吸效益似乎比不過室內瀑布跟賭場，也不難理解星島政府正逐步朝向簡化藝術機構的路線邁進。
2010年代連續大量投入的資源，或許換來今年（2024）威尼斯雙年展開始介紹蔡名智（Chua Mia Tee）等新加坡前輩藝術家的成果。但對於在地藝術家而言，2010年代意味著在地資源及言論自由的逐步緊縮。在看似國際標準的硬體之下，藏匿著隱而不宣的審查紅線。而不斷攀升的物價，以及在此獲得國際機構關注的東南亞各國藝術家，卻從來無法消解在地藝術家的生活及發展壓力。也因此，在可見的近未來，即便新加坡這座免稅港作為區域藝術交易中心的地位依舊無法撼動。但對於多數的本地藝術工作者而言，他們卻難以隨著東南亞及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獲得相對應的發展機會。
印度次大陸：新帝國的藝術世界
且讓我們透過新加坡這道旋轉門，轉往另一座自成一格的世界：以印度為核心，以及圍繞在其周邊的諸國所構成的南亞／印度次大陸。筆者在2000年代依舊是屁孩時，便曾嚷嚷著推銷印度總有一天會在各方面超越中國的假說。2020年代的今日，即便部分臺灣人可能在情感上無法接受，但理性上仍舊無法否認印度在人口、經濟量體、軍事及科技實力等項目，即便尚未超車中國，但也已經是無法忽視的重量級挑戰者了。企圖忽視印度的人，通常會開始引述印度街頭依舊混亂、種性制度依舊存在等理由，藉此逃避印度崛起的事實。
實測於印度街頭觀察各類橫行無阻的動物時，確實很難在直覺上與登陸火星所需的工程技術進行連結。然而作為歐美及東亞之外的第三種文明制度，印度確實是不可忽視的存在。不論喜不喜歡，印度作為亞洲大陸上第二座正在崛起的巨型帝國，我們不可能忽視其存在。事實上，在工程、科技、教育及商貿等領域，臺灣人早就建構起與南亞諸國之間的交流網絡。但對於臺印雙方而言，現當代藝術領域的交流依舊如同襁褓中的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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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中國的藝術交流受惠於文化上的親近及政治上的相關企圖，在2010年代初期顯得如魚得水。然而在中國這座帝國所享有的好處，卻無法在印度身上找尋得到。在2010年代面對印度及南亞諸國的交流時，臺灣藝術工作者往往要有著防彈玻璃等級的決心。除了提出參訪對方機構的要求不時會吃到閉門羹外，即便提撥經費邀請對方重要機構或雙年展策展人來臺進行調研，被回絕的機率可能都是九成起跳。印度菁英階級著名的直來直往風格，更是在傷口上灑鹽：「我們評估不覺得有需要參訪臺灣」，甚或是不經意的提到「你們那邊是不是不會說英文？」等字句，不免還是會令筆者的防彈玻璃心出現彈痕。
事實上不太需要因為上述文化差異而轉身放棄，當南亞諸國的藝術工作者聚在一起時，最喜歡討論的往往是印度的複雜性／難搞之處。所以可以放心，這種情境並非單純針對臺灣而來（疑）。帝國不太會注意到歷史及文化上無直接關係的遠方小邦本就是天經地義之事，其實只需拿出臺灣長期誠心經營英、法、德、美等地藝術交流卻不求回報的心境來面對臺印交流，自然可以自我調整到較為舒適的心態。會心中有所不平衡，多半是還停留在印度經濟上相對落後等刻板印象，且忽略了臺灣直到21世紀才終於開始為臺印交流奠定基礎的事實。
既然直接進入印度如此地困難，那就從認識帝國的夥伴們開始吧！在201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包括筆者在內的臺灣策展人或藝術團體，於孟加拉及尼泊爾等國展開較多的交流計畫。筆者當時便意識到，可以透過印度周邊國家作為中間人，協助臺灣藝壇開始熟悉印度及南亞藝術圈。2017年由關渡美術館主辦，舉辦於孟加拉達卡的第一屆亞洲策展論壇（Asian Curatorial Forum ）；以及2019年由國藝會主辦，舉辦於印度德里的第二屆亞洲策展論壇，便是出於此種策略來加以推動。除了論壇型的活動外，我們也可看到包括藝術家李奎壁及獨立空間水谷藝術等單位，開始活躍於南亞次大陸。曾有年輕世代臺灣藝術家對我開玩笑說：「東南亞交流都被你們這輩的人占去空間，我們這輩只好走的更遠！」
孟加拉、尼泊爾及斯里蘭卡有著跟臺灣體質較為相近的藝術生態，整體藝壇由獨立空間、少數美術館、重要國際雙年展及藝術學院所共同組成。然而印度卻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存在：印度一方面十分巨大，德里及孟買的商業藝術圈與科欽的雙年展形成了彼此異質的生態系統（事實上連各地通行的區域語言也十分不同）。另一方面，印度藝術工作者對於自身的認同似乎採取了與南亞其他國家十分不同的態度。英語菁英知識圈的傳統加上左翼政治的論述語境，也導致臺灣藝術圈較難找到與其對話的空間。加上印度當代藝壇不同於其他南亞國家，主要由私人贊助及藝術市場所組構而成。使得印度藝壇與政府政策之間的連動性，亦相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要低的許多。
但臺灣於2020年代在南亞諸邦的交流活動，也即將遭遇更多的挑戰。2020年代，南亞諸邦顯得十分焦慮於印度的國力增長，孟加拉及尼泊爾等國期望透過更加親近中國的政策來換取區域政治上的平衡態勢。在此情境之下，臺灣機構進出這些國家將受到不少阻饒。2010年代原本相對自由進出的孟加拉，在疫情之後卻對臺灣人關起國門。筆者於去年前往孟加拉，需要透過當地外交圈的朋友以特例協助才得以滑壘入境。斯里蘭卡作為「一帶一路」路徑上最為衝突性的案例，目前正陷入全國性的衰退及政治混亂期。在基礎民生都遭遇打擊的情境下，硬要討論藝術領域的發展顯得過於勉強。
臺印交流於未來依舊有許多可能的發展空間，廣袤的印度蘊含了許多可能性。南亞藝壇近日開始對阿薩姆地區及印緬邊境的原住民藝術團體倍感興趣，我們亦可發現在德里及孟買等帝國核心之外的藝術圈，也更樂於和國際社群進行接觸及交流。印度年輕藝術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及積極程度常令人咋舌：國立名校的藝術評論系所每年必須從五位數的考生中選拔出僅數十名的錄取名額。說這些人是菁英，可能還有點太客氣了。國立尼赫魯大學藝術史所的同學，往往在還沒畢業前，便被重要美術館、基金會或藏家所聘任。這些同學可能尚未年過30，便已經擁有比其他國家同齡工作者還要資深的工作經驗。
換句話說，除了地理上從邊緣包圍中央的策略外；如何克服臺灣對於年齡的文化慣習，積極從印度年輕工作者的視角切入臺印之間的藝術交流關係，或許會是未來有效的交流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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