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峽地方的文藝盛事，即是由李梅樹紀念館所舉辦的「梅樹月」活動。今（2022）年四月底以「時代風景：繪筆下的風土紀行」為題展開。這次展覽中，最令人感到驚艷的，想必是台灣受現代美術洗禮的第一代西畫家陳英聲的作品再次映入台灣觀眾眼簾。這位創作者在戰後幾乎消聲匿跡，留世作品極少，甚至還曾有英年早逝的傳言出現。不過這次展覽由李梅樹紀念館聯繫到陳英聲後代，借展六件水彩作品，數件和藝術家友人陳澄波通信時的明信片，以及與水彩畫家藍蔭鼎同訪屏東原住民部落時的紀念照。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次展出的陳英聲作品中，除了一件《山地風景》為日治時期常見的原住民主題外，其他五件則是他在1928年與藍蔭鼎一同前往滿洲與朝鮮寫生旅行時，所留下作品。而這也讓人好奇，在各種國際藝術交流已蔚為常態的當下，近百年前的藝術家們的異國經驗為何？5月7日，台灣美術史研究者劉錡豫則在「旅行的意義：陳英聲與藍蔭鼎的東北亞寫生之旅」講座中，為觀眾詳盡解析了這次旅程的緣起與成果，帶領觀者解讀這些台灣「地方色」以外的異文化風景。
除此之外，近年台灣文學累積了許多研究過去帝國殖民統治下，台韓兩地文學交流或比較評論的相關研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台灣學者許俊雅所撰之〈朝鮮作家朴潤元在臺作品及其台灣紀行分析論〉，其中提到了一名曾旅居台灣，並且在《東亞日報》發表過數篇台灣觀察文章的朝鮮作家朴潤元。根據許俊雅的研究，這位充滿謎團的朝鮮人作家於1919年至1921年間在台期間，有可能與中部一帶的台灣文人有所交集。回到朝鮮之後，任職於《東亞日報》義州分局，本身也有可能是出身此地的朝鮮人。義州位於今北韓境內，在國際政治的分隔下，資料搜集困難，也因此朴潤元的身份迄今仍籠罩於陣陣歷史迷霧之中，待後續的解謎。這些曾經涉足帝國「另一個」殖民地的藝文創作者，留下了怎樣的紀錄與內容，著實耐人尋味。
陳英聲與藍蔭鼎的創作生涯
藍蔭鼎與陳英聲這對曾在1928年共遊東北亞的摯友，比較其藝術生涯，身為台灣第一代接收現代性美術思潮與創作形式的陳英聲就顯得低調且沉默。在大環境方面，這自然與日治時期西式媒材發展逐漸以油畫為主流，與藝術家震懾並失望於戰後中華民國領台時的動亂，有著極大關係。在這方面，藍蔭鼎相對地掌握了一些時運，仍在戰後威權統治的政治情境下，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與中華電視台董事長，並且透過參訪世界各國的機會推廣自己的作品。2021年北美館的「未竟之役：太空．家屋．現代主義」就將他定義成「名揚四海的現代中華藝術家」，這種以「中華性」為主軸的展覽，自然不太說明藍蔭鼎過去藝術養成與創作事業開啟於日治時期，當然更不可能談起藍蔭鼎為了致敬自己的美術啟蒙導師石川欽一郎，曾在皇民化時期將名字改為「石川秀夫」。
本文在此提起這經驗，並非要針對藝術家做出某種國族式的「道德勒索」，也不想將其生平刻意解釋成某種「身不由己」的情境，而是希望強調個人面對國家體制時仍可展現的某種「能動性」。例如當殖民者要求改為日式姓名時，他仍可透過反轉這個體制，達到致敬自身藝術啟蒙的訴求，也包括他在中華民國領台後，為延續自身創作生命所作出的政治選擇。當下的觀者也能進而理解戰前與戰後兩個差之千里的時代與文化背景，在他身上淬煉出了怎樣的「台灣性」。畢竟以台灣為主體，才能更清楚地釐清和藝術家不可分割的兩個時代與其生涯間的關係，不必被侷限於狹隘的「中華性」。然而，藍蔭鼎戰後的輝煌生涯，與陳英聲隨著潮流與時代更迭默默淡出藝壇的鮮明對比，不免令人感到唏噓。
水彩摯友的東北亞之旅
回顧藍蔭鼎與陳英聲過去同遊東北亞的寫生旅行，劉錡豫在講座中指出，這與幕末至明治時代初期，西方美術風潮進入亞洲世界有關。仔細端詳他們的足跡，包括金州、遼陽、奉天、平壤、京城（今首爾）、金剛山、大連、京都、滋賀、東京等等，其實也相對反映出當時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在語言與交通上，接受日語教育的兩人自然是具有相對優勢。惟今日因科技進步，曾體驗過各種旅行便利的我們，自然是難以理解當時的高成本，與來往各地時頗挑戰體能的船運和鐵道交通。
提到出國參展或駐村的旅費，今日的藝術家們，第一個想到的大多是去申請官方補助。但在日治時期，陳英聲是直接透過販售作品來籌措旅費。1928年五月，他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出水彩販售消息，作品皆標價清楚，附畫框且不收支票。劉錡豫表示，當時裱框成本不低，而陳英聲特別自己配框以要求整體作品的呈現完整度，可以設想當時台灣對藝術買賣、典藏與展示，已有一定的成熟度。另外當時仍有教職的他，選在五月開始販售繪畫。應該也是為了趕上學校的暑假期間，以求能有更充裕的時間，應付因交通問題而使旅程可能延誤的情形。
當時他們由基隆出發，順著「內臺航線」的規劃，先到了九州的門司港，再轉船到大連，接著沿南滿鐵路北上到了金州。這個城市在當時以明清時代的古城，與日清戰爭戰場聞名，這時陳英聲就以此為主題創作出《金州斜陽》。遠景古城門的遺跡，與傍晚斜陽照映下，彩度秀麗的綿延群山相映，光影的安排相信是整件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旅行景點的規劃上，也可看出當時各地開始對旅遊推廣的景點，以及繪葉書在當時推波助瀾的效果。舉例來說，陳英聲在朝鮮的作品，許多都是當時朝鮮當局大力推廣的名勝，以金剛山，就同時出現陳英聲的《朝鮮金剛山九龍淵》和藍蔭鼎《海金剛》與《金剛山萬物相》中。當然在他們之前也有許多前輩藝術家處理過這個主題，如山內多門的《金剛山》（1921）和高島北海的《朝鮮金剛山萬物相圖》（1919），而石川欽一郎在1933年，也有一件《朝鮮內金剛長安寺》。另兩件《平壤大同江》與《平壤練光亭》也應是這脈絡下的作品。
劉錡豫進一步表示，《平壤大同江》上描繪的大同橋在後續的韓戰中，因戰爭被北韓軍隊炸毀，橋上逃難的倖存民眾為了不落入寒冷的江水中凍死，抓著殘缺的橋體也要爬到對岸，這畫面曾被美聯社攝影記者德斯佛（Max Desfor）拍攝下來，成為象徵韓戰的重要媒體圖像之一。劉錡豫的比較也讓觀眾了解到，畫中的朝鮮半島風景，如平壤大同江、練光亭與金剛山，現在幾乎都在北韓境內，是當下的我們，特別是全球疫情下，無法輕易到達的地方。過去的旅行困難在於交通與花費，現今的旅行反而是麻煩在冷戰遺緒的國際政治與病毒。兩個時代的對比，值得深思。
朝鮮記者朴潤元的台灣觀察
除了陳英聲的朝鮮描繪與其傳世作品，我們自然也好奇當時朝鮮人的台灣經驗，而先前提到的朝鮮記者朴潤元，他曾發表的新聞文章或觀察評論中，事實上也描述了當時在台朝鮮人的狀況，以及他對台灣原住民的觀察。根據其發表在《東亞日報》的文章「在台灣居住的朝鮮同胞現況」 ，朝鮮人移居台灣的現象在日治時期之前就已經存在，希望能夠脫離貧窮的生活在豐饒富庶的南方如台灣或東南亞一帶，得到更好的生活。當時朝鮮人要在海外致富的重要關鍵，想必就是半島產的珍貴人參，特別是當時在台灣能大發利市的朝鮮商人，大多掌握其通往台灣、東南亞或中國的販售通道。其中最有名的則是經營興鮮社，出身自義州的韓材龍，他與台灣商人郭天賜合作，取得朝鮮人參的進口權，甚至在爪哇也設有分店，商譽遠播。而興鮮社在當時因為韓材龍樂善好施，常因同鄉情誼幫助有困難的在台朝鮮人，據朴潤元的說法，在當時可謂是台灣朝鮮人的交流甚至收容中心。
不過談到在臺朝鮮人，勢必也需要提到在台灣的朝鮮娼妓。在當時重要城市的花街，不論是台北艋舺花街、基隆的田寮町或者台南的新町遊廓，幾乎都會有朝鮮人所經營的花樓，這自然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日本風俗業長期都有將女性送往海外，以服務在外地的日本人，位於新加坡的日本花街遺跡即是一例。但隨著日本帝國現代化與國際接軌，其人口買賣問題漸漸受到國際關切，因此開始限制日本女性的輸出。朝鮮的風俗業者反倒看準這個縫隙，開始輸出朝鮮的花柳業女性。朴潤元在報導中也談到了某些在台朝鮮男人流連鮮妓的現象，指出這些社經地位相對低下的人們，幾乎都將自己的收入花在酒水跟遊廓，或許可將這個狀態解釋成在異鄉的苦悶與對故土的思念。但朴潤元仍不客氣地批判，在朝鮮遭到日本殖民的當下，這就是亡國奴的表現。另外，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由於半島的抗日事件時有所聞，在台朝鮮人也常會被本島的警察系統關注。朴潤元就曾提到，他旅台期間，一名同鄉的崔姓友人來台灣找他，卻因為長得太像某位朝鮮抗日派人士而遭到拘留，在語言不通的監牢中和許多流氓關在一起，忍受各種苦痛，想必讓朴潤元深切體驗到殖民地子民的悲哀。
綜合以上，當代韓國（或者說泛朝鮮半島）已是台灣國際藝術交流的重要據點之一，惟多以半島與台灣在美蘇爭霸國際氛圍下的冷戰經驗，與威權體制其實下的民主人權行動探討為主要論述。日治時期台朝交流的相關議題討論，限於語言隔閡與檔案資料匱乏，相對難以展開。而本文整理與初探上述劉錡豫與許俊雅的講座分享與研究，與讀者分享這些彷彿已隱沒在歷史邊緣的「台朝關係」。陳英聲與藍蔭鼎這對水彩摯友的東北亞之旅，與其戰後迥異的生涯，對比當下台韓間熱切討論的冷戰議題，事實上拉出了另一條獨特的脈絡關係。朝鮮記者朴潤元「殖民地之旅」後留下的在台朝鮮人觀察與紀錄，也讓我們更加了解台灣多元的對外關係，透過上述的分享解析，希望對台灣的過去與未來能有更多跨文化與族群的想像。
陳飛豪( 115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