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電影《滅絕》(Annihilation)中,一群不同領域女科學家進入隕石墜落造成的彩虹氣泡世界中,發現整個生態環境都受影響,而以完全不同的原則生長和存在。而唯一沒有變成植物「人」,或與動物結合,或幻化成純粹的能量,唯一回來的生物遺傳學家女主角,也很清楚自己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人。正如科學界發現「酷兒」(Queer)這個橫跨二元的現象普遍地存在於自然世界中,不只是動植物等生物的性行為,奇怪之處更是小到原子和量子,而我們所習慣的現代性二元分化邏輯才真是宇宙的「例外」。可以說科幻電影並不比現實世界中的科學「發現」更加戲劇性,更加顛覆,而科幻敘事反應出的,更是廣泛的大眾心理對無法理解的,所謂「有違」自然的怪異和酷兒,一直以來的反動和恐懼。
本文將透過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說的「酷兒世界」(Queer Worlding)與「酷兒親屬關係」(Queer Kinship),以及在量子物理學與性別論述之間來去自如的哲學家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註),所說的遍佈大自然中的「酷兒表演性」(Queer Performactivity)來討論主體「轉變」,主體性生產與(創作)實踐之間的問題,以及在此開放性主體的脈絡下,社會政治層次的社群建構,來思考例如「歐洲」面對移民危機,自身身分認同的命題。以流變共生的,永續創造的方式看待不斷跨越框架藩籬的新社群主體,共同創造一個可持續的集體生活,可共同居住的世界。
哲學家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
酷兒的「動詞世界」(Queer Worlding)
世界是個互相參照影響的「動態」互動網絡,而且必須強調當中豐富的開放可能性,對哈洛威和巴拉德來說,世界是一個動詞的概念包含了作為一個糾纏狀態的複雜性、多樣性,一種「酷兒」的狀態。這個「動詞世界」的概念實則始於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世界」由名詞「World」成為動詞「Worlding」,不斷到來生成和創造的過程,總是「既有並且已經展開」,而且是「從不缺席」,這也是事物世界的存在和持續存在的過程。
世界是個互相參照影響的「動態」互動網絡,而且必須強調當中豐富的開放可能性,對哈洛威和巴拉德來說,世界是一個動詞的概念包含了作為一個糾纏狀態的複雜性、多樣性,一種「酷兒」的狀態。這個「動詞世界」的概念實則始於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世界」由名詞「World」成為動詞「Worlding」,不斷到來生成和創造的過程,總是「既有並且已經展開」,而且是「從不缺席」,這也是事物世界的存在和持續存在的過程。
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2019年於巴黎Nanterre-Amandiers,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 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法國宣傳單位MYRA提供)
相對於各領域那些聲稱有絕對答案、或是有必然的位置,「Worlding」出現在一個相對不確定的位置上。通過將二元論本身作為一個問題,變化的過程是問題的核心。它的不明確、多面性和包容性並不滿足於繼續或不完整,而是刻意維持開放,總考慮不同的觀點和可能性的重要 。世界永遠是一個複雜而充滿活力的、不斷變化的現實,我們必須不斷地通過這種方式去「開放」世界。海德格爾堅持認為世界不是我們自己的世界,而是接受特定事物的問題。而哈洛威和巴拉德兩人都是受到科學和自然的啟發,直指我們人類與共同身處的世界處於一種「纏繞」流變的關係。「酷兒」顛覆了二元論結構的異性戀「規範」,模糊了一貫的界限,破壞了二元論的穩定,包括劃分自然與文化的人類中心主義 。「酷兒世界」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更強調我們是自然和世界的一部分,人類與非人類共同存在於糾纏狀態的生態系統中。
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2019年於巴黎Nanterre-Amandiers,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 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法國宣傳單位MYRA提供)
創造酷兒親屬關係(Queer Kinship)
30多年來,哈洛威將自然和文化重新詮釋為不可分割,也就是說人類和非人類的相結合(呼應科幻敘事中的大眾畏懼心理)。從女權主義者的「賽伯格」形像到「同伴物種」,她重新混合配置物種,拒絕分割人類和非人類 。這些概念反覆指向我們與其他物種不可分割的「糾纏」,她挑釁地稱這些在不同物種間「怪異」的糾纏親屬關係為「酷兒親屬關係」。但最重要的是,它們也是生成性的,它們創造和改造世界。「酷兒世界」更組成和重新構建一個新的「我們」:新的社群,新的社會身體。以超越二元、不同的方式,創建其他另類可能的關係,這需要「實踐」哈洛威所謂的「創造親屬關係」(Kin Making)。也就是說,要求與對方合作和出人意料的組合,超越血緣、超越個人主義、跨越既定框架邏輯,一種裝配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政治面的問題即是發明創造新的家庭類型,社會階層,裝配新的「我們」。
30多年來,哈洛威將自然和文化重新詮釋為不可分割,也就是說人類和非人類的相結合(呼應科幻敘事中的大眾畏懼心理)。從女權主義者的「賽伯格」形像到「同伴物種」,她重新混合配置物種,拒絕分割人類和非人類 。這些概念反覆指向我們與其他物種不可分割的「糾纏」,她挑釁地稱這些在不同物種間「怪異」的糾纏親屬關係為「酷兒親屬關係」。但最重要的是,它們也是生成性的,它們創造和改造世界。「酷兒世界」更組成和重新構建一個新的「我們」:新的社群,新的社會身體。以超越二元、不同的方式,創建其他另類可能的關係,這需要「實踐」哈洛威所謂的「創造親屬關係」(Kin Making)。也就是說,要求與對方合作和出人意料的組合,超越血緣、超越個人主義、跨越既定框架邏輯,一種裝配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政治面的問題即是發明創造新的家庭類型,社會階層,裝配新的「我們」。
酷兒表演性,主客體的纏繞狀態
受量子物理學的啟發,哲學家巴拉德所提出的「內部行為」(Intra-action)概念認為,客體和主體在「內部行為」之前或之外並不存在,兩者是通過「內部行為」才出現。換句話說,客體和主體的區別本身並不存在,一切都是通過內部關係誕生的。 她用「表演性」的概念,使女權主義、酷兒理論和量子物理學彼此發生「衍射」,更新「表演性」和實踐的概念,朝向一種新物質主義的,後人類的表演性。巴拉德針對巴特勒(Judith Butler)沒有充分考慮話語的重要「物質性」和「化身」的問題,她強調「物質—話語」的實踐和表演性。 在巴特勒和哈拉威之後,巴拉德並不是唯一一位提出以表演性理解知識本質的學者,但她的方法以後人類主義傾向和對「實踐」的關注而著稱。朝向「物質化」的過程,使我們能夠理解話語和材料之間的關係,並尋求給與物質作為「積極參與」世界的角色,而不是將物質簡化或忽視為「被動」。
受量子物理學的啟發,哲學家巴拉德所提出的「內部行為」(Intra-action)概念認為,客體和主體在「內部行為」之前或之外並不存在,兩者是通過「內部行為」才出現。換句話說,客體和主體的區別本身並不存在,一切都是通過內部關係誕生的。 她用「表演性」的概念,使女權主義、酷兒理論和量子物理學彼此發生「衍射」,更新「表演性」和實踐的概念,朝向一種新物質主義的,後人類的表演性。巴拉德針對巴特勒(Judith Butler)沒有充分考慮話語的重要「物質性」和「化身」的問題,她強調「物質—話語」的實踐和表演性。 在巴特勒和哈拉威之後,巴拉德並不是唯一一位提出以表演性理解知識本質的學者,但她的方法以後人類主義傾向和對「實踐」的關注而著稱。朝向「物質化」的過程,使我們能夠理解話語和材料之間的關係,並尋求給與物質作為「積極參與」世界的角色,而不是將物質簡化或忽視為「被動」。
對她而言,話語實踐並不是人類中心的活動,它們是世界中「具體物質」的重新配置。話語實踐總是物質性的,物質也同樣是話語性的,物質誕生與話語實踐密不可分。意義不是象徵性的,意義是物質性的,物質並不與意義分開存在。 也就是說,物質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物體。物質是指現象的物質性和物質化的過程,而不是抽象和獨立的現有物體的,假定的、內在的、固定的屬性。通過重新思考表演性和世界本身,巴拉德重新理解「物質性」 。 重點不再是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是作為物質化過程中的一個「積極」因素。
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2019年於巴黎Nanterre-Amandiers,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 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法國宣傳單位MYRA提供)
藝術的「改變轉化」作用
鏡頭轉到當代藝術的範疇,重點也從藝術「品」轉到藝術如何「起作用」,人與物之間的「內部行為」,巴拉德的概念在決定某些藝術實踐如何起作用時非常有用。「內部行為」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人類」的特定物質行為。 於是,藝術「家」和藝術「品」都是藝術「世界」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中心點。這使我們能將藝術或藝術「實踐」視為其效果的表演形式,從而產生去「做」而非傳統上單純去代表/再現的物質。巴拉德提供了理解藝術家,藝術作品,展覽,機構等等相互擴展的可能性,以酷兒、後人類「表演性」的角度去理解藝術如何「起作用」。
鏡頭轉到當代藝術的範疇,重點也從藝術「品」轉到藝術如何「起作用」,人與物之間的「內部行為」,巴拉德的概念在決定某些藝術實踐如何起作用時非常有用。「內部行為」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人類」的特定物質行為。 於是,藝術「家」和藝術「品」都是藝術「世界」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中心點。這使我們能將藝術或藝術「實踐」視為其效果的表演形式,從而產生去「做」而非傳統上單純去代表/再現的物質。巴拉德提供了理解藝術家,藝術作品,展覽,機構等等相互擴展的可能性,以酷兒、後人類「表演性」的角度去理解藝術如何「起作用」。
「代表/再現」轉移到「化身/成為」的藝術,並始終處於過程和關係中。這也打破將藝術作品視為製作的固定終點,或作為詮釋的固定出發點的一貫概念。如巴特勒所說,表演性涉及重複而不是單一性,對巴拉德而言,「化身」的概念至關重要,這與「原創性」,與「新的衝擊」做為藝術的變革力量的假設不同。巴特勒和巴拉德的「表演性」深深關係著主體的形成。對於巴特勒而言,在重複行為之前沒有任何主體,在「主體」出現之前沒有任何「客體」。「我」通過此歷程出現,在物質和重複實踐之前,沒有藝術家,藝術的實踐是表演性的,因為它產生一種如「物質化」效果的藝術。這也說明了 「創新」是如何通過重複實踐,而不是單一行為而出現,這是理解藝術的「效果」,它如何「起作用」的關鍵。
主體與實踐的「纏繞」狀態
接下來我們試著以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在希臘雅典舉辦的第十四屆文件展(documenta 14),應策展人和跨性別哲學家保羅.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之邀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 以下簡稱「母親之家」)來討論,主體建構與創作實踐之間流變共生的狀態,和歐洲主體在難民危機下「轉變」的可能性。作品「母親之家」當中,藝術家如同一位女神不斷(重新)建構象徵歐洲的帕德嫩神殿,從頭到尾一個人用巨大的厚紙板,建築保護眾人的紙板屋神殿。但在終於建成後,暴雨狂風又馬上把它壓垮成一片廢墟。這個不斷失敗重新再來的艱辛過程,更與藝術家 「跨」性別的身分相互「衍射」,強烈指涉跨越性別差異與國族框架的烏托邦建構。
接下來我們試著以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在希臘雅典舉辦的第十四屆文件展(documenta 14),應策展人和跨性別哲學家保羅.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之邀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 以下簡稱「母親之家」)來討論,主體建構與創作實踐之間流變共生的狀態,和歐洲主體在難民危機下「轉變」的可能性。作品「母親之家」當中,藝術家如同一位女神不斷(重新)建構象徵歐洲的帕德嫩神殿,從頭到尾一個人用巨大的厚紙板,建築保護眾人的紙板屋神殿。但在終於建成後,暴雨狂風又馬上把它壓垮成一片廢墟。這個不斷失敗重新再來的艱辛過程,更與藝術家 「跨」性別的身分相互「衍射」,強烈指涉跨越性別差異與國族框架的烏托邦建構。
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2019年於巴黎Nanterre-Amandiers,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 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法國宣傳單位MYRA提供)
我們可以回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實踐」(Praxis),「理論」(Theoria)和「製作」(Poiesis)的區分,也就是在「做」,「思考」和「製造」之間的區別。「實踐」是人類的互動,形成了倫理政治實踐的領域。「理論」指的是對根本原因的調查,而「製作」則是指物件的生產。我們在此特別關注「實踐」和「製作」之間的關係。實踐或行動,不僅是沉思的或理論的活動,而是改變主體。實踐沒有其他目的,只有施行者實踐者的趨於完善,實踐具有行動的內在目的,不能與行動分離。在以結果為行動意義之際,它是可能改變社會關係,或改變自然環境的所有人類活動,這樣的概念也早已被馬克思主義者廣泛運用,而在巴拉德等新物質主義者眼中,超越了物質/非物質,人類/非人類,生物/非生物之間的區別,所有這三類人類行為都匯集在一起,並作為主體性的生產。
如巴特勒所說,重點在於「重複」的行為,更勝於「原創性」。在「母親之家」中,我們也見到不斷重複的相同動作,藝術家不斷切割,折疊,搬動,組裝巨大的厚紙板。自己動手做DIY組裝家具的過程,展開,切割,組裝,然後重新開始,不停地尋找正確的支點,撐起這座150公斤重的難民帳篷。不斷的挫折和挑戰,不斷戰鬥的心境,更可以在後世界末日後工業風格,瘋狂麥斯(Mad Max)女性版本紅色的盔甲,或如同亞馬遜雨林中印地安戰士的妝扮,人物設計和裝扮上一目瞭然。
身體質變與酷兒烏托邦
哈洛威從30年前開放的「賽伯格」主體概念到近期更強調摒除人類中心,與其他物種「共生流變」(Becoming-with)的能力,與環境的聯繫。對我們來言,這首先是主體與客體之間一個連續體,再者,是在「我」和「我們」之間一個新的社會集體。而如何重新組裝「我們」, 和與誰共同生活成長,這些是深刻的政治問題。異形、酷兒、跨性別和歐陸流離失所的外來難民都正代表歐洲主體「轉變」的可能性和潛力。藝術家梅娜在這種不斷尋找身體上、身分認同上、物質上的新「平衡」,不斷轉變的「創作」,是抵抗異性父權制的生命政治歷程,更是不斷探索和拆解不同的框架和界限。當舞台上希臘神廟終於成形,但好比西西弗斯到達山頂時,完全沒有時間享受自己的壯舉,狂風暴雨迅速降臨,紙板屋經不住水的重量,先是屋頂再來是牆壁一一崩塌。女戰士只靜靜蹲坐一旁,看著人造大自然把這個歐洲民主象徵緩緩變成一片廢墟。
哈洛威從30年前開放的「賽伯格」主體概念到近期更強調摒除人類中心,與其他物種「共生流變」(Becoming-with)的能力,與環境的聯繫。對我們來言,這首先是主體與客體之間一個連續體,再者,是在「我」和「我們」之間一個新的社會集體。而如何重新組裝「我們」, 和與誰共同生活成長,這些是深刻的政治問題。異形、酷兒、跨性別和歐陸流離失所的外來難民都正代表歐洲主體「轉變」的可能性和潛力。藝術家梅娜在這種不斷尋找身體上、身分認同上、物質上的新「平衡」,不斷轉變的「創作」,是抵抗異性父權制的生命政治歷程,更是不斷探索和拆解不同的框架和界限。當舞台上希臘神廟終於成形,但好比西西弗斯到達山頂時,完全沒有時間享受自己的壯舉,狂風暴雨迅速降臨,紙板屋經不住水的重量,先是屋頂再來是牆壁一一崩塌。女戰士只靜靜蹲坐一旁,看著人造大自然把這個歐洲民主象徵緩緩變成一片廢墟。
這個災難也同時凸顯「質變」的肉身能適應,能改變到什麼程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面對考驗的問題。建造歐洲之屋和她自己的身體,不斷企圖達到「平衡」,不論是「跨」性別不斷轉變的身體,又或是再重建歐洲主體,總有暴風雨威脅著這個不斷的建築歷程,一切都隨時可能被不可抗之力埋葬。這永遠的風險教人準備好失敗,但同時也激發更多創造性和驚人的新存在方式。即使最終依舊可能是一片廢墟,這個不斷「跨越」的歷程是不斷的學習和成長,開放地與「外來」他者創造集體的身分,建構一個新的不可能的身體。而要建構這個「跨」的聯盟,我們需要徹底改變主體化的過程和實踐,不再劃分主體和客體。
跨性別藝術家菲婭.梅娜(Phia Ménard)2019年於巴黎Nanterre-Amandiers,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呈現的行為表演作品「不道德的故事, 第一部分,母親之家」(Contes Immoraux Partie 1 – Maison Mère)。(法國宣傳單位MYRA提供)
這個災難也同時凸顯「質變」的肉身能適應,能改變到什麼程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面對考驗的問題。建造歐洲之屋和她自己的身體,不斷企圖達到「平衡」,不論是「跨」性別不斷轉變的身體,又或是再重建歐洲主體,總有暴風雨威脅著這個不斷的建築歷程,一切都隨時可能被不可抗之力埋葬。這永遠的風險教人準備好失敗,但同時也激發更多創造性和驚人的新存在方式。即使最終依舊可能是一片廢墟,這個不斷「跨越」的歷程是不斷的學習和成長,開放地與「外來」他者創造集體的身分,建構一個新的不可能的身體。而要建構這個「跨」的聯盟,我們需要徹底改變主體化的過程和實踐,不再劃分主體和客體。
實踐,不斷轉變跨越框架的「動詞藝術」
當酷兒研究熱衷於物種之間的橫向聯盟,重要性更在於作為一種政治層面的可能性和潛力,這複雜的關係「可能」凝聚並動員構成激進政治基礎的幻想和渴望,開放的主體通過實踐,使「我」 與「我們」 成為一個連續體。透過巴拉德同時考慮到主體與客體之間糾纏狀態下的實踐,跨越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酷兒、後人類表演性,我們得以用新角度思考藝術實踐及其影響,實踐主體的轉變。
藝術變革功能的轉向正來自於它超越二元論的酷兒糾纏狀態,就像實踐者與實踐之間的糾纏一樣,這個錯綜複雜的狀態,產生了存在的新方式,不斷「超越」自己的主體和藝術,同時「是」也「不是」藝術的實踐。超越藝術本身,藝術的「雙重」生命,完全對應於這種酷兒糾纏的觀點。
註釋 凱倫.巴拉德(Keren Barad)的哲學自2012十三屆文件展(documenta 13)的主策展人芭卡姬芙(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當年以「後」人類中心主義為主題,大量引用她的概念開始,她所談的新物質主義和後人類命題在當代藝術圈中引響逐漸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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