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電信（radiotelegraphy）作為20世紀前中期最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大約在1920年代作為日本殖民政府移植的「文明設施」的一環引進臺灣。廣播不但是能超越空間、年齡、性別、階層與識字程度限制的跨界媒體，同時又是能夠有效推動國語政策、確立殖民權力關係的統治工具。二戰期間，廣播作為宣傳政令的工具被積極運用，1940年代逐步完成遍及全島的廣播網。諷刺的是，當時間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透過收音機廣播宣布的「玉音放送」、「終戰詔書」，臺灣與日本也能同步收聽，知曉日本戰敗的消息。
追溯「廣播」被移植到臺灣的歷史。首先，1924年日本東京放送局成立，隨後擴編為日本放送協會，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NHK。臺灣總督府則在歷經一段時間的實驗與討論後，才於1928年設立臺北放送局（戰後經國民政府接收、改組後併入中國廣播公司，建築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電臺呼號JFAK。
JFAK的節目名稱與播報時段，會在《臺灣日日新報》公布，有興趣的民眾可按報索驥，在正確時段收聽來自不同地域的廣播。雖然放送局起步沒多久，但節目內容已五花八門，包含宗教法要、音樂、新聞、料理、兒童節目、訪談、詩文朗讀等等，甚至還有福建語、英語的新聞時段。
其中偶爾可見的藝術、繪畫相關的講座、訪談，尤其引人注意：同樣是透過聽覺媒體介紹視覺圖像，其節目形式與戰後臺灣廣播常見的文化藝術類節目，或是如今新興的Podcast相比有何不同？不免讓人感到好奇，在早期自1KW、10KW慢慢起步的低輸出功率下，藝術與廣播，這兩個伴隨現代性而生，並於20世紀初期傳入東亞的新興概念如何產生共振？
越境與即時的美術講座
說到廣播最大的優勢，便是前面所提到的，能夠超越空間限制的越境性（transboundary）與即時性。雖然報紙同樣能跨域傳播，但卻受制於時間因素，訊息更新較慢，不過兩者並非相互對立或前後取代的傳媒。1940年7月2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廣播專欄，按照往例整理當天節目內容與對應時段，不過報紙卻特別收錄一篇下午6點25分日本內地節目的內容簡介，當日主持人是日本畫家松林桂月，他將以「畫家之書」為題，介紹日本古代畫家雪舟、椿椿山、池大雅等人的「書道」觀與逸事，臺灣聽眾能夠在家以收音機聆聽。《臺灣日日新報》收錄桂月本人對節目內容的摘要簡介，以吸引對該議題有興趣的報紙讀者群。
多次來臺擔任官展審查員的松林桂月，1939年才剛參與第二回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府展）的審查，留心藝術界的臺灣聽眾對他肯定不陌生。分析「畫家之書」的節目內容，這種單純分享古代畫家逸聞的形式，較不需要仰賴視覺圖像。在沒有電視機、Youtube的年代，這種主題方便聽眾理解。但有當代畫壇名家通過聲音，帶領聽眾徜徉於古代藝術世界，仍頗具吸引力。
有時《臺灣日日新報》也會刊登JFAK的節目內容，體恤之前不小心錯過廣播的聽眾。1932年2月，南畫家小室翠雲來臺遊歷，於臺北舉辦作品頒布會，接著前往中南部遊歷，與各地文化人士皆有往來。2月14日翠雲先在臺北ロータリー俱樂部（扶輪社）舉辦演講「東洋畫的系統」，18日晚間6點30分則於臺北放送局，以「恩師草雲先生與南畫精神」為題舉辦講座（「草雲」即小室翠雲的老師田崎草雲）。數日後，節目內容以節錄形式刊登《臺灣日日新報》，佔約三分之一報紙版面。
在麥克風前，小室翠雲以回憶口吻娓娓道來恩師充滿戲劇性的生平，隨後話鋒一轉，翠雲認為畫家應當胸懷理想、意志，方能開創更高的畫境。而如今臺灣被日本統治已逾30年，各方面的設施皆已完善，唯藝術仍有所不足，南畫的發展更是令人遺憾。最近日本內地已有東京府美術館成立，並有各種展覽會舉辦，滋潤全國民眾的思想，他期待臺灣能更加提升精神方面的美術修養。
這種著重畫家生命敘事，而非圖像描述的節目形式，雖與桂月頗為相近，但翠雲的節目比起單純講述藝術史故事，更多是透過田崎草雲的事蹟傳達個人理念。事實上，南畫與書法在明治維新之後，都遭到西洋畫與近代日本畫的衝擊而面臨挑戰，而臺灣傳統書畫的傳統也在1927年臺展創辦之後，面臨與近代美術間的勢力消長。此時，松林桂月與小室翠雲兩位南畫大家，透過新興的廣播媒體推廣書畫的做法，頗能反映臺灣美術界的現況。
臺灣最早的廣播藝術講座？石川欽一郎的帝國廣播旅行
除了書畫，各個藝術領域的專家或愛好者亦不乏善用廣播的例子，如身兼全關西寫真聯盟理事的農學博士素木得一，曾在JFAK趣味講座中，分享過寫真藝術的知識與鑑賞方式。1931年12月，日本漫畫家服部亮英來臺，也曾在JFAK主持「漫畫講座」。而若是明確以訪談形式進行節目的例子，則有1931年8月日本洋畫家水谷清與富澤有為男（後者更以其作家身分聞名）趁著從法國留學歸日之際來臺辦展及寫生，並且於同月2日在JFAK以談話方式分享旅途的心得等等。但若要說哪位藝術家最早在JFAK放送與藝術有關的節目，則不得不提石川欽一郎。
1930年對這位年逾59歲的老畫家而言是忙碌的一年，年初他還在苗栗獅頭山旅行，3月就從基隆搭船前往日本東京三越百貨舉辦個展。5月初回到臺灣，先是在臺北觀看赤島社的展覽，寫下觀展心得。隨後又在5月、7月兩度前往新竹、苗栗旅行，目的是為了當地講習會及學校美展。到了下半年，第三回臺展即將開幕，石川又準備投入審查的工作。馬不停蹄之餘，他自10月7日起，每周一晚間6點半還在JFAK主持「美術鑑賞講座」，一連就是八週。從時間來看此次節目是臺灣最早的廣播藝術講座，《臺灣日日新報》以不小的篇幅加以報導，廣播內容如下：
第一講 明治以後的日本畫
第二講 明治以後的西洋畫（其之一）
第三講 明治以後的西洋畫（其之二）
第四講 日本的裸體畫
第五講 古典畫的鑑賞（其之一）
第六講 古典畫的鑑賞（其之二）
第七講 現代畫的鑑賞（其之一）
第八講 現代畫的鑑賞（其之二）
石川欽一郎的節目結合日本近代美術史與美術鑑賞，身為實際走過且參與明治時代美術黎明期歷史的人，石川或許能以親歷的見聞，在麥克風前侃侃而談吧。不過第四講「日本的裸體畫」尤其有意思，演講時段是10月27日，已是臺展開幕後的隔天。但在審查前夕，才剛爆發臺灣畫家任瑞堯的參展作〈水邊〉因違反風俗，引發爭議一事。畫中描繪一裸體男童在地上放尿，被認為有礙觀瞻。最終經審查員協調後，以任瑞堯自行撤下作品作結。
從報導與任瑞堯事後的回憶可知，包含石川欽一郎在內的審查員，自然知曉西方裸體畫的脈絡，而有關小便動作的描寫，不少大師也曾畫過，但審查員認為臺灣的情況不同，而官展空間展出這種作品也有礙觀瞻。雖說廣播的題目早在任瑞堯事件爆發前已擬定並公布，但仍讓人不免猜測，石川是否會在廣播時，藉機向聽眾分享觀看裸體畫的正確心態，漸進地改變臺灣的觀看文化與藝術土壤？而後四講的客群明顯著重在一般觀眾與藝術愛好者，可見石川藉由廣播節目普及藝術知識的企圖。
兩年後，年滿60歲的石川欽一郎，最終決定退休返日，離開這座他耕耘多年的島嶼。1933年，他前往朝鮮半島遊歷，先是在金剛山旅行，隨後於京城（今首爾）三越百貨的畫廊舉辦水彩畫個展，將臺灣的風景帶到朝鮮，報導稱：「展示何謂水彩畫最高標準的逸作」。
展覽開幕隔天，石川於JODK（京城中央放送局，1927年開播）頻道的下午2點時段，演講「有關水彩畫的沿革」。身為日本明治時代水彩畫壇的耆老，加上對英國水彩畫的長年研究，縱使身處朝鮮，面對陌生的聽眾，他也能以謙和優雅的談吐，帶領眾人一探水彩畫的堂奧吧。從日本到臺灣、朝鮮，石川受益於日本水路、鐵路交通的革新展開旅行，而橫跨帝國境內的廣播設施與電波覆蓋率，則讓有長年演講、授課經驗的石川如魚得水，更容易宣揚理念與藝術知識。
結論
以上例子，說明廣播事業在東亞逐漸為藝術界所接受、使用的過程。藝術家借助現代媒體宣揚個人理念或普及藝術知識，參與建設社會文化的工程。而多樣化的主題與節目形式，則反映藝術家配合聽覺媒體侷限所做的調整。但需要注意的是，收音機在當時屬高價物品，且臺灣放送協會明訂收聽費用為每月1圓，以至廣播事業發展初期，臺人聽眾仍屬少數。再加上JFAK是總督府官設機構，廣播內容必然經過審查，以迎合殖民統治的需求，也或許正是如此，上述廣播節目的主持人皆為日本人。由此來看，藝術節目的影響力應該遠不如報紙評論，對臺灣本島人的影響也有限。
雖說如此，吾人仍不應忽視廣播在1930年代發展初期，對藝術圈造成的衝擊與吸引力。上述藝術家中，確實不乏畫壇領導人物，如松林桂月、小室翠雲等，而像石川欽一郎這樣，於JFAK創立之初就連續主講，可見他對廣播這一媒體的信任與支持。只是由於技術侷限與時代因素，且缺乏美術館等配套設施，臺灣當時藝術講座無論影響力或內容深度，皆很難與戰後的藝術廣播節目、乃至當今的Podcast相比。但透過發掘這段藝術與廣播的早期歷史，我們仍能看到當時藝術家嘗試普及藝術的所做的努力，以及電波在殖民地的天空中與藝術相會後，共振、激盪而出的絢爛火花。
參考資料：
〈美術鑑賞講座 J.F.A.K.から放送 講師石川欽一郎畫伯〉，《臺灣日日新報》，1930-10-07（n2）。
〈素木博士放送 寫眞藝術につ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30-10-20（7）。
〈滯歐作品展を 臺北で開く 九月上旬臺展に先驅して 來臺した二洋畫家 二日夜對話を放送〉，《臺灣日日新報》，1931-08-02（7）。
〈賑災美談 畫家作畫 校書奏曲服部亮英氏が 漫畫講座放送 JFAKて十三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31-12-13（7）。
〈JFAK 十八日〉，《臺灣日日新報》，1932-02-18（6）
小室翠雲，〈恩師草雲先生と 南畫にこもる精神 十八日JFAKより放送〉，《臺灣日日新報》，1932-02-28（6）。
〈石川欽一郎畵伯水彩畵展を開く〉，《朝鮮新聞》，1933-10-12（5）。
〈ラヂオ JODK〉，《朝鮮新聞》，1933-10-13（3）。
〈ラヂオ隨筆 畫家書（東京六．二五）〉，《臺灣日日新報》，1940-07-28（4）。
李承機，〈日治時期的廣播事業發展及其影響〉，《臺灣學通訊》86（2015-03），頁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